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昌黎先生集》曾经对宋代学术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北宋中期，韩文风行天下，“学者非韩不学”①。也正因为如此，宋代的韩集文本整理异常活跃，乃至于有五百家注韩的说法。至今仍有线索可考的各种韩集校本、注本、选本不下百家，其他如笔记、诗话、别集等征引韩文从而具有校勘价值的宋元文献也不下数百家。如此丰富的历史遗产，对当代的韩集文本研究而言，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沉重的负担。可以这样认为：汇集宋元时期各种形式的韩文传本，厘清宋元时期韩集流传的源流端绪，是韩集整理的前提和基础。

　　20世纪的韩集文本整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半个世纪的韩集整理还停留在简单的标点断句的层次上，这一类型的韩集整理本，以30年代流行的世界书局本、国学基本文库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为代表。50年代的韩集整理已经上升了一个档次，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以东雅堂本为底本，少量节录原本校语，于文字无所订正；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仍然以朱熹系统本为底本，但能够选录祝充、魏仲举等宋元刊本异文对通行的文字进行了少量校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1996年问世的《韩愈全集校注》则代表了韩集文本整理的最新成就：该书搜罗了较多的韩集宋元旧本，祝、魏两本之外，还大量采录了此前无人问津的文谠本、翁同书藏本、宋蜀刻十二行本等宋代传本的异文，对通行的朱熹系统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校理；更重要的是：该书全文采录了方崧卿的《韩集举正》，韩集的文本整理八百年来第一次开始摆脱朱熹的阴影，真正得以正本清源②。如果我们判断说：《韩愈全集校注》的问世意味着韩集文本整理正式走上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轨道，应该不是过甚其词。

　　不过正如前贤所云，校书如秋风落叶，旋扫旋生。韩集的文本整理虽然经过现代学术界长达百年的艰苦努力，却仍然存在着有待于继续推进的广阔空间。作为《韩愈全集校注》的主研人员，我本人对此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2000年在武汉举行的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上，台湾学者对《韩愈全集校注》没有采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宋淳熙刻本《昌黎先生集》提出尖锐批评，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事实上，《韩愈全集校注》刚刚完稿，我就开始对韩集原始文献尤其是宋元文献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分类梳理，新近出版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考察了韩愈集现存宋元刻本13种，已经亡佚的宋元传本102种，韩文宋元选本50种，宋元时期有关韩文评论的著述310种，就是上述工作的初步成果。除此之外，百年来的韩集整理还存在一个重大的弊端：所有的韩集整理本都采用属于朱熹校理本系统的廖莹中本为底本。事实上，廖本并非善本，前人早有定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在《昌黎文录辑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版)一书中尝试采用祝充本作为底本，效果似乎不错。上述所有的试探性工作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韩集的文本整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要将韩集的文本整理推上新的高度，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是不可回避的前提。百年来的韩集文字校理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若干重要的文献有待补充，已经采用的文献存在重大遗漏，校勘体例尚待完善。从上述的三个方面着手，在广泛采辑各种形式的韩文宋元传本、厘清其流传端绪、并重新调整校勘体例的基础上，对韩集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校理，最终完成《韩愈集汇校》，是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现将相关问题综述于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有待补充的新文献 现代学术的突破，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对祝充本、魏仲举本的选录，《韩愈全集校注》对文谠本、翁同书藏本、宋蜀刻十二行本等宋代传本的采用，就是超越前人的重大突破。不过，也有若干现存的重要文献，以上诸本都未曾采录。其中的原因，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主观抉择时的考虑不周。今择要分梳于下。

　　(一)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淳熙刻本《昌黎先生集》

　　此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杭州刻本，在传世韩集中，这是刊刻年代最早的一个刻本。它的祖本是北宋徽宗大观年间潮州刻本，在传世韩集中，这是唯一的一个属于北宋监本系统的传本。这一版本的编排和文字有不少地方与现行传本有相当大的差距，对考察韩集的流传，考订韩文的文字，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③。其中有不少异文可供采录，如：

　　1.卷二八《曹成王碑》“持官持身”，诸本“身”作“将”。朱熹订作“持”，而未出所据，当从潮本。

　　2.同上“民皆走死无吊”，诸本“皆”作“交”。潮本文字为优。

　　3.同上“蹶蹶陛陛”，“陛陛”，祝本、文本、南宋蜀本作“陛陞”，魏本作“陞陞”，方崧卿出南宋监本作“陛陞”，朱熹订作“陛陛”，《考异》：“作‘陛陛’则韵协，故且从之，然其义亦不可晓。”沈钦韩《补注》：“坒，次也。”方以智《通雅》：“陛陛，犹比比。”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尔雅•释训》曰：‘蹶蹶，敏也。’《诗•蟋蟀》毛传曰：‘蹶蹶，动而敏于事。’方密之《通雅》卷九曰：‘比比，犹栉比之比，退之用陛陛，亦犹比比，主众多而层次也。’沈曰：‘《广雅》：坒，次也。’步瀛按：方说犹是望文生义，沈以‘陛’为‘坒’之通借字，近之，盖言敏于事而有次第也。”潮本文字为优④。

　　(二)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此本宝庆三年(1227)刻于南剑州，时伯大为州通判。其书以朱熹本为基础，少量采用五百家注音释，约以成篇。虽然文献价值不高，而且传世诸本大多刊刻粗糙，迄无善本，但详略得宜，篇幅适中，再加上朱熹的大名，竟成为此后传世韩集的通行本。元明清迄至近代，代有翻刻，在韩集流传中有很大的影响。此本较廖莹中本为早出，廖本无论体例还是文字均承袭此本。《韩愈全集校注》不用此本而直用廖本，很容易使人将应属此本的体例文字误认为廖本。而且此本也有若干文字与朱本、廖本均不相同，如卷一五《寄襄阳于相公书》，此本作“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韩愈全集校注》弃用此本，不妥。

　　(三)张洽池州本《昌黎先生集》

　　此本绍定二年(1229)刊刻于池州，时张洽为池州通判。全书严格遵循朱熹所定体例，先正文，后《考异》，除少数卷末附入张洽跋语数条外，基本上忠实于朱氏原本。但少数文字仍然与朱本有别，如卷一四《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则云小功不税也”，朱熹“税”下增一“者”字，池州本从诸本无“者”字。《韩愈全集校注》不用此本，不妥。

　　(四)《韩集举正》宋抄本 元代以后方氏校本失传，仅《举正》幸存。寖至当代，《举正》宋本亦已失传，传世者仅《四库全书》本以及少量抄本。由于传世诸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讹误，对《举正》一书进行综合校理，成为韩集整理的先决条件。《韩愈全集校注》采用四库珍本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少量采用皕宋楼抄本进行校订，但尚需校理的文字仍然不少。实际上，目前有线索可考的《韩集举正》传抄本共9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系统：影宋抄本，包括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抄本，以及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宋抄本；四库全书本，包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传抄本，包括皕宋楼抄本、八千卷楼抄本，以及据八千卷楼抄本重抄的文澜阁本。现存各本有不少异文可供校勘，如：

　　1.卷一《别鹄操》“且可绕树相随飞”，“绕树”二字，方崧卿据阁本增。四库珍本“绕树”二字上脱增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钞本无误。

　　2.卷二《此日足可惜》“惝怳美难双”，四库珍本“惝”字脱逸空格。按：此字需要套红，抄录者显然是先抄墨字，后补红字，此处偶然脱误。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钞本无误。

　　3.卷七《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君来晤我时”，“来”字方崧卿据唐本订。四库珍本此字脱红，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钞本、八千卷楼、皕宋楼钞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不误。

　　4.卷一〇《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方崧卿据唐本删“二十八”三字。四库珍本讹删字符为增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钞本无误。

　　5.卷一三《新修滕王阁记》“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条，“而”下南宋监本衍“赏焉”二字，方崧卿出南宋监本据阁本删此二字。四库珍本以方框围“而赏焉”三字，误圈为框，且多框一字，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书未见斋影钞本、八千卷楼、皕宋楼钞宋本无误⑤。 (五)石本 关于石本的价值，前人曾经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欧阳修“知刻石之文可贵”，是因为“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赵明诚“知石刻可贵”，是因为“今世所传退之集多为人妄加酬校”。董逌认为：“碑刻之传于当时者，不可诬也。后世校雠不得原本，因误就讹，不究其意，随己所见，致文字错乱，以疑后学。”⑥石本的长处，就在于避免了长期流传过程中错讹的积累，为古籍的校勘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文本。

　　韩文到底曾经有过多少种刻石，今天已经无法全部稽考。笔者曾广泛调查韩文石本，对有线索可考的石本曾逐一考索，逐字摩娑。这批石本包括原石3种，装本4种，历代金石家著录60种，校本16种，除去重复，可得韩文石本74种。其中有文字可供考绎者40种，题名16种，有目无文者17种，篇名不详者1种⑦。由于体例所限，在《韩愈全集校注》中，除宋人征引者外，只有《苗蕃志》、《李虚中志》、《裴复志》三篇由笔者采录石本异文进行了校勘，大量的石本资料没能得到完整反映，这是非常可惜的。

　　(六)其他文献 某些传世文献零星保存了韩集宋元传本的若干重要异文，有待于通过全面的爬梳整理加以采录，如：

　　1.选本 据笔者统计，宋元时期采录了韩文的选本(包括类书)约在50种上下。不少选本尤其是早期选本的文字保存了韩文的原始面貌，还没有为后代校本所窜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晏殊《晏元献公类要》卷一三《假山》“不得着脚力”，传世诸本“力”作“历”；“当轩作骈罗”，传世诸本“作”作“乍”；“有岩若天划”，传世诸本“若”作“类”；“歌鼓宴宾客”，传世诸本“客”作“戚”；“孰谓卫霍奇”，传世诸本“奇”作“期”；卷二五《送杨巨源少尹致仕序》，传世诸本无“致仕”二字；卷三七《顺宗实录》“昔禹汤以罪己致兴”，传世诸本“禹”作“成”；“至今称为贤君”，传世诸本“君”作“者”。这批异文出自北宋旧本，且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可取之处。又《原道》“非天小也”，两宋监本均作“非天罪也”。惟吕祖谦《古文关键》“罪”作“小”，朱熹本据以校订，而未出所据。

　　2.诗话、笔记及杂说 宋元诗话、笔记及别集杂文之中所引用的韩愈诗文反映了宋元时期韩文传本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类文献数目庞大，需要逐条整理，披沙取金。笔者曾梳理过宋元子部、集部典籍300余种，颇有收获。如黄彻《■溪诗话》卷二引《调张籍》“蚍蜉撼大木”，传世诸本“木”作“树”；引《北极赠李观》“莫为儿女态”，传世诸本“莫”作“无”。王正德《余师录》卷二“韩退之”条节引韩文八篇，其中《答刘严夫书》，传世诸本“严”或作“正”，或作“喦”，或作“岩”，无一本与此相同。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有“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条，记石鼎联句事，所引《石鼎联句诗》与传世诸本颇多不同。如“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调烹”，集本“妙”作“巧”，“琢”作“斲”，“调”作“煎”；“豕腹涨膨亨”，集本“膨”作“彭”；“仍于蚯蚓窍，更作苍蝇声”，集本“仍”作“时”，“更”作“微”，“声”作“鸣”。姚宽《西溪丛语》中，《咏灯花》“黄里排金粟”一语，此本引作“黄裹”，并引何逊诗“金粟裹搔头”为证。其文义较传世诸本为优，非常值得注意。契嵩《镡津文集》有《非韩》30篇，其《非韩第二》引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正德”，方、朱系统本作“至德”。《非韩第三》引韩愈《原性》“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其次序与监本、方朱本均不相同，而与《文苑英华》相合。《非韩第二十》引《原道》“绝而相生养之道”，传世诸本“绝”作“禁”。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九以整卷篇幅评论韩文，其中也不乏讨论文字者，如论《山南郑相公酬答》诗：“烹斡力健倔，‘斡’当作‘鲜’；茫漫华墨间，‘华’当作‘笔’。《音释序》李少卿云：耵聍，耳垢也，上都挺切，下乃挺切。”凡此，均可供校勘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