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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学术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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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从国家图书馆弆藏的众多清人年谱中，选取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名儒年谱６１家、８３种，汇为丛刊影印。此举推动学术，嘉惠学林，深信能够得到四方学人赞许。
　　有清一代，顺、康、雍三朝，是一个创辟规模、奠定国基的关键时期。就一代学术发展而言，清初的近百年，也是一个承先启后、开拓路径的重要阶段。这一期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实足以同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后先媲美。
　　清初学术，承晚明学术开启之路径，带着激剧动荡的时代印记，呈现出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尔后乾嘉考据学的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似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博大恢弘。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大”字而言清初，认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顺康雍三朝的近百年，举凡经学、史学、文学、先秦诸子、性理天道、音韵乐律、天文历算、舆地沿革，乃至释道经籍，诸多学术领域，无不为一时学者广为涉足。其间，既有博赡通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师，亦有兼通经史诗文，或以专学名家的众多学者，还有成就斐然的若干文学艺术宗匠。他们的繁富著述，博及经史子集四部，包罗万象，从而为有清一代学者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奠定了雄厚的根基。
　　第二，经世致用。明清更迭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至的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顺治、康熙间而空前高涨。一时学术界中人为时代所召唤，纷然而起，为完成挽救社会危机的历史课题，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明亡之初，南北诸大儒若孙奇逢、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投笔从戎的壮举被清兵铁骑无情否定之后，严酷的现实驱使南北学术界转而趋向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学以经世的倡导，此伏彼起，并时而鸣，成为一时学人共识，演为清初学术主干。
　　第三，批判理学。明清之际，理学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学术形态，已成强弩之末。社会的大动荡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使之无可挽回地成为学术界重新审视的对象。一时儒林中人，对理学的批判和总结取径不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走的是对王阳明心学不妥协、批判的道路。而黄宗羲，则是以学术史的编纂，通过对数百年理学发展史的总结，去彰明学术递嬗轨迹。颜元、李塨、费密等人，对程、朱、陆、王之学概予排击，别辟蹊径，溯源周孔，以六艺实学的讲求而充分体现其批判精神。
　　第四，倡导经学。伴随理学的衰微，自明中叶以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清初，承明人的经学倡导，学术界在摒弃“性与天道”的论究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选择。此风肇始于江南硕儒钱谦益。入清以后，钱谦益发展了先前“以汉人为宗主”的经学主张，进而把经学与史学相结合，高唱“六经之中皆有史”。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费密等，殊途同归，明确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主张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他们把经学倡导与学以经世的时代呼声相结合，昭示了通经致用的新学风。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继之而起，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为座右铭，把清算“经祸”，还业已“晦蚀”的儒家经典旧观视为“经世大业”，皆以精研经学而名家。在治经实践中，他们沿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路径而进，穷经考古，原原本本，走上了博稽经史的为学道路。康熙后期，朴实穷经，风气已成，即使是昔日理学营垒中人，亦纷纷以穷经考古而名世。至此，清初学术遂由经学考辨入手，揭开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
　　本丛刊所选诸家年谱，或系谱主自订，或出门生、私淑纂辑，或由后世学术史家结撰。分而董理，可觇一人、一家之为学风貌；合而并观，则数十年学术演进尽收眼底。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尊重历史，热爱历史，具有实事求是的优良治史传统。学如积薪，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民族必将用艰苦奋斗的创新精神，去缔造更加辉煌的伟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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