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星庐赋话》（下简称《赋话》），马积高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曾作过专门介绍，而何新文在《中国赋论史稿》中评价它“是赋论、赋史特别是清代律赋研究中的颇具特色之作”。然而，是书长久以来并无一标点整理本问世，读者意欲参考，往往只能求诸《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影印的《高凉耆旧遗集》本，实属不便。此番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见星庐赋话校证》，虽曰戋戋小册，却弥补了清代赋学论著整理工作的一个遗珠之憾。

　　《赋话》一书，是“道光壬午余买舟游岱时所辑也”。他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采缀者十万言，构思于月尾风头，使笔在舵边篷底。墨随波涌，汗成雨挥，心力俱疲，爪痕宛在”。林联桂时年四十八，距他乡举已过去十七年，离他中进士为官尚有四年，正是“不得志于有司”之后久客京邸，壮游卒岁的中年时期。嘉道之际，馆阁律赋风格趋变，唐人气度不复为士子追慕，他们一方面为了在翰林院考试中取得好名次，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全新的辞赋审美趣味，遂引领起一场“修辞的复兴”。林氏此时虽全无翰苑经历，却是紧跟时代，密切关注馆阁赋“因难见巧”的创作动向，不得不说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

　　《赋话》卷一承袭陆葇《历朝赋格》说法，将赋分为文体赋、骚体赋与骈体赋，所举例子皆为明以前作品。诗有诗式，书有书格。徐灵府《天台山记》有司马承祯语：“子之书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气力全无。作此书格，岂成文字。”自然，赋亦有法度。林联桂受陆葇古、律之分与“三格”之说影响甚深，遂以近一卷的篇幅勾勒出了明代以前骈赋的流变主线。在卷二至卷七中，林氏纵论清代律赋，所选尽为馆阁作品，其间不少甚至是通篇全录，具有难以替代的文献价值；林氏的评论又常常于三言两语间点出匠心奥义，如卷六举胡给谏承珙《安肃菜赋》有“赋题有枯而能腴、俗而能雅、点缀映媚、戛戛生新、渲染衬烘、栩栩欲活者”，其引而不发处则又启人遐思，如卷四评吴侍郎其彦《拟李程日五色赋》有“此以如荼如火之观，拟轻拈浮弹之笔，以不似为似者也”，而某些作品不徒具备文本意义，华丽辞藻牵出的是对往昔的追忆，回顾论说也成了一场“感伤的旅行”，如卷五论黄侍御玉衡《罗浮蝶赋》有“侍郎忽忽下世，三阅寒暑矣。今读斯篇，语语为仙蝶写生，却语语为自己写照。睹赋思人，涕横沾臆，吾不知栩栩其为蝶，抑蘧蘧其为周也。飘然蜕化，出神入天，仙乎，仙乎”，直令人如在山阴道上行，目不暇给。末三卷稍嫌芜杂，既有林联桂本人与时人作品，又有古赋、骈文等，私心以为，其中最值得一读的或是卷八所记科场失意的齐鲁岱岳之游、卷九所载“京邸十年”同文人的交游结社，阅罢这几段自述，再回过去看卷二至卷七中的观点，当对其整体立论有更为醒豁的认识。

　　点校者在《前言》中论及《赋话》的赋论特色时说：“《见星庐赋话》以八卷的较大篇幅，以具体作品为例评析清代馆阁律赋艺术成就为主要内容，既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部以赋篇品评为主的赋话著述，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这一论断明确点出了林氏此书“崇尚时趋”的赋评特色。对于推崇“因难见巧”、“避熟趋新”的馆阁雅士，林联桂自是引为同道的。馆阁律赋中，“然间字韵，限助语、虚字最为棘手”，他欣赏“大家偏从此处因难见巧，意外出奇”（卷四）；赋有禁体者，他以《澄海楼赋》为例（“凡字涉水部者概不用”），认为这“避熟趋新、偏师制胜之一法也”。林氏不吝笔墨，对对偶、词义和声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新”、“奇”、“工”是频繁出现的字眼。但比起务求去除唐律的玉堂诸公，林联桂对待唐赋的态度似更缓和。春浦所谓“尚心得者遗雕伪，以为堆垛无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则曰空疏近陋”，林氏立论，庶几避免了这两种弊病。

　　（《见星庐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