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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文今译(上)
古文今译就是用现代汉语把用古代汉语所表述的内容再现出来。《礼记》之《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知，北方曰译。”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说：“达其志、通其欲者，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晓达五方之志，通传五方之欲，使相领解……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古文今译强调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以达古代汉语之志，以通古代汉语之欲，把古文所表述的内涵忠实地陈述出来，使现代人能够领解。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汉字的使用，就目前而论，可一直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今的差别十分巨大，不仅文字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演变，而且文字的载体也经历了甲骨、竹帛到纸张的演变，没有一定的学识，是很难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生活习俗、精神状态、语言习惯等等。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更何况原文中还有一些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原文中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中华书局本《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前言)足见古文今译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它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古文今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认为在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古人的文法改成今人的文法，一是把古人的用词改换成今人的用词。他强调说：“文法的组织容易对照，而词头的相等却不容易。”(《谈文翻白》见《魏建功文集》第五卷)这就是说，把古人的用词准确地对应为今人的用词，是古文今译的关键。他以今译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首先列举了“八月秋高”的高即“深”，秋高即秋深或深秋；“雨脚如麻”的“雨脚”，北京话称做“扫雨”(扫读去声)等等。然后他对全诗作了如下翻译：
八月深秋时节，风凶吼吼的刮去我屋上的三层草。 草飞过了江散落在沿江的野地： 高处的挂在一带树林的梢头就像晾着网子一样， 下面的随风打旋沉下圩塘港坳里去。 南庄的那些孩子们欺负我老了没有能耐， 竟肯忍心当面动起抢来， 大模大样的捡了草走进竹林里去， 叫喊得我唇都枯了嘴都干了也不中用， 我独自走回拄着拐杖叹叹气。 不大忽儿风停了，云彩泛成墨一样的颜色， 秋季傍晚的天气渐渐迷迷朦朦的黑了。 到夜来老布被窝年久凉的像铁一样， 顽皮的孩儿睡的武蛮把里子给踹裂了。 一床一床的屋漏得那(哪)儿都没有干地方， 风扫进细星星的雨脚乱麻似的没有个完。 自从遭难就很少安易的睡觉， 这样浸淋得稀潮稀湿的一长宵又怎么着过! 怎样得到成千带万的高房大屋， 普遍地庇护着天下贫穷人士一个个都欢天喜地的， 风呀雨呀全不能动撼，平平稳稳的像山一样。 呀，什么时候眼前看到这高高的房子? 单是我的房子破了挨着冻，就是死了也甘心愿意。
虽然魏先生谦虚地说这种译法“还不免是生吞活剥”，但从“信”的角度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古诗，而魏先生的译文却成了散文，是其不足。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译》中定了这样的凡例：
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诗，译文也要是格律诗。 二、原作如果是歌谣，译文要尽可能保存歌谣体的风格。 三、逐句扣紧原诗的意思，但须少用直译，避免硬译、死译。 四、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 五、词汇和句法要有口语的根据。
由于对古文的理解不同，今译时也不免有些特例。如《诗经•陈风》中的《月出》一诗，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原诗只有12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皎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FD5A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对于这首诗，余冠英先生今译云：
月儿出来亮晶晶啊，照着美人多么俊啊， 安闲的步儿苗条的影啊，我的心儿不安宁啊。 月儿出来白皓皓啊，照着美人多么俏啊。 安闲的步儿灵活的腰啊，我的心儿突突地跳啊。 月儿高挂像灯盏啊，美人儿身上银光满啊。 腰身柔软脚步儿闲啊，我的心上浪涛翻啊。 而高亨先生却另有译法： 月儿出来白晶晶啊!英俊的人儿身缠大绑绳啊! 橡树盘曲又纵横啊!愁苦的心灵如何悲痛啊! 月儿出来白汪汪啊!英俊的人儿刀下亡啊! 橡树风吹飕飕响啊!愁苦的心灵跳得慌啊! 月儿出来当空照啊!英俊的人儿被火烧啊! 橡树风吹颤摇摇啊!愁苦的心灵如何惨悼啊!
这两种翻译一个温情脉脉，一个刀光剑影。这是因为对某些词的理解不同，因而与现代汉语对应起来也就不一样。高亨先生解释说：“我们根据诗文：其一，‘佼人忄刘兮’的忄刘，《诗经》古本作‘刘’，刘是杀意。‘佼人僚兮’的僚，本是火烧之意。那么这两句是说‘佼人’被杀被烧……其二，依照诗文，作者是目睹这幕惨剧，‘劳心悄兮’、‘忄刘兮’、‘惨兮’，是作者写自己的情绪，‘佼人’的死使作者悲痛哀悼……”(见《诗经选注》，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普遍存在。例如《诗经•魏风》中的《伐檀》，最后两句是“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余冠英先生今译为：“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受供养。”周振甫先生译为：“那个君子啊，不白吃饭啊!”但魏建功先生则译为：“唉——那些混账王八蛋，无菜不下饭!”而缪金源先生则认为应译作：“那些个君子呢，是不尸位素餐的!”魏建功先生说：“我记得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课堂上讲到他《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的《诗人时代》，就把这‘君子’解作是指的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这明明是说愤世派的反嘲口吻，我深以为然。”(《〈邶风•静女〉的讨论》，见《魏建功文集》卷五)以上是在理解文义上不同的例证。实际上就是在理解相同的情况下，也存在难以统一的分歧。如《孟子•尽心下》有冯妇一章，孟子说：“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杨伯峻先生翻译说：“晋国有个人叫冯妇的，善于和老虎搏斗，后来变成善人，(不再打虎了)有次他到野外，有许多人正追逐老虎。老虎背靠着山角，没有人敢于去迫近它。他们望到冯妇了，便快走向前去迎接。冯妇也就捋起袖子，伸出胳臂，走下车来。大家都高兴他，可是作为士的那些人却在讥笑他。”关于“卒为善士”那几句，宋人刘昌诗说：“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从语法上说，“则之野”也勉强得很。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有一位姓陈的作了一本四书改错的书，上呈后，书被下令焚毁，但他有关《孟子》一书冯妇章以“卒为善，士则之”断句，则大受时人称颂。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古代作品的具体写作背景已难以搞得十分清楚，再加以流传讹误等等原因，出现上述分歧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只要言之有据，不是凭空乱说，就古文今译来说，都应属于“信”的范畴。换言之，古文今译的“信”并不妨碍百家争鸣，恰恰相反，正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使“信”这一要求能够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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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汉字的使用，就目前而论，可一直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今的差别十分巨大，不仅文字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演变，而且文字的载体也经历了甲骨、竹帛到纸张的演变，没有一定的学识，是很难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生活习俗、精神状态、语言习惯等等。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更何况原文中还有一些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原文中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中华书局本《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前言)足见古文今译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它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古文今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认为在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古人的文法改成今人的文法，一是把古人的用词改换成今人的用词。他强调说：“文法的组织容易对照，而词头的相等却不容易。”(《谈文翻白》见《魏建功文集》第五卷)这就是说，把古人的用词准确地对应为今人的用词，是古文今译的关键。他以今译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首先列举了“八月秋高”的高即“深”，秋高即秋深或深秋；“雨脚如麻”的“雨脚”，北京话称做“扫雨”(扫读去声)等等。然后他对全诗作了如下翻译：
八月深秋时节，风凶吼吼的刮去我屋上的三层草。 草飞过了江散落在沿江的野地： 高处的挂在一带树林的梢头就像晾着网子一样， 下面的随风打旋沉下圩塘港坳里去。 南庄的那些孩子们欺负我老了没有能耐， 竟肯忍心当面动起抢来， 大模大样的捡了草走进竹林里去， 叫喊得我唇都枯了嘴都干了也不中用， 我独自走回拄着拐杖叹叹气。 不大忽儿风停了，云彩泛成墨一样的颜色， 秋季傍晚的天气渐渐迷迷朦朦的黑了。 到夜来老布被窝年久凉的像铁一样， 顽皮的孩儿睡的武蛮把里子给踹裂了。 一床一床的屋漏得那(哪)儿都没有干地方， 风扫进细星星的雨脚乱麻似的没有个完。 自从遭难就很少安易的睡觉， 这样浸淋得稀潮稀湿的一长宵又怎么着过! 怎样得到成千带万的高房大屋， 普遍地庇护着天下贫穷人士一个个都欢天喜地的， 风呀雨呀全不能动撼，平平稳稳的像山一样。 呀，什么时候眼前看到这高高的房子? 单是我的房子破了挨着冻，就是死了也甘心愿意。
虽然魏先生谦虚地说这种译法“还不免是生吞活剥”，但从“信”的角度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古诗，而魏先生的译文却成了散文，是其不足。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译》中定了这样的凡例：
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诗，译文也要是格律诗。 二、原作如果是歌谣，译文要尽可能保存歌谣体的风格。 三、逐句扣紧原诗的意思，但须少用直译，避免硬译、死译。 四、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 五、词汇和句法要有口语的根据。
由于对古文的理解不同，今译时也不免有些特例。如《诗经•陈风》中的《月出》一诗，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原诗只有12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皎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FD5A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对于这首诗，余冠英先生今译云：
月儿出来亮晶晶啊，照着美人多么俊啊， 安闲的步儿苗条的影啊，我的心儿不安宁啊。 月儿出来白皓皓啊，照着美人多么俏啊。 安闲的步儿灵活的腰啊，我的心儿突突地跳啊。 月儿高挂像灯盏啊，美人儿身上银光满啊。 腰身柔软脚步儿闲啊，我的心上浪涛翻啊。 而高亨先生却另有译法： 月儿出来白晶晶啊!英俊的人儿身缠大绑绳啊! 橡树盘曲又纵横啊!愁苦的心灵如何悲痛啊! 月儿出来白汪汪啊!英俊的人儿刀下亡啊! 橡树风吹飕飕响啊!愁苦的心灵跳得慌啊! 月儿出来当空照啊!英俊的人儿被火烧啊! 橡树风吹颤摇摇啊!愁苦的心灵如何惨悼啊!
这两种翻译一个温情脉脉，一个刀光剑影。这是因为对某些词的理解不同，因而与现代汉语对应起来也就不一样。高亨先生解释说：“我们根据诗文：其一，‘佼人忄刘兮’的忄刘，《诗经》古本作‘刘’，刘是杀意。‘佼人僚兮’的僚，本是火烧之意。那么这两句是说‘佼人’被杀被烧……其二，依照诗文，作者是目睹这幕惨剧，‘劳心悄兮’、‘忄刘兮’、‘惨兮’，是作者写自己的情绪，‘佼人’的死使作者悲痛哀悼……”(见《诗经选注》，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普遍存在。例如《诗经•魏风》中的《伐檀》，最后两句是“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余冠英先生今译为：“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受供养。”周振甫先生译为：“那个君子啊，不白吃饭啊!”但魏建功先生则译为：“唉——那些混账王八蛋，无菜不下饭!”而缪金源先生则认为应译作：“那些个君子呢，是不尸位素餐的!”魏建功先生说：“我记得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课堂上讲到他《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的《诗人时代》，就把这‘君子’解作是指的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这明明是说愤世派的反嘲口吻，我深以为然。”(《〈邶风•静女〉的讨论》，见《魏建功文集》卷五)以上是在理解文义上不同的例证。实际上就是在理解相同的情况下，也存在难以统一的分歧。如《孟子•尽心下》有冯妇一章，孟子说：“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杨伯峻先生翻译说：“晋国有个人叫冯妇的，善于和老虎搏斗，后来变成善人，(不再打虎了)有次他到野外，有许多人正追逐老虎。老虎背靠着山角，没有人敢于去迫近它。他们望到冯妇了，便快走向前去迎接。冯妇也就捋起袖子，伸出胳臂，走下车来。大家都高兴他，可是作为士的那些人却在讥笑他。”关于“卒为善士”那几句，宋人刘昌诗说：“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从语法上说，“则之野”也勉强得很。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有一位姓陈的作了一本四书改错的书，上呈后，书被下令焚毁，但他有关《孟子》一书冯妇章以“卒为善，士则之”断句，则大受时人称颂。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古代作品的具体写作背景已难以搞得十分清楚，再加以流传讹误等等原因，出现上述分歧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只要言之有据，不是凭空乱说，就古文今译来说，都应属于“信”的范畴。换言之，古文今译的“信”并不妨碍百家争鸣，恰恰相反，正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使“信”这一要求能够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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