《陕西省教育志》作为陕西省志编纂工程的一部分，得到了陕西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成为陕西各部门志中部头最大、字数最多（皇皇270万余言）、颇具特色的一部志书。

　　《陕西省教育志》首要特色是注重真实性。志为信史，志书的第一功能是存史，真实性乃志书的生命。

　　有统计资料表明，1966 —1977年10年间，国家对全国高等学校和教育部所属普通教育事业的基本建设投额是16．32亿元，比1956 —1965年10年间的投资额31.1亿元减少14.78亿元，比“文革”结束的头五年（1977 —1982年）的39.77亿元少了23.45亿元。但亦有个别高校例外。比如文革中，西北工业大学的科研经费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1976年比1966年翻了一番还要多。《陕西省教育志》用图表和文字记述就此作了真实的反映。原来，西北工业大学当年归国防科委管，其科研项目牵涉国防建设，有特殊背景，甚至中央军委派专人督查，从而让“四人帮”鞭长莫及。

　　《陕西省教育志》注重真实性，还体现在对教育工作既记述正面的、正确的做法，又记述历史教训，对负面的如事故等不作回避。如对1971 年4 月30 日下午，镇安县锡铜公社回龙寺小学学生回家途中下河摸鱼，岩石滑坡，致使9名学生当场死亡；1982年10月3日，商南县白玉区毕家湾公社陈家庄渡口船只超载，致使15名学生死亡；1987年12月28日，山阳县城关小学周会时学生拥挤造成死亡28人伤56人的特大伤亡事故等，《陕西省教育志》均作了如实记载，这就为学校进行安全教育提供了活教材，为后来的办学者敲了警钟。

　　陕西自古以来就有重教兴教的优良传统。从《陕西省教育志》上，我们了解到，黄帝、周公、商鞅、董仲舒、韩愈、柳宗元、张载、李颙、贺瑞麟、刘古愚、尹昌龄、于右任、张奚若、江隆基等诸多陕西教育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涵濡当时及后世，对陕西教育，以至中国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从《陕西省教育志》上，我们还了解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很多都发生在陕西：从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到专门化的学校教育的过渡是在实施“学在官府”制度的西周完成的；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行同伦”等文教措施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以及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西汉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将德育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战略”地位，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效仿的蓝本；隋唐时期教育获得更大发展，形成了完备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地方私学三大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央、州、县、乡、里五级完整的国家教育网络，相当发达的留学生教育，等等。

　　陕西教育的“今天”，亦无比辉煌。建国以后，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教育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全国教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此期间，陕西的教育更是取得了累累的丰硕成果。

　　从这部志书中，我们很容易获得这样一个事实：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为了教育的发展做了不懈的绝大的努力。1949 年，全省仅举办有幼儿园4 所、普通小学14334 所、普通初中84所、普通高中43所、高等学校3所，到1990 年，各自分别发展为幼儿园1283 所、普通小学37155 所、普通初中2409所、普通高中632 所、高等学校48 所。学校数量的大大增加，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普遍有学上。

　　资料宏富的《陕西省教育志》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无数的线索，为我们拓展思想空间、知识空间等打开了门路。为我们对陕西教育如何从“昨天”走到“今天”获得了清楚、明晰的印象，更为我们如何办好当下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陕西省教育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定价5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