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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的目录学专著
煌煌二百五十万余字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完成并出版问世了。我们拜读之下，十分钦佩，同时也有许多感想，草成此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名”说。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就曾明确提出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圣人对名的重要性可谓推举备至。从古自今，名的重要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在文化生活中，书籍的命名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古代书籍命名的方式和思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方式之一。古书的命名多使用典故，讲究出处来源。如宋代周密撰有《云烟过眼录》，记录了当时著名收藏家三十六人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间加以赏鉴。其中“云烟过眼”取于苏轼《宝绘堂记》“(书画)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元代汤允谟有《云烟过眼续录》记元代藏书家五人，例仿周密。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中对项元汴累世所藏法书名画为人所掠，亦感慨：“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古书中以“云烟过眼”命名的多为记录书画之作。
古书的命名更是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如王夫之、徐树丕、姚莹各著有《识小录》，周宾所、董丰垣各著有《识小编》，马腾蛟著有《小坡识小录》，程廷祚著有《春秋识小录》，皆源于《论语•子张》中所载子贡的话：“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诸公自谦，不敢以贤者自居。再如南宋末年经历了国破之伤的郑思肖写下了许多亡国哀痛的诗文，将其集名之曰《心史》，集中自谓“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意在表现其对故国怀思的心路历程。
相比之下，当代书籍的命名就有些缺乏前人的巧思，文化内涵也似乎有些匮乏，甚至有些僵化模式。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就有些千篇一律。可以说古代书籍的命名对当代书籍的命名仍然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当然传统文化在书名上的渗透并未中断，而是仍在继续。我们注意到近年新出版的著作，也颇不乏值得称道的书名，如周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程千帆先生的《闲堂文薮》，白化文先生的《承泽副墨》、《人海栖迟》，宋开玉先生的《杜诗释地》，无不带有传统的烙印，而又独树一帜，脍炙人口。有的书名仅仅是对前人书名小作改造，如鲁迅《古小说钩沉》与乾隆年间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书名仅差两字，却达到脱胎换骨、唯我才有的效果，真可谓匠心独运。
书名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名是目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书名是一部书的标志，是目录学著录立目的重要一项。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学略说》中曾提出过书名问题可以作博士论文。在《校雠广义•目录编》中又指出“书名是我们了解图书时首先接触到的，是认识图书性质和所属学科门类的最重要的事项”。书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图书内容的直接反映，弄清楚书名的含义，对了解作者命名的意旨和书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如明代大学者焦竑著有《国朝献征录》、清代学者李桓著有《国朝耆献类征》，其中的“献”指的是人物，即《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文献不足”的“献”。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两本书都是当代人物传记。如不明白“献”的含义，就不能从书名判断出书的内容。
目录学巨著《四库提要》在凡例中也曾指出：“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还举出例子：“《倪石陵书》名似子书而实文集，陈埴《木钟集》名似文集而实语录。”并提出《四库提要》的努力方向：“一一考核，务使不失其真。”这一方面说明了弄清楚书名对编制目录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弄清楚书名的由来含义并非易事。古书命名多用故事，要搞清楚其渊源需要较大的功夫。如清代查慎行著有《人海记》，其中“人海”一词极言人之众多，取于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诗中“人海”指人口众多的京都，而《人海记》即为其客居京师三十余年所成之笔记。清末民国间藏书大家、校勘名家傅增湘号“藏园老人”，藏书楼名之“藏园”，其编撰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外库书目》、《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其中“藏园”一词亦从“万人如海一身藏”化出。再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著有《骨董琐记》，乍看以为是本古董学方面的专著，实为作者在阅览史书及前人笔记时随手札记附以旁证，加按语后成书。此书内容广泛，于明清典章制度、遗闻轶事、钩稽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人将鱼、肉煮在一起，谓之骨董羹，后引申凡琐碎之食物皆谓之骨董，亦作古董、谷董、汩董。作者以为自己的读书札记很琐碎，名之曰《骨董琐记》，可见其谦逊。还有些书名光凭常识来判断是不够的，像来新夏先生指出的杨陆荣撰《三藩记事本末》，因世人熟知清初三藩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以为此书记载的是平定吴、尚、耿之史事，而不知此三藩乃指南明福王、桂王、唐王之三藩。古书还存在大量的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现象。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聊斋志异》又名《异史》。还有因避讳导致同书异名，如《广雅》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名《博雅》，辽僧行均《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名《龙龛手鉴》。唐柳宗元、宋柳开都著有《河东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都著有《白云集》，清王念孙、清杨城都著有《读书杂志》，方宗诚、邹维琏、沈豫都著有《读史杂记》。
鉴于以上情况种种，书名的释义急需要有专书来解决。近年吴枫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古籍辞典》、胡道静先生主编的《简明古籍词典》以及杜信孚先生所撰的《同书异名通检》与《同名异书通检》诸书，对书名诠释有所涉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书名释义的问题，但未能泛释，规模太小。因而急需书名释义的专书来填补这一空白。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由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先生经过长达八年努力主持编撰而成。此书前身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当时来新夏先生称其“集十余文教学术单位之俊彦，通力合作，上起先秦，下至‘文化大革命’之燃发，所收辞目达三千二百余条，都九十万字，体大思精，有功学林”，因而颇受读者欢迎。1998年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扩编，对原有辞条进行了全面修订，扩充了许多新辞条，由原来三千二百条扩展到七千条，由原来的九十万字扩展为二百五十万字。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每个辞条的内容基本包括：作者介绍、书名的释义、内容的概括介绍评价、常见的版本。释文的重点是说明书名的含义，针对各种不同的命名情况有周详的诠释。以作者表字命名者，说明表字与本名的关系及出处；以作者室名、别号、谥号命名者，说明室名、别号、谥号所取之意义；以作者的笔名命名者，说明笔名的来历；以作者的郡望、乡贯、官地、寓居地命名者，指出在今之某处；以作者的职官、封爵命名者，说明其职官的职责范围和爵位的品级；以典故命名者，说明典故的出处，节取古诗文名句者，在释义中引出原文加以解说，如原文不便引出者，则指出其具体的出处。凡属古籍，在概括说明书名含义之后，即引用作者或其师友后辈所写的序言、跋语，或者重要的书目提要，或者今人写的出版说明、点校说明、前言、后记作书证，进一步阐明书名的含义。近现代著作，其有关书名的解说材料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便直接引用作释文。辞目中有生僻字者，在释文中注音，可谓考虑周到之至。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不仅收书名范围大、网罗广，于释义考定也尤为精慎详细。试举一例，如释钱钟书《管锥编》，列出三条：①自谦之辞。《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钱节用此语名书，有自谦意。②是管城子、毛锥子的合称，此二者都是笔的别称，前者见韩愈《毛颖传》，后者见《新五代史•史弘肇传》，钱钟书作家兼学者，与笔结下不解之缘，故以此名书。③古称开锁的钥匙为管，称解绳结的工具为锥。想进入艺术的天堂，非钥匙不可。此书多阐发人生之哲理和文学艺术上的奥秘，作以上之解亦未尝不可。
同时，此书考证多有创新和突破。如宋遗民王炎午著有《吾汶稿》，《四库提要》有对其书名的解释“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在此基础上指出：王炎午终生不仕元，其稿曰《吾汶》还源于《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以示不仕异朝之意。此书还对以往书名释义的提法做出分析考定，并给出自己的理解。如释杨慎的《丹铅录》时指出：“关于书名，据顾其志《揽茝微言》说，中古时因犯罪而作配沦落为工乐杂户的人，皆用红纸书写名籍，以铅为卷轴。杨慎曾因直忤世宗被削籍，名列赤籍，故用丹铅作书名以寄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李调元《函海•丹铅杂录序》均从此说。但一般认为，丹铅指古代用于校订文字的丹砂和铅粉，为考订的代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杨子用修拮据文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杨慎自己在《丹铅续录•序》中说：‘丹铅之研，点勘之余，既录之，又续之，靳以解俗悬而逃疑网。’但这是否系作者以考定之名掩盖其深义，也未可知。”这些对我们理解书籍命名的深意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释义时不孤立，不限于为理解书名而解释书名，而是对书籍有整体的介绍。如对《东都事略》的介绍：“纪传体北宋史，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至钦宗靖康。叙述简明扼要，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北宋建都于东都开封府，故名《东都事略》。”言简意赅，使读者对其书有大体的了解。而对叶昌炽《语石》的介绍甚为详细：“语，论述。此书上溯太初，下迄宋元，对碑版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以及摹拓装潢，轶闻琐事等，分门别类，论述甚详。卷一讲述历代碑刻，卷二讲述各地碑刻，卷三卷四卷五讲述碑刻形制及著名实物，卷六讲述碑刻文字体例，卷七讲述历代碑刻书写者，卷八讲述碑刻各种字体，卷九讲述碑刻文字格式，卷十讲述碑刻拓本、装潢、收藏。”这一解释能帮助读者对这部石刻文献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各部分内容有整体上的把握。由此可见，编者对书名的介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书籍，依不同的书目各取所需，可以说抓住了透过书名释义了解书籍内容的根本。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在辞目的标立上，十分注意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问题。对于同书异名均须释义者，分别立目释义，以常用名为主条，作全面介绍；以不常用名为参见条，只解书名的含义。同书异名有须释义有不须释义者，须释义者立目释义，其他则作“又名×××”，不立目。同名异书者，按时代的先后顺序，释义主要在第一条。其他条只介绍书的作者、内容、版本。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查阅起来很方便。其方便一方面体现在前有辞目笔划索引，后又有作者介绍所在辞条索引。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每种书下标出较早版本和通行版本。版本的排列，以时间为顺序。这就为寻找原书作进一步研究指出了途径。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作为一部专释书名的目录学专著，独辟蹊径，诚如评论此书的学者所说：“以传统目录学为背景，以书名问题为切入点，以古今包容的视野选词立目，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展编撰工作。”(见李学勤先生序)使读者读其书，明其命名之由来，进一步了解作者著书之旨趣。于读书治学大有裨益，称得上是一部不可或阙的学术佳作和内容丰富的工具书。
----——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
作者：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名”说。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就曾明确提出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圣人对名的重要性可谓推举备至。从古自今，名的重要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在文化生活中，书籍的命名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古代书籍命名的方式和思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方式之一。古书的命名多使用典故，讲究出处来源。如宋代周密撰有《云烟过眼录》，记录了当时著名收藏家三十六人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间加以赏鉴。其中“云烟过眼”取于苏轼《宝绘堂记》“(书画)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元代汤允谟有《云烟过眼续录》记元代藏书家五人，例仿周密。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中对项元汴累世所藏法书名画为人所掠，亦感慨：“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古书中以“云烟过眼”命名的多为记录书画之作。
古书的命名更是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如王夫之、徐树丕、姚莹各著有《识小录》，周宾所、董丰垣各著有《识小编》，马腾蛟著有《小坡识小录》，程廷祚著有《春秋识小录》，皆源于《论语•子张》中所载子贡的话：“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诸公自谦，不敢以贤者自居。再如南宋末年经历了国破之伤的郑思肖写下了许多亡国哀痛的诗文，将其集名之曰《心史》，集中自谓“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意在表现其对故国怀思的心路历程。
相比之下，当代书籍的命名就有些缺乏前人的巧思，文化内涵也似乎有些匮乏，甚至有些僵化模式。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就有些千篇一律。可以说古代书籍的命名对当代书籍的命名仍然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当然传统文化在书名上的渗透并未中断，而是仍在继续。我们注意到近年新出版的著作，也颇不乏值得称道的书名，如周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程千帆先生的《闲堂文薮》，白化文先生的《承泽副墨》、《人海栖迟》，宋开玉先生的《杜诗释地》，无不带有传统的烙印，而又独树一帜，脍炙人口。有的书名仅仅是对前人书名小作改造，如鲁迅《古小说钩沉》与乾隆年间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书名仅差两字，却达到脱胎换骨、唯我才有的效果，真可谓匠心独运。
书名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名是目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书名是一部书的标志，是目录学著录立目的重要一项。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学略说》中曾提出过书名问题可以作博士论文。在《校雠广义•目录编》中又指出“书名是我们了解图书时首先接触到的，是认识图书性质和所属学科门类的最重要的事项”。书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图书内容的直接反映，弄清楚书名的含义，对了解作者命名的意旨和书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如明代大学者焦竑著有《国朝献征录》、清代学者李桓著有《国朝耆献类征》，其中的“献”指的是人物，即《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文献不足”的“献”。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两本书都是当代人物传记。如不明白“献”的含义，就不能从书名判断出书的内容。
目录学巨著《四库提要》在凡例中也曾指出：“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还举出例子：“《倪石陵书》名似子书而实文集，陈埴《木钟集》名似文集而实语录。”并提出《四库提要》的努力方向：“一一考核，务使不失其真。”这一方面说明了弄清楚书名对编制目录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弄清楚书名的由来含义并非易事。古书命名多用故事，要搞清楚其渊源需要较大的功夫。如清代查慎行著有《人海记》，其中“人海”一词极言人之众多，取于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诗中“人海”指人口众多的京都，而《人海记》即为其客居京师三十余年所成之笔记。清末民国间藏书大家、校勘名家傅增湘号“藏园老人”，藏书楼名之“藏园”，其编撰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外库书目》、《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其中“藏园”一词亦从“万人如海一身藏”化出。再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著有《骨董琐记》，乍看以为是本古董学方面的专著，实为作者在阅览史书及前人笔记时随手札记附以旁证，加按语后成书。此书内容广泛，于明清典章制度、遗闻轶事、钩稽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人将鱼、肉煮在一起，谓之骨董羹，后引申凡琐碎之食物皆谓之骨董，亦作古董、谷董、汩董。作者以为自己的读书札记很琐碎，名之曰《骨董琐记》，可见其谦逊。还有些书名光凭常识来判断是不够的，像来新夏先生指出的杨陆荣撰《三藩记事本末》，因世人熟知清初三藩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以为此书记载的是平定吴、尚、耿之史事，而不知此三藩乃指南明福王、桂王、唐王之三藩。古书还存在大量的同书异名、异书同名现象。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聊斋志异》又名《异史》。还有因避讳导致同书异名，如《广雅》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名《博雅》，辽僧行均《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名《龙龛手鉴》。唐柳宗元、宋柳开都著有《河东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都著有《白云集》，清王念孙、清杨城都著有《读书杂志》，方宗诚、邹维琏、沈豫都著有《读史杂记》。
鉴于以上情况种种，书名的释义急需要有专书来解决。近年吴枫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古籍辞典》、胡道静先生主编的《简明古籍词典》以及杜信孚先生所撰的《同书异名通检》与《同名异书通检》诸书，对书名诠释有所涉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书名释义的问题，但未能泛释，规模太小。因而急需书名释义的专书来填补这一空白。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由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先生经过长达八年努力主持编撰而成。此书前身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当时来新夏先生称其“集十余文教学术单位之俊彦，通力合作，上起先秦，下至‘文化大革命’之燃发，所收辞目达三千二百余条，都九十万字，体大思精，有功学林”，因而颇受读者欢迎。1998年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扩编，对原有辞条进行了全面修订，扩充了许多新辞条，由原来三千二百条扩展到七千条，由原来的九十万字扩展为二百五十万字。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每个辞条的内容基本包括：作者介绍、书名的释义、内容的概括介绍评价、常见的版本。释文的重点是说明书名的含义，针对各种不同的命名情况有周详的诠释。以作者表字命名者，说明表字与本名的关系及出处；以作者室名、别号、谥号命名者，说明室名、别号、谥号所取之意义；以作者的笔名命名者，说明笔名的来历；以作者的郡望、乡贯、官地、寓居地命名者，指出在今之某处；以作者的职官、封爵命名者，说明其职官的职责范围和爵位的品级；以典故命名者，说明典故的出处，节取古诗文名句者，在释义中引出原文加以解说，如原文不便引出者，则指出其具体的出处。凡属古籍，在概括说明书名含义之后，即引用作者或其师友后辈所写的序言、跋语，或者重要的书目提要，或者今人写的出版说明、点校说明、前言、后记作书证，进一步阐明书名的含义。近现代著作，其有关书名的解说材料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便直接引用作释文。辞目中有生僻字者，在释文中注音，可谓考虑周到之至。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不仅收书名范围大、网罗广，于释义考定也尤为精慎详细。试举一例，如释钱钟书《管锥编》，列出三条：①自谦之辞。《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钱节用此语名书，有自谦意。②是管城子、毛锥子的合称，此二者都是笔的别称，前者见韩愈《毛颖传》，后者见《新五代史•史弘肇传》，钱钟书作家兼学者，与笔结下不解之缘，故以此名书。③古称开锁的钥匙为管，称解绳结的工具为锥。想进入艺术的天堂，非钥匙不可。此书多阐发人生之哲理和文学艺术上的奥秘，作以上之解亦未尝不可。
同时，此书考证多有创新和突破。如宋遗民王炎午著有《吾汶稿》，《四库提要》有对其书名的解释“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在此基础上指出：王炎午终生不仕元，其稿曰《吾汶》还源于《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以示不仕异朝之意。此书还对以往书名释义的提法做出分析考定，并给出自己的理解。如释杨慎的《丹铅录》时指出：“关于书名，据顾其志《揽茝微言》说，中古时因犯罪而作配沦落为工乐杂户的人，皆用红纸书写名籍，以铅为卷轴。杨慎曾因直忤世宗被削籍，名列赤籍，故用丹铅作书名以寄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李调元《函海•丹铅杂录序》均从此说。但一般认为，丹铅指古代用于校订文字的丹砂和铅粉，为考订的代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杨子用修拮据文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杨慎自己在《丹铅续录•序》中说：‘丹铅之研，点勘之余，既录之，又续之，靳以解俗悬而逃疑网。’但这是否系作者以考定之名掩盖其深义，也未可知。”这些对我们理解书籍命名的深意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释义时不孤立，不限于为理解书名而解释书名，而是对书籍有整体的介绍。如对《东都事略》的介绍：“纪传体北宋史，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至钦宗靖康。叙述简明扼要，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北宋建都于东都开封府，故名《东都事略》。”言简意赅，使读者对其书有大体的了解。而对叶昌炽《语石》的介绍甚为详细：“语，论述。此书上溯太初，下迄宋元，对碑版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以及摹拓装潢，轶闻琐事等，分门别类，论述甚详。卷一讲述历代碑刻，卷二讲述各地碑刻，卷三卷四卷五讲述碑刻形制及著名实物，卷六讲述碑刻文字体例，卷七讲述历代碑刻书写者，卷八讲述碑刻各种字体，卷九讲述碑刻文字格式，卷十讲述碑刻拓本、装潢、收藏。”这一解释能帮助读者对这部石刻文献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各部分内容有整体上的把握。由此可见，编者对书名的介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书籍，依不同的书目各取所需，可以说抓住了透过书名释义了解书籍内容的根本。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在辞目的标立上，十分注意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问题。对于同书异名均须释义者，分别立目释义，以常用名为主条，作全面介绍；以不常用名为参见条，只解书名的含义。同书异名有须释义有不须释义者，须释义者立目释义，其他则作“又名×××”，不立目。同名异书者，按时代的先后顺序，释义主要在第一条。其他条只介绍书的作者、内容、版本。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查阅起来很方便。其方便一方面体现在前有辞目笔划索引，后又有作者介绍所在辞条索引。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每种书下标出较早版本和通行版本。版本的排列，以时间为顺序。这就为寻找原书作进一步研究指出了途径。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作为一部专释书名的目录学专著，独辟蹊径，诚如评论此书的学者所说：“以传统目录学为背景，以书名问题为切入点，以古今包容的视野选词立目，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展编撰工作。”(见李学勤先生序)使读者读其书，明其命名之由来，进一步了解作者著书之旨趣。于读书治学大有裨益，称得上是一部不可或阙的学术佳作和内容丰富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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