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在这个暑假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2014 年的夏天又把书稿修改完毕。这就是张忠培先生在为我作的《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序中所说的“第二把剑”。其实我是把两本书看成是我在退休前向我的导师交的两份作业，第一本是给我的西亚两河史前考古的导师林志纯先生和张忠培先生的作业，这本是给我的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导师林沄先生的作业。

　　看着这摞书稿，很想说说这本书的缘起。自1997 年我师从林沄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就选择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刚接触“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这个概念时，我就想能否区分出中国北方特有的和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共有的青铜器。但是由于当时对境外草原的考古资料了解得十分有限，在博士论文中只是对见到的与中国北方青铜器相似的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答辩评审专家建议我今后在这方面要进一步深入。2007—2008 年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时，听了为研究生开设的欧亚草原考古的课，视野开阔了，了解了整个欧亚草原从公元前3000 年到公元前后的时空框架，在此基础上我重点收集与中国相邻草原的资料，发现草原各地的文化面貌的差别，不再把欧亚草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样就可以更准确地找到中国北方青铜器与欧亚草原具体地区的交往，并推测交往的路线，进而重建草原金属之路的文化格局。

　　邵会秋是我的博士，毕业留校后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因此他对欧亚草原有较多的了解，他曾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我们正是通过互联网，共同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内容。潘玲是林先生的博士，我的师妹，现在是国内匈奴考古的专家。最后一章是匈奴联盟的历史，由她撰写最为合适。我们三人，在这一领域的老一辈学者的栽培下正在形成新的研究团队。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是国外学者。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开始了科学的发掘。以田广金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为这个领域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发掘的资料，乌恩岳斯图先生大量的研究中引用了境外草原的资料，正是在这些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资料方面的便利，还有学术观点的不断交流。我们的书稿是为这个研究中增添的一块砖瓦，这个研究的接力赛将会不停地传下去。

　　从1975年读考古专业以来，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耕耘，这是我的谋生手段与个人兴趣的结合点，所以乐在其中。做学问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智力和能力，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人生境界和生命信念的基础。这个信念是建立在学术可以超越时间的领悟上，这就是学术精神对学者一生的意义。看着这些书稿，我就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时常想起张忠培先生在1984年我硕士毕业时为我规划的发展蓝图：从西亚史前考古向东扩展到中亚，时代下延到青铜时代，这样就可以做中国与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了。当时我觉得这是很难实现的。中亚的资料太零散，青铜器的研究与新石器考古也有很大差别。本书的研究已经从中国北方扩展到欧亚草原和中亚，已经接近了先生为我设定的研究目标。但这只是开始，学术的道路还很长。2012 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大会上，林先生希望我能够做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宏观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只有国外学者的成果。本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是从文化交往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交往的东西两大系统。

　　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与支持。从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李伯谦老师、张长寿老师、方启东老师对我论文的建议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王宽成基金和英国剑桥大学伦福儒教授为我去英国以及Luce 基金会和匹兹堡大学的林嘉琳教授为我去美国收集资料提供的资助，匹兹堡大学的汉克斯博士的草原考古课让我受益匪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尔教授为邵会秋在国外收集资料提供了帮助。乌恩岳斯图先生为我和潘玲提供了大量的国外考古资料。长期以来我们和林沄先生的交流让我们这些晚辈受益匪浅。在我们请林先生为本书作序时，他对全书都作了认真的修改，甚至包括注释，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对于这些帮助和指导我们的前辈，我们只能用这本书的成果作为回报。最后要感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的资料、信息和有益的学术氛围。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3 月出版，定价：1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