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已用文献的重要遗漏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对祝充本、魏仲举本的采用属于选录性质，数量有限。《韩愈全集校注》采用的文献远远超过此前的诸家校本，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由于不是汇校本，体例所限，在已经采用的文献中遗漏了不少可以利用的有价值的资料，诸本夹注的异文遗漏尤多，非常可惜。今择要例举于下。

　　(一)现存集本 现存宋元集本13种，《韩愈全集校注》采用了10种，而且采用的异文数量之多，也远非前人可比。不过，仍然有部分重要的异文被失之交臂，这是非常可惜的。如：

　　1.卷一《元和圣德诗》“疆内之险”，诸本“内”作“外”。“外”下南宋蜀本注：“一作‘内’。”按：蜀为内地，历代无视为“疆外”者。南宋蜀本所出异文，《韩愈全集校注》失收。

　　2.卷二《此日足可惜》“闻子适及隍”，诸本“隍”作“墙”。潮本注“一作‘隍’，一作‘城’。”文本注：“一作‘隍’，非。”按：《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南宋浙本、南宋蜀本、魏本注：“一作‘隍’。”以上诸本所出异文，《韩愈全集校注》失收。

　　3.卷一一《原道》一篇，《韩愈全集校注》所录异文虽然较流行的马其昶本为多，但误注1条，失收异文达13条之多。如“非天罪也”，“天”下潮本、祝本注：“一有‘之’字”，魏本注同：“其所谓德”下《考异》注：“或无此四字，非是”；“吾师亦尝师之云尔”句末魏本注：“一本无‘师之’二字”；“举之于其口”，文本无“其”字；“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考异》：“或无‘以’字”；“为之贾以通其有无”，“通”下潮本、祝本、南宋闽本、魏本注：“一作‘同’”；“人之类灭久矣”，《文苑》无“久”字；“其事虽殊”，今本《文粹》有“虽”字；“今其言曰”，魏本注：“其言，一作‘之言’”；“责饥之食者曰”，《考异》：“之，或作‘而’”；“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谓”，《粹》作“为”，“意”上，魏本多一“其”字；“斯吾所谓道也”，南宋闽本、魏本注“一云‘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谓也’，一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荀与杨也”，“杨”，文本、王本、廖本作“扬”；“然则如之何其可也”，“其”下祝本、魏本注：“一作‘而’”①。

　　(二)年谱 传世韩愈年谱尤其是洪兴祖《韩子年谱》、方崧卿《年谱增考》之中，所征引的不少韩愈作品反映了韩集两宋监本的原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韩愈全集校注》采用了诸谱的系年资料，可供校勘的异文则很少采用，殊为可惜。如：

　　1.卷三七《复雠状》“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程俱《韩文公历官记》作“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其文字反映了北宋监本的面貌，《韩愈全集校注》失收。

　　2.卷二二《祭田横墓文》“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洪兴祖《韩子年谱》：“诸本多作‘十九年东如京’。”方崧卿《年谱增考》：“诸本皆作‘东如京’，樊泽之又云：或曰旧本作‘自东入京’。”魏本注：“一作‘愈自东如京’。”以上异文，《韩愈全集校注》失收。

　　3.《寒食日出游》“有月莫愁当火令”，《举正》：“东坡尝为李公择书此诗作‘灯火冷’，不知所据何本。”《年谱增考》：“东坡尝为李公择书此诗，又作‘有月莫辞灯火冷’，不知当时所据何本也。”所出异文“辞”字，《韩愈全集校注》失收②。

　　(三)失传集本 据笔者考察，现存的宋元集本13种之外，失传的宋元集本有102种，其中有佚文可供采辑者59种③。其中部分文字，《韩愈全集校注》已通过现存集本的校记有所采用，但仍有部分异文有待补充，如：

　　1.吕夏卿校本。此书方、朱均曾采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九“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条载此本《石鼎联句诗序》一篇校语：“自衡山来”，“山”下注：“蔡作‘岳’。”“长颈而高结”下注：“介甫本无‘高’字。”“子为我书吾句”下注：“蔡无‘吾句’二字。”“诗旨有似讥喜”，“诗”下注：“介甫作‘忠喜’。”“思益苦”，“思”下注：“旧本‘吟’。”“刘把笔吾诗云云”下注：“蔡本云：‘刘进士把笔则又高吟联诗’云云。”“又似无足”，“似”下注：“蔡作‘惊’。”“植此路傍坑”，“傍”下注：“王作‘过’。”“徒示坚重性”，“重”下注：“一作‘贞’。”“全胜瑚琏贵”，“胜”下注：“旧本‘服’。”④

　　2.韩醇《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此书魏本曾大量采用，原书清初犹存，《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有宋刻本一部，今不传。雍正间陈景云作《韩集点勘》，曾有所征引，其中有少量条目可供校勘。如卷三八《进撰平淮西碑文表》“所在麻列”，《点勘》：“麻，南宋初蜀人韩仲韶本作‘森’。”⑤

　　三、校勘体例 有关校勘体例，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底本的选择。南宋以后下至清代中叶，韩集整理基本上以朱熹校理本为基础，20世纪的韩集整理同样如此。《韩昌黎文集校注》一依东雅堂本；《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没有交代底本，其文字仍然属于这一系统。实际上，世綵堂本并非善本，前人早有定论。陈景云《韩集点勘》曾批评说：“其人乃粗涉文艺，全无学识者。其博采诸条，不特遴择失当，即文义亦多疏舛。”⑥可见要真正摆脱八百年形成的历史惯性，又谈何容易!《韩愈全集校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朱熹的迷信，但其底本仍然选择了属于朱本系统的世綵堂本。笔者认为，底本选择的前提是传世诸本的版本价值鉴定。一般说来，书贵旧本是校勘学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旧本的流传层次较少，较为接近文本的原始面貌。在现存的十余个韩集宋元传本中，时代最早的应该是属于北宋监本系统的潮本。但此本并非完本，其缺卷多达六卷，不适合选作底本。潮本之外，时代最早的传本应该就是祝本。祝本属于南宋监本系统，而且是作品编次和文字面貌最接近南宋监本原貌的一个版本。监本是官本，和私家校本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祝本既是古本，又最接近监本原貌，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文献学名家傅增湘曾经评价传世韩集：“若求一家之言，则舍祝氏莫求矣。”⑦选择祝本作底本，应该优于世綵堂本。更重要的是：选择更接近韩文原貌的旧本作底本，有利于摆脱八百年的思惟定式，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方、朱的韩文校理。所以笔者在撰著《昌黎文录辑校》的时候，尝试采用祝充本作底本。就现有的反映看来，学术界对这一考虑基本上还是认同的⑧。

　　韩集校勘体例的第二个问题，是《韩集举正》的现代释读。这一问题存在两大难点：第一大难点来自《举正》自身体例的缺陷：方崧卿校改文字之后，没有完整地出校其底本即南宋监本原有的文字。这就使得后人对方氏文字校改的得失优劣无法进行客观的比勘评判。所幸属于监本系统的潮本、祝充本、文谠本、南宋浙本、南宋江西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仲举本尚存于世，朱熹《考异》也录存了若干异文。对照以上诸本的文字，南宋监本原文的主要部分仍然有希望考索复原。

　　《举正》释读的第二大难点在于：《举正》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凡例。四种主要校勘符号的用法虽然作了规定，但其他体例比如空格的体例却没有交待。此外，这批校勘符号为方氏独创，社会接受还存在一定困难，后人释读容易出错。朱熹对这批校勘符号颇不以为然，《考异•卷首序》批评说：“至于《举正》，则例多而词寡，览者或颇不能晓。”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云然。

　　考察现代诸校本可以发现，《举正》校勘体例以及校勘符号的释读，在实际使用中确实存在不少歧异。在将《举正》的符号系统转换为校语的过程中，体例、符号的误读，必然导致校语的讹误，传世韩集校本大多难免此病。比如：误读空格、忽略乙字符、忽略套红、误墨字为套红、忽略增字符、忽略删字符、误读删字符为增字符等现象，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韩愈全集校注》等现代校注本中都并不少见⑨。笔者汇集现存明清抄本对《举正》进行综合校理，完成《韩集举正汇校》，目的正是为完成《韩愈集汇校》扫清障碍。

　　四、结语 韩愈集是现代学术研究使用频率较高的重要文献，但韩集文本整理的进展则滞后于理论研究的需要。其直接表现是：尽管《韩昌黎文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没能广泛采用现存宋元旧本对韩文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综合校理，但迄今为止的韩学研究者所采用的韩集，仍然是以上两本，很少有采用《韩愈全集校注》者。其所以如此，《韩愈全集校注》打印校对质量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该书打印稿的初校由初稿撰写人承担，此后由四位编委分别进行了7次校对。但最终印制出来的文字惨不忍睹，据说是在输出硫酸纸的环节出了问题。《韩愈全集校注》出版8年来，新的韩集点校本又不断问世。虽然这些新本大多只是通俗读物，谈不上对韩集文本研究的推进，但显示了市场对韩集的需求，应该也是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国内的古籍整理专业出版社还没有推出一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权威性的韩集定本，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都还没有收录一部完整的韩集校理本，希望《韩愈集汇校》的问世，能够填补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