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碑刻，即含有文字内容的石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碑刻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碑刻又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碑刻是各级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应尽的义务。

　陕西是文物大省，也是碑刻珍藏和拥有数量最多的省份。陕西碑刻，根据形制可分为碑碣、墓志、塔铭、造像、摩崖五大类。根据内容可分为纂言、纪事、述德、文学艺术四大类。纂言类如官方文书、私家文书、乡规民约、告示、诉讼、制诰、禁碑、劝诫碑等，纪事类如各种建筑及道路桥梁的创建、重修碑、兴修水利碑、族谱等，述德类如墓志铭、传记碑、德政碑、墓碑等；文学艺术类如诗词、警句、书法等。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学、人物、科技、宗教、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堪称中国古代史料特别是陕西地域史料之百科汇典。同时碑刻文献又由于其制作的特殊性，比之纸质文献而极少出现误、讹、衍、脱、伪等现象，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以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金石学”。

　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碑刻，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高品位的艺术享受，而且对于各地域社会、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家族、名胜、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都极具现实的和潜在的价值，对它们在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资治作用，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调查分析陕西碑刻的存藏情况，探讨其保护对策，从而更有效地保护记载着重要历史文化内容的陕西碑刻，使之能千百年传承延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陕西碑刻的历史可追溯到秦代。随着甲骨文、钟鼎铭文的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碑刻文字的兴起。在今陕西凤翔发现的秦代石鼓文，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其后历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有十三朝古都之誉的三秦大地，镌刻了数以万计的碑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承续的重要载体。后世之人对此也多有记载，如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明人赵崡的《石墨镌华》、清人毕沅的《关中金石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民国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武树善的《陕西金石志》等金石专著和清人沈青崖的《陕西通志》、张聪贤的《长安县志》、李恩继的《同州府志》、民国宋伯鲁的《续修陕西通志稿》等地方志书，都有关于陕西碑刻的文字记录。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一大批碑刻和出土墓志显现于世，更为久负盛名的陕西碑刻锦上添花。

　据作者初步调查，目前陕西碑刻的现状是：

　1. 数量巨大，家底不清 陕西全省现在究竟存有多少碑刻，截止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据《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统计83种古代金石专著和地方志的收录情况，1949年以前著录的陕西重要碑刻有3161种；据1984年全省文物普查不完全统计，陕西存碑刻约有13840种；又据1987年全省文物普查统计，陕西的重要碑刻逾万种，全省碑刻大概有15000余种；就目前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及相关文物考古部门、博物馆、部分地县文物管理部门所藏碑刻或拓片的统计数，粗略估计陕西碑刻应该在20000种以上，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渭南和宝鸡地区，陕南的汉中、安康次之，陕北的延安、榆林又次之。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时期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一大批碑刻得以重现于世，另一方面也说明保护、整理、研究陕西碑刻已是一种时代的亟需和社会的责任。

　2.保存分散，损毁严重 碑刻由于石质厚重，流动不易，所以大多存放当地，分散管理。目前分布于全省各地的20000余种碑刻，一部分保存于各种博物馆内，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昭陵博物馆、药王山博物馆、汉中市博物馆、韩城市博物馆、三原县博物馆、蒲城县博物馆、乾陵博物馆等；一部分收集于各地市县文物管理部门，如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山西岳庙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长安区文物管理处、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一部分存放于考古部门，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等；一部分矗立于各类寺庙道观祠堂内，如户县祖庵重阳宫、周至县楼观台、户县草堂寺、西安大雁塔、长安区杜公祠、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黄陵县轩辕庙、佳县白云观、略阳县灵岩寺、勉县武侯祠、韩城市司马迁祠等；而大部分则散落于民间野外，饱受风雨侵蚀、人为破坏，或裸立于风雨中，或被用作铺路石，或被砌于房屋墙壁，或被当作支板桌面，流失情况和破损程度相当严重，令人十分痛惜。 以著名的唐太宗昭陵碑刻为例，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著录有19通，赵明诚《金石录》著录有33通，田概之《京兆金石录》著录有51通，可是到了明代赵崡著《石墨镌华》时止著录有24通，清人林侗著《唐昭陵石迹考略》止著录有16通。由此可见碑刻经历代损毁之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政府的重视和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在已建成的昭陵博物馆中，专辟有碑刻展室二，共收藏60余通碑刻。但在今人张沛《昭陵碑石》中著录碑刻共计106通，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碑刻墓志得以显现于世，另一方面也可见仍有大量碑刻散落于野外需加以保护，以同一书记载的佚碑存目72通，可见碑刻流失损毁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　3.保管难堪，入藏难继 由于分散保管，经费严重不足，较小的文物收藏单位限于条件，难以做到将碑刻封闭保管，有的放置于室外，有的叠垒于墙根，有的则仍在野外，极易受到风雨侵蚀和人为损毁。由于经费及人力的严重不足以及观念的滞后和不重视，碑刻入藏难继成为推动我省碑刻收藏和研究的一大障碍。由于碑刻本身厚重难移的特质，散落于民间和新发现或新发掘的碑刻，往往不能及时入藏。

　以作为专门收藏碑刻闻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例，据最新统计，该馆收藏碑刻共1668种，仅占全省碑刻的十几分之一，而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里，新入藏的碑刻只有200余种，而且多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所捐献，与陕西碑刻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　4.条块分割，利用受限 由于是分散保管，容易形成条块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保管单位或个人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宣传、不外借，甚至秘不示众、不公布，使碑刻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及现实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和更好的发挥。碑刻和其他文物一样，也有一个从发现发掘到辨识考证到公布信息到入藏展示到开门利用的过程，只有这样，碑刻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才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　2005年引起学界重视的日本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的发现，就是一例。井真成为唐代日本遣唐留学生，病死于长安，对此有汉文墓志记其生平履历。这方墓志铭的发现，对于研究唐代中日关系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方墓志则是西北大学在西安东郊民间偶然所得，其出土时间、地点等一无所知。相信像这样没有发现的地下和民间所藏的碑刻一定为数不少，待开发利用的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

　5.民间集存，联络不足 陕西是文物大省，也是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随着老百姓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带有文字的碑刻也受到民间有识之士或业余爱好者的关注，各地时闻有民间收藏碑刻者。但这种收藏只是一种个人爱好，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贮藏能力以及人力的局限，大多为小范围的就近收集或零星收藏；而且由于缺少联络平台，信息量不充分，所以尚没有形成气候，不能发挥更好的收藏保护作用。

　以张江涛先生为例。张先生原为华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深知保护碑刻的重要性，但又由于经费紧缺等原因，作为文物管理委员会，没有能力和人力对散落于民间野外的碑刻进行逐个排查和收集，张先生利用其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自1991年起，开始搜集收藏碑刻，至2003年时已收藏碑刻232方，并将其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近两年来又搜集收藏400余方。可见碑刻在民间有着很大的数量，只要政府能够很好的引导和鼓励，民间收藏和保护碑刻潜藏着巨大的能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