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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与史学理论批评的双璧交相辉映——《国语》、《战国策》、《史通》、《文史通义》出版 发布时间:2010-3-15 0:00:00   作者:徐乐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中的“大学经典”丛书在2008年年末推出了《国语》、《战国策》、《史通》、《文史通义》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国语》与《战国策》属于为数不多的流传至今的先秦历史典籍,是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乃至西周时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著,凡21卷,它记载了上起西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五百年间的史实,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典籍。本次出版采用三国时代吴国韦昭的注本,以清朝黄丕烈士礼居丛书翻刻明道本《国语》为底本,重新分段,并加新式标点。而《战国策》系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自西汉末刘向编订为33篇之后,姚宏、鲍彪、吴师道皆有注本。本次以《四部丛刊》影印的元至正十五年鲍注吴校合刊本为底本,标校整理,以横排简体字出版。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理想的普及本,方便读者的阅读。   《国语》与《战国策》皆是国别体史书,以记言为主,现在能见到的本子都是经过西汉人整理编订的。这两本书的内容皆以“记言”为主,多有编饰成分,所记未必都是史实。《国语》所记载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上层贵族阶级之间的言论,而《战国策》则是以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的谋议或辞说为主。无论是谁的“发言”,要在以说明事理为主,因此,其所列举的事例或有虚构,但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以及涉及到的一些社会风俗则当认作是史实,这才是他们史料价值的真正所在。   《国语》与《战国策》在文学上同样有着极高的成就。《国语》的文辞向以文辞闳丽著称,有“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柳宗元《非国语》)之誉。而《战国策》“辩丽横肆”,叙事简洁明快,文字顺达流畅,而情节往往曲折动人。宋代学者胡应麟从文章流变的角度评论说:“《国语》寓偶于散以植其骨,《左传》之支流也。《国策》解偶为散以振其气,迁史之前茅也。《国策》之文粗,《国语》之文细。《国语》之气萎,《国策》之气雄。”无论是《国语》还是《战国策》都是先秦散文中的奇葩,倘能细细体会,自会获益良多。   《国语》向来就有为《春秋》或左氏“外传”的说法,长期以“春秋外传国语”之名,列入经部春秋类中,某种程度上具有“准经典”的地位。《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但《战国策》与《国语》完全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在人生观上划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当然书中也描绘了重义轻生,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的侠义之代表的另一种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的共同之处在于更加重视个人的人生价值,这与儒家思想是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同样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   如果说《国语》与《战国策》是先秦典籍中的史学与文学的双璧的话,那么《史通》与《文史通义》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的双璧了。   《史通》是我国唐代史学家、思想家刘知几的代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共有20卷,分为内、外两篇。这次出版,我们将清代浦起龙的“通释”按内容排在相应的每一段本文的后面,以方便阅读。此外书中还收入了吕思勉先生关于《史通》的评论。而《文史通义》则是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代表作,这次印行以章氏次子章华绂编印的“大梁本”为底本,还加入了吕思勉先生对《文史通义》的评论。可谓两册在手,尽可见中国史学理论之脉络。   《史通》论述的核心一是集中在史学的功能和史家的职责,一是集中在史书的体例与编撰方法。其作者刘知几最著名的观点是“史才三长说”,即“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一观点虽然在《史通》中并未有专门叙述,但书中各篇论述,都是对“三长说”的具体阐述。而章学诚最著名的论点则在《文史通义》开卷第一句就鲜明地提出了:“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内容以文史评议为主,主张学问应当“经世致用”。由于章学诚所处年代远远晚于刘知几,而两者为学多有相同之处,当时就有人将其比作刘知几,这就使得他要注意强调与刘氏的不同:“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   在阅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时,一定要注意吕思勉先生的评,吕先生的评就相当于帮我们与古人之间架设了一座坚实的桥梁,可以使我们在阅读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语》定价:32.00元;《战国策》定价:58.00元;《史通》定价:46.00元;《文史通义》定价:34.00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