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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历程
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中国的出版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现代印刷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多种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高潮。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出版业渐趋衰微,古籍整理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万象更新。在毛泽东思想及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一批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古典小说名著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如《古本戏曲丛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也相继出版。随着出版业的调整和改革,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复苏。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齐燕铭同志主持小组工作,确定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定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明确提出“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应当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的目标。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经过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的系统整理阶段。
《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的实施和出版分工的调整,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计划性大大加强,总体质量有所提高。但由于当时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古籍整理事业受到干扰,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毛主席同志非常重视中国历史的教训,全国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同志:“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主席同志深表赞成。——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