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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卢盛江撰《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高僧遍照金刚(法名空海)于9世纪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中国失传的六朝至唐的许多重要文献，依靠此书得以保存。一千多年，《文镜秘府论》一直在日本流传，直到清末始再传回中国。
《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此前有一些成果，但都存在不少问题。20世纪40—50年代日本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体例宏大，资料丰富，创见颇多，但其原文有不少讹误，汇录资料亦有疏漏，特别是五十多年来相关研究有重要进展，大量问题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王利器校注本，日本有兴膳宏译注本，但王注本所用底本校本不佳，校勘材料多据近人整理本加注，属二次转手的资料，不少不可靠。校勘上原文有重要遗漏，一般的讹误更多。卷次有误，古抄本大量夹注材料和异文未能汇集。许多原典出处未注，已有的注释不少有误或注不达意。日本兴膳宏译注本重在译注，未能作传本调查和异文资料清理，原典考证、史料辨析等许多问题也未能展开，当然，原文校勘上也有讹误。20世纪90年代，林田慎之助和田寺则彦校勘本则精于校勘而未有注释。
这就很有必要对《文镜秘府论》进行全面的、总结性的整理研究。本书作者卢盛江用十年时间，查清现存传本，清理前人成果，校核文字，比勘辨订，考证原典，注释语辞，补正旧说，融入新见，著成《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作者下了很大功夫调查传本。《文镜秘府论》的传本，20世纪40年代小西甚一统计有18种，80年代月本雅幸统计有22种。本书作者两赴东瀛，深入山林寺院等处，又寻觅求索中国大陆和台湾，除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种古抄本不算，仅《文镜秘府论》就查得26种古抄本，其中新找到4种古抄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找到连日本人也没有注意的传本，并且费尽周折找到辗转流入台湾的一种，这方面作者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作者在古抄本上发现不少前人未曾注意的珍贵的夹注材料。
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清理和总结前人成果。从二百七十多年前维宝的《文镜秘府论笺》，从一百年前日本幸田露伴第一篇研究专文，到近年大量的相关成果，从小西甚一的巨著《文镜秘府论考》、中泽希男的系列论文，到散见于各种刊物著作中的论文论述，甚至未见刊载的油印论文，从日本到中国包括港台，到美国，都尽力搜求，凡有独得之见，作者都几无遗漏地吸收过来。一些复杂的问题，如齐梁诗的解释、四声外来说、四声与梵学，与五音关系的各家说，平上去入四声名义的解释、永明体、八病、对王昌龄《诗格》真伪的各家说，代表性的观点都经审慎考辨甄别，按其得失，按其发展，给以充分反映。本书的很多地方，实可以作为《文镜秘府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来读。当然，本书篇幅稍嫌庞大，但为系统清理学术历史，既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也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篇幅稍多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书中最见功力的，还是作者独立性的工作。校勘上，作者不但用数年时间两赴日本又辗转台湾查清现存传本，并且从纷繁复杂的传本材料中找出规律，清理出条理非常清楚的传本系统，以考察现存各传本与空海自笔草本和修订本的关系，以见其得失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作者从传本上找到根据，证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是天地东西南北，纠正了沿用多年的错误。作者纠正了前人各本在校勘上的不少疏误，比如小西甚一《考文篇》，天卷《七种韵》“七同音韵者”脱12字(《考文篇》38页)，地卷《十四例》“十四轻重错谬之例”句下引醒醐寺乙本双行注脱5字(《考文篇》59页)，等等。王利器校注本地卷《九意》“春意”篇阙4句20字(王注180页)。南卷“幽奇胜概”误作“幽所奇胜”(王注305页)，“八病双拈”误作“八病双枯”(王注314页)，“体物之貌”误作“艳物之貌”(王注333页)，等等。兴膳宏译注本《调四声谱》之韵纽图误把“光广█郭戈果过”置于“光广█郭戈果过”之前(兴注本18页)。 本书在校勘上多有新见。比如，地卷《八阶》“和诗阶”“兼疑秋情”，以为“疑”当作“擬”(本书506页)。地卷《九意》“雨意”中“树液龙惊”，以为“树液”疑当作“澍液”即指暴雨(本书654页)。作者汇录了传本上大量的夹注等材料，这些资料，很多都是国内第一次发表，即使和日本的有关整理本相比，本书汇录的校勘资料也是最全的。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所用本子最全，汇录校勘资料最多。我们相信，有这样细致的工作，本书的本文也应该更为可靠。
考释也下了很大功夫。本书考释涉及面广，既涉及诗学、文学，还涉及到语言学、音韵学，涉及密教佛学，涉及中国，还涉及日本，涉及日本悉昙学、汉诗学、歌学，甚至还涉及日本考古学、民俗学。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本书把注释和专门考证结合起来。对一些较大的问题，先作专门考证。如《九意》作者问题，作者撰写了4万多字的考证文章；“证本”问题，作者撰写了5万多字的考证文章；《文笔式》原典及作年问题，也撰写了近2万字的考证文字。另外，关于“八体”与“八病”关系，《河岳英灵集》“起甲寅，终癸巳”的解释等，不仅全面清理前人诸说，作者自己的解释也无异一篇专门考证。
本书还把注释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作者尽力阐发《文镜秘府论》中诗文论词语的理论内涵。比如天卷齐梁调诗、浮声切响等的理解，地卷《十七势》谜比势，《十体》菁华体，《八阶》返酬阶、援寡阶、和诗阶、东卷的名对、双拟对、联绵对、回文对、邻近对、含境对、背体对，西卷落节病等概念，南卷文学分南北宗的思想文化渊源，《文赋》“伫中区以玄览”、“信情貌之不差”、“眇众虑而为言”等概念的理解，都体现了这一点。这当中的很多问题，是此前王利器等整理本未能注意的。
本书视野比较开阔，依据资料的范围比较广。作者考证地卷《九意》作者时，不仅引据日本大量古代典籍，同时还从日本考古学、民俗学中发掘大量资料，并且联系日本的前方后圆坟，注意到日本古代流行四百多年以土马祭祀祈雨的史料记载，以及马信仰和水灵信仰的古代民俗，从而提出《九意》“云从土马”一句可能出典于日本。如作者在“前言”所说，为弄清《调四声谱》中韵纽图夹注中音注材料的原典，作者从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唐写本王仁昀刊谬补缺本切韵》、冈井慎吾《玉篇研究》、胡吉宣《玉篇校释》引《切韵》、罗常培《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等著作寻找线索，找出其中有关字的反切读音，一一对核比较。又如考天卷《调四声谱》“纽玉篇云女九切结也束也”十一字的出典年代，既注意到古抄本和宋本《玉篇》的资料，又引作于唐中宗时的孙强增《玉篇》和陈澧《切韵考》等资料，从而说明此注不可能为沈约《四声谱》之原文，更不可能为周FCEB所作，但可能为隋唐人补作，也不排除空海自己补注的可能。
本书常常从人们不注意处发现问题，发掘史料，从而提出新说。考证地卷《九意》“云从土马”一句出典是一例。另外，作者注意到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以及日本《本朝文粹•省试诗论》都说上句须避蜂腰，注意到永明至唐初确出现过上句避蜂腰一说，为考证《文笔式》的原典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再如，天卷考证“一多后生”，既注意到《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又注意到空海弟子中，派往向天皇献书，接触到《文镜秘府论》材料的所知道的只有实慧，由此提出，所谓“一多后生”，很可能就是指空海十大弟子之首的实慧。
本书因此纠正前人注释上的一些错误。比如，王利器校注引任学良注，天卷《调声》以为“本节以下所引皇甫冉及钱起、崔曙、张谓诗，诸人并开、宝间与昌龄同时”(王注41页)，实际上，这数人中除崔曙外，皇甫冉、钱起、陈润均晚于王昌龄，有些诗也可证作于王昌龄卒后，任注显误。又天卷《七种韵》说“本节曾引王昌龄、李白诗，疑系元兢《髓脑》文”(王注67页)，元兢与上官仪同时，生活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代，不可能引李白、王昌龄诗，任注也显误。如王利器校注，天卷“齐梁调诗”，以为所引例诗与赵执信《声调谱•后谱》中所标“齐梁体”格律形式相合(王注48页)，其实并不吻合。西卷《论病》“虞帝吟咏”指的是虞舜南风歌，而王注为益稷元首歌(王注397页)。西卷《论病》所说的“八体”实为声病之八体而王注为书法之八体(王注399页)。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玄英戒律”，据《尔雅》和前后句意，玄英实为冬天，而王注引《史记•乐毅传》以为玄英为燕宫殿名(王注641页)。南卷二处引皎然《诗式》“情在言外”、“文外之旨”说解释声之轻重问题(王注287页，288页)，与本文均不相干，注不达意。又南卷引《古今诗人秀句序》中的“周王”，周王当指高宗第七子李显，而王注以为指高祖第九子李元方(王注361页)。
本书新见迭出。从原典的考证，如《九意》作者，《文笔式》原典及作年，“释曰”类文字的出典等，到一些理论性问题的阐释，如“八体”与“八病”，沈约与“八病”关系，王昌龄《诗格》真伪，天卷《调四声谱》韵纽图，如地卷各体例，东卷各对属，梵语诗律与中土诗病说关系，等等，再到一般性词语。没有解释尽力给出解释，已有解释的尽力给出新的更为确切的解释，找出新的更为确切的典据书证。
本书细实缜密厚重，系统清理，而又独立创新。是《文镜秘府论》研究史上总结性标志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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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卢盛江撰《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高僧遍照金刚(法名空海)于9世纪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中国失传的六朝至唐的许多重要文献，依靠此书得以保存。一千多年，《文镜秘府论》一直在日本流传，直到清末始再传回中国。
《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此前有一些成果，但都存在不少问题。20世纪40—50年代日本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体例宏大，资料丰富，创见颇多，但其原文有不少讹误，汇录资料亦有疏漏，特别是五十多年来相关研究有重要进展，大量问题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王利器校注本，日本有兴膳宏译注本，但王注本所用底本校本不佳，校勘材料多据近人整理本加注，属二次转手的资料，不少不可靠。校勘上原文有重要遗漏，一般的讹误更多。卷次有误，古抄本大量夹注材料和异文未能汇集。许多原典出处未注，已有的注释不少有误或注不达意。日本兴膳宏译注本重在译注，未能作传本调查和异文资料清理，原典考证、史料辨析等许多问题也未能展开，当然，原文校勘上也有讹误。20世纪90年代，林田慎之助和田寺则彦校勘本则精于校勘而未有注释。
这就很有必要对《文镜秘府论》进行全面的、总结性的整理研究。本书作者卢盛江用十年时间，查清现存传本，清理前人成果，校核文字，比勘辨订，考证原典，注释语辞，补正旧说，融入新见，著成《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作者下了很大功夫调查传本。《文镜秘府论》的传本，20世纪40年代小西甚一统计有18种，80年代月本雅幸统计有22种。本书作者两赴东瀛，深入山林寺院等处，又寻觅求索中国大陆和台湾，除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种古抄本不算，仅《文镜秘府论》就查得26种古抄本，其中新找到4种古抄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找到连日本人也没有注意的传本，并且费尽周折找到辗转流入台湾的一种，这方面作者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作者在古抄本上发现不少前人未曾注意的珍贵的夹注材料。
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清理和总结前人成果。从二百七十多年前维宝的《文镜秘府论笺》，从一百年前日本幸田露伴第一篇研究专文，到近年大量的相关成果，从小西甚一的巨著《文镜秘府论考》、中泽希男的系列论文，到散见于各种刊物著作中的论文论述，甚至未见刊载的油印论文，从日本到中国包括港台，到美国，都尽力搜求，凡有独得之见，作者都几无遗漏地吸收过来。一些复杂的问题，如齐梁诗的解释、四声外来说、四声与梵学，与五音关系的各家说，平上去入四声名义的解释、永明体、八病、对王昌龄《诗格》真伪的各家说，代表性的观点都经审慎考辨甄别，按其得失，按其发展，给以充分反映。本书的很多地方，实可以作为《文镜秘府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来读。当然，本书篇幅稍嫌庞大，但为系统清理学术历史，既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也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篇幅稍多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书中最见功力的，还是作者独立性的工作。校勘上，作者不但用数年时间两赴日本又辗转台湾查清现存传本，并且从纷繁复杂的传本材料中找出规律，清理出条理非常清楚的传本系统，以考察现存各传本与空海自笔草本和修订本的关系，以见其得失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作者从传本上找到根据，证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是天地东西南北，纠正了沿用多年的错误。作者纠正了前人各本在校勘上的不少疏误，比如小西甚一《考文篇》，天卷《七种韵》“七同音韵者”脱12字(《考文篇》38页)，地卷《十四例》“十四轻重错谬之例”句下引醒醐寺乙本双行注脱5字(《考文篇》59页)，等等。王利器校注本地卷《九意》“春意”篇阙4句20字(王注180页)。南卷“幽奇胜概”误作“幽所奇胜”(王注305页)，“八病双拈”误作“八病双枯”(王注314页)，“体物之貌”误作“艳物之貌”(王注333页)，等等。兴膳宏译注本《调四声谱》之韵纽图误把“光广█郭戈果过”置于“光广█郭戈果过”之前(兴注本18页)。 本书在校勘上多有新见。比如，地卷《八阶》“和诗阶”“兼疑秋情”，以为“疑”当作“擬”(本书506页)。地卷《九意》“雨意”中“树液龙惊”，以为“树液”疑当作“澍液”即指暴雨(本书654页)。作者汇录了传本上大量的夹注等材料，这些资料，很多都是国内第一次发表，即使和日本的有关整理本相比，本书汇录的校勘资料也是最全的。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所用本子最全，汇录校勘资料最多。我们相信，有这样细致的工作，本书的本文也应该更为可靠。
考释也下了很大功夫。本书考释涉及面广，既涉及诗学、文学，还涉及到语言学、音韵学，涉及密教佛学，涉及中国，还涉及日本，涉及日本悉昙学、汉诗学、歌学，甚至还涉及日本考古学、民俗学。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本书把注释和专门考证结合起来。对一些较大的问题，先作专门考证。如《九意》作者问题，作者撰写了4万多字的考证文章；“证本”问题，作者撰写了5万多字的考证文章；《文笔式》原典及作年问题，也撰写了近2万字的考证文字。另外，关于“八体”与“八病”关系，《河岳英灵集》“起甲寅，终癸巳”的解释等，不仅全面清理前人诸说，作者自己的解释也无异一篇专门考证。
本书还把注释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作者尽力阐发《文镜秘府论》中诗文论词语的理论内涵。比如天卷齐梁调诗、浮声切响等的理解，地卷《十七势》谜比势，《十体》菁华体，《八阶》返酬阶、援寡阶、和诗阶、东卷的名对、双拟对、联绵对、回文对、邻近对、含境对、背体对，西卷落节病等概念，南卷文学分南北宗的思想文化渊源，《文赋》“伫中区以玄览”、“信情貌之不差”、“眇众虑而为言”等概念的理解，都体现了这一点。这当中的很多问题，是此前王利器等整理本未能注意的。
本书视野比较开阔，依据资料的范围比较广。作者考证地卷《九意》作者时，不仅引据日本大量古代典籍，同时还从日本考古学、民俗学中发掘大量资料，并且联系日本的前方后圆坟，注意到日本古代流行四百多年以土马祭祀祈雨的史料记载，以及马信仰和水灵信仰的古代民俗，从而提出《九意》“云从土马”一句可能出典于日本。如作者在“前言”所说，为弄清《调四声谱》中韵纽图夹注中音注材料的原典，作者从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唐写本王仁昀刊谬补缺本切韵》、冈井慎吾《玉篇研究》、胡吉宣《玉篇校释》引《切韵》、罗常培《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等著作寻找线索，找出其中有关字的反切读音，一一对核比较。又如考天卷《调四声谱》“纽玉篇云女九切结也束也”十一字的出典年代，既注意到古抄本和宋本《玉篇》的资料，又引作于唐中宗时的孙强增《玉篇》和陈澧《切韵考》等资料，从而说明此注不可能为沈约《四声谱》之原文，更不可能为周FCEB所作，但可能为隋唐人补作，也不排除空海自己补注的可能。
本书常常从人们不注意处发现问题，发掘史料，从而提出新说。考证地卷《九意》“云从土马”一句出典是一例。另外，作者注意到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以及日本《本朝文粹•省试诗论》都说上句须避蜂腰，注意到永明至唐初确出现过上句避蜂腰一说，为考证《文笔式》的原典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再如，天卷考证“一多后生”，既注意到《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又注意到空海弟子中，派往向天皇献书，接触到《文镜秘府论》材料的所知道的只有实慧，由此提出，所谓“一多后生”，很可能就是指空海十大弟子之首的实慧。
本书因此纠正前人注释上的一些错误。比如，王利器校注引任学良注，天卷《调声》以为“本节以下所引皇甫冉及钱起、崔曙、张谓诗，诸人并开、宝间与昌龄同时”(王注41页)，实际上，这数人中除崔曙外，皇甫冉、钱起、陈润均晚于王昌龄，有些诗也可证作于王昌龄卒后，任注显误。又天卷《七种韵》说“本节曾引王昌龄、李白诗，疑系元兢《髓脑》文”(王注67页)，元兢与上官仪同时，生活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代，不可能引李白、王昌龄诗，任注也显误。如王利器校注，天卷“齐梁调诗”，以为所引例诗与赵执信《声调谱•后谱》中所标“齐梁体”格律形式相合(王注48页)，其实并不吻合。西卷《论病》“虞帝吟咏”指的是虞舜南风歌，而王注为益稷元首歌(王注397页)。西卷《论病》所说的“八体”实为声病之八体而王注为书法之八体(王注399页)。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玄英戒律”，据《尔雅》和前后句意，玄英实为冬天，而王注引《史记•乐毅传》以为玄英为燕宫殿名(王注641页)。南卷二处引皎然《诗式》“情在言外”、“文外之旨”说解释声之轻重问题(王注287页，288页)，与本文均不相干，注不达意。又南卷引《古今诗人秀句序》中的“周王”，周王当指高宗第七子李显，而王注以为指高祖第九子李元方(王注361页)。
本书新见迭出。从原典的考证，如《九意》作者，《文笔式》原典及作年，“释曰”类文字的出典等，到一些理论性问题的阐释，如“八体”与“八病”，沈约与“八病”关系，王昌龄《诗格》真伪，天卷《调四声谱》韵纽图，如地卷各体例，东卷各对属，梵语诗律与中土诗病说关系，等等，再到一般性词语。没有解释尽力给出解释，已有解释的尽力给出新的更为确切的解释，找出新的更为确切的典据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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