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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对祖国的这一份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总结历史经验，反映中国国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此，中国农业出版社自1958年建社以来，一直把出版农业古籍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明确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国农业出版社负责后，我社在古籍小组的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9年至200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共整理出版农业古籍近140件(见附表)，其中累计印数达万册以上的有：《疗马集》2次印13600册，《抱犊集》2次印28800册，《猪经大全》6次印340930册，《农桑衣食撮要》2次印13300册，《花镜》6次印93900册，《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8次印137250册，《中国农学书录》2次印14600册，《两汉农书选读》2次印22400册，《〈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1次印12500册，《牛医金鉴》1次印16300册，《串雅兽医方》1次印18000册，《四时纂要选读》1次印11000册，《大武经校注》2次印20470册，《元亨疗马集》1次印13300册，《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校释》1次印14500册。
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于我社整理出版农业古籍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古籍小组办公室多次给予好评，广大读者、作者也曾撰文或来信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表扬。我社出版的《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国古代耕织图》、《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获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二等奖；《司牧安骥集校释》获第四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提名奖；《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和《授时通考校注》还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业古籍的出版越来越困难。农业古籍方面的图书全国征订数一般在200—500册之间，1983—1987年我们直接成本亏损46818.30元，1990年一年直接成本亏损57917元。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在我社领导及古籍小组的指导下，我们加强了对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研究，坚持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将其不断推向前进。
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我们体会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选题上狠下功夫。在老同志打下的基础上，对长远选题进行整理规划。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社内社外广泛地征求意见，制定了农业古籍图书长远选题规划，纳入了我社的选题规划之中。每次在上报古籍小组的规划前，我们都邀请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充分论证。
其二，注意版本的研究，尽量选择好的版本整理出版。农业古籍相对于其他古籍而言，由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功用不同，因而版本上存在的问题相对大一些。对此，我们依靠专家学者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如我社出版的《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专收经过专家鉴定的农学珍本，依照原本影印出版，内容及形式与原书无异，既抢救了农业古籍，同时又使读者亲眼目睹不易见到的农业古籍珍本之面目。如宋•陈景沂所编《全芳备祖》，在国内只见数部手抄本，经国内外专家学者鼎助，我社得到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宋刻本影印出版，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再如《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一书，原书为高丽人赵浚等四人于1399年写成。1879年奉天萃文斋供日本稻叶君山所藏的木版高丽本影印为国内罕见的版本。我们以此为底本，进行校释出版。
其三，注意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农业古籍除了与其他古籍共有的特点外，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牵扯到的技术、地域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从始至终都注意解决好。在选择作者上，注意选择那些在古籍整理校注方面有高深的造诣，同时又对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学者。我们所有的编辑工作者，也注意不断加强这两方面修养的提高。
其四，扩大整理范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到1990年以后，我们在学术界提出了加强农业历史形象资料的收藏、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先后策划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图谱》、《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汉代陶器与古代文明》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出版界获得好评。
其五，注意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日益显著。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是反映出版工作者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国家级出版社，我们首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同时苦练内功，想方设法扩大经济效益。提到这一问题，应该对我社的领导和古籍小组办公室的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尽可能地提供了支持。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读者的需求有了变化，出版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我们农业古籍整理工作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总结经验，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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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9年至200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共整理出版农业古籍近140件(见附表)，其中累计印数达万册以上的有：《疗马集》2次印13600册，《抱犊集》2次印28800册，《猪经大全》6次印340930册，《农桑衣食撮要》2次印13300册，《花镜》6次印93900册，《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8次印137250册，《中国农学书录》2次印14600册，《两汉农书选读》2次印22400册，《〈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1次印12500册，《牛医金鉴》1次印16300册，《串雅兽医方》1次印18000册，《四时纂要选读》1次印11000册，《大武经校注》2次印20470册，《元亨疗马集》1次印13300册，《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校释》1次印14500册。
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于我社整理出版农业古籍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古籍小组办公室多次给予好评，广大读者、作者也曾撰文或来信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表扬。我社出版的《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国古代耕织图》、《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获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二等奖；《司牧安骥集校释》获第四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提名奖；《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和《授时通考校注》还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业古籍的出版越来越困难。农业古籍方面的图书全国征订数一般在200—500册之间，1983—1987年我们直接成本亏损46818.30元，1990年一年直接成本亏损57917元。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在我社领导及古籍小组的指导下，我们加强了对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研究，坚持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将其不断推向前进。
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我们体会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选题上狠下功夫。在老同志打下的基础上，对长远选题进行整理规划。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社内社外广泛地征求意见，制定了农业古籍图书长远选题规划，纳入了我社的选题规划之中。每次在上报古籍小组的规划前，我们都邀请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充分论证。
其二，注意版本的研究，尽量选择好的版本整理出版。农业古籍相对于其他古籍而言，由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功用不同，因而版本上存在的问题相对大一些。对此，我们依靠专家学者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如我社出版的《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专收经过专家鉴定的农学珍本，依照原本影印出版，内容及形式与原书无异，既抢救了农业古籍，同时又使读者亲眼目睹不易见到的农业古籍珍本之面目。如宋•陈景沂所编《全芳备祖》，在国内只见数部手抄本，经国内外专家学者鼎助，我社得到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宋刻本影印出版，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再如《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一书，原书为高丽人赵浚等四人于1399年写成。1879年奉天萃文斋供日本稻叶君山所藏的木版高丽本影印为国内罕见的版本。我们以此为底本，进行校释出版。
其三，注意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农业古籍除了与其他古籍共有的特点外，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牵扯到的技术、地域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从始至终都注意解决好。在选择作者上，注意选择那些在古籍整理校注方面有高深的造诣，同时又对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学者。我们所有的编辑工作者，也注意不断加强这两方面修养的提高。
其四，扩大整理范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到1990年以后，我们在学术界提出了加强农业历史形象资料的收藏、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先后策划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图谱》、《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汉代陶器与古代文明》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出版界获得好评。
其五，注意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日益显著。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是反映出版工作者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国家级出版社，我们首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同时苦练内功，想方设法扩大经济效益。提到这一问题，应该对我社的领导和古籍小组办公室的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尽可能地提供了支持。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读者的需求有了变化，出版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我们农业古籍整理工作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总结经验，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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