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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期全国古籍出版社编辑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党中央国务院一向高度重视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过去中央曾专门发布过文件，毛主席、周总理、陈云同志极为关心。但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碰到了很多困难。古籍图书如何与市场相结合，怎样才能为现实的生产、科研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有的从事这项事业的人，觉得整理工作很沉闷，兴致不高。我们这个培训班以青年为主，大家热爱这项事业，说明后继有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是根本的环节。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事业。世界各国人民都羡慕中国有最完整的历史。黑格尔就曾说过：“中国有最完整的国史。”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有文字记载的文献，埃及、墨西哥、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国都不及中国。中国很多成语典故都与古籍有关，如“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读书破万卷”，这证明我国古籍非常丰富。目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各大图书馆清理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古籍总数，编辑《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已经基本完成了，再进一步核实、校准，即可出版问世，这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历史典籍，这确实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首先要把这些典籍保存好，整理好。作为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同志，我们肩负着使命，要努力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一、从一些数字看古籍整理出版的状况
200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社长年会。此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出书结构、出书品种、人员构成等方面做了一些调研，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哪些方面可以发扬光大，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第一组数字是人员构成，全国古籍出版社共有职工1700余人，其中在职人员近1200名，编辑占在职人员的51.4%，编辑队伍中，取得初级职称的占15.8%，取得中级职称的占33.9%，达到高级职称的占50.3%，中高级职称共占84%。这些数字说明从事古籍整理人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是高于其他出版社的。第二组数字是经济效益。与前几年相比，古籍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有所增长，但总的形势还是大同小异，各社均利90余万元。古籍出版社一共22家，经济效益过百万的共6家。可见古籍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第三组数字是图书结构。去年古籍出版社共出书4481种，其中古籍整理图书占29%，学术类著作占22%，这两类图书共占51%。专业古籍类图书比例比较低。第四组数字为领导班子构成。22家古籍专业出版社有70余位领导，其中本科学历以上的占78%，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本科学位的60人左右，这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领导班子的素质比较高。这是古籍出版社总的状况，各家出版社的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素质比较高，专业队伍力量比较强，领导的专业素质比较好，领导班子结构大体合理。但是，专业图书比例不够理想，总体上偏低，经济效益普遍水平不高，困难较多。在这种状况下，编辑队伍有这样高的素质，这样高的水平，大家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仍然坚守我们的阵地，努力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好，说明大家是有敬业精神和事业心的。但受到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仍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如何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出版更多的好书，使我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能得到突出的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二、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整体态势看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
谈古籍出版社的发展，谈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不能离开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认清当前文化产业的形势，把出版工作放在国内外大背景下研究，这样才能极大地鞭策我们自己，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搞好。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曾经发过重要的文件，文件深刻地讲到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件第一句话就讲，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互相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相互竞争中越来越突出。这段话意义深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汹涌澎湃，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走在了前面，占领了国际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在文化产业方面，发达国家还在疯狂地抢占市场，西方国家之间争斗也很激烈。一般来说，美国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它主要有三个手段，一是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最强；二是美国用自己的价值观，主导和塑造欧洲乃至国际社会的准则；三是美国的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时间很长，二战之后，欧洲忙于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文化，诸如乡村音乐、百老汇、好莱坞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美国为此很自豪。布热津斯基就说过：如果说罗马贡献给世界的是法律，大不列颠贡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兰西贡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美利坚贡献给世界的则是大众文化和高科技。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全球总量的6%，但是放映时间却达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控制全球75%以上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第三世界国家70%的放映时间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西方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美国认为文化产品应该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由流通；法国认为文化产品应具有独特性，文化产品不能自由流通，“文化例外”，美法之间为此争斗得很厉害，打得不可开交。9•11事件之后，法国改变了提法，认为各国之间文化沟通不够，理解不够，由此而产生误会、矛盾，继而产生战争，因此法国由“文化例外”改提为“文化多样性”，各国文化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应该共同发展。法国完成了从“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样性”观点的转变，目的是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市场。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出版社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该怎么办?我认为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文化体制改革成绩巨大，出版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分析起来看，当前出版社大体有五种状态：一，不少出版社做到了横向联合，纵深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强做大，图书选题能够不断创新。上海文艺总社、外研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化学反应初具规模，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值得借鉴，这些出版社是改革的方向，是其他出版社学习的榜样，真正起到导向的作用，这是主流。二，大多数出版社没有完成由简单的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的转变。集团规模的扩大还停留在数量上低水平的增加，还没有真正实现业务上根本性的转变，原来计划经济中的粗放经营还需要认真转变，也就是真正实现由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转变。三，有一部分出版社，尤其是中央部委下属的出版社，仍然靠着行政权力、业务垄断，控制着出版资源，悠然自得地占有着利润。这样的出版社，数量不是很多，但导向作用很大，虽然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努力打破铁饭碗，但这些出版社依然靠着官方赋予的权力和资源，垄断着出版业务。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改革。四，有的出版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或正在失去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只能依靠行政配给的书号资源，与工作室合作。产品链靠工作室连接，资金链靠卖书号连接。五，有的出版社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有选题就做，没有选题也不争取，满足于不赔本的状态，还是低水平的累加，仍然属于粗放经营。
目前这种状态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地区行政壁垒制约，地方垄断呈上涨趋势。一个省有一个出版集团，保护地方出版物，严重影响优胜劣汰，甚至出现保护质量低下的出版物乃至盗版出版物。第二，市场秩序、规则遭到破坏。这个问题威胁着出版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市场关系上，出版社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体现在上下游的关系上。书店要求出版社降低折扣，否则不给你发书，出版社无奈，只能在短平快上找出路，一些重大的需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的项目被搁置；发行有钱、有网络，凭借强势地位介入出版，甚至自行组稿，和出版社合作，包销图书，既赚取出版利润，又赚取销售利润，进一步弱化了出版产业，市场秩序遭到破坏。第三，中小学教材改革的冲击。教材实行招标，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利于降低教材成本，有利于提高质量，有利于广大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目前情况看，很多省的出版社都依靠教材养活，农村教材全部实行国家采购，免费供给，中准价必然下调，实行招标之后，利润势必分散，单靠教材支撑的出版社受到冲击。第四，图书品种增长过猛，每年达22万种。图书质量如何，经典图书有多少，值得深思。目前我国每年图书产值达500亿，但库存也达到500亿，很让人担忧。新闻出版总署曾提出过“图书出版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转变”，号召降低品种。当时全年出书品种不超过10万种。经过又一个十年的发展，现在每年出书品种达到22万种，这个数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五，出版社存在浮夸和浮躁的风气。有不少出版集团在出版规划中提出，产值要在十一五期间达到100亿。能否实现?靠什么手段?去搞电器，还是房地产抑或是外贸?那样的话就不叫出版集团了。出版集团归根结底要出好书啊!只有有了好的选题，好书才能得以出版。出版业不是一个高回报的产业，基本上是薄利多收。
在目前国际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国内经济快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这同时就要求中国文化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我们一定要深化改革，克服困难，加快发展。
三、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们的观念在科技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地位和作用该怎样评价?有的人认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离现实的网络时代、电子时代太远，古籍整理没有多大意义。古籍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使用古代文献的人越来越少，这使得古籍出版社的效益受到影响，面临很多困难，年轻的同志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参加这届古籍培训班的同志能够继续深入学习，让人很欣慰。现阶段，进一步明确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搞好，更有特殊的意义。现在国外办了一些“孔子学院”，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是被认可的，但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文化的特色认识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搞好，有其特殊的意义。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延续性，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处于同一体中，这是交融性；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承的历史，这是继承性。所以，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基础。没有我们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没有我们对古代文献的出版，佶屈聱牙的古文字不注释，没有标点，今天中国读者仍读不懂；不把这些古文翻译成白话，不把白话翻译成外文，外国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文化。黑格尔说过：“中国没有哲学。”他在没有机会读过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兵法等全文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是大失水准的。托尔斯泰故居的书桌上摆着他关于《老子》一书的摘录卡片，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没有我们的整理，外国人是很难使用这些文字艰深的古籍的。
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同志先后担任古籍小组领导。之后政府机构改革，古籍小组由国务院的一个议事部门划归新闻出版总署代管，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担任小组组长，于友先、石宗源、龙新民同志先后担任小组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做了大量整理和出版古籍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于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谈一些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过去谈过，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一些新的认识，一并就正于大家。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小组主持了《中国古籍总目》、《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中国古籍总目》的初稿已基本完成，明年七八月份全部定稿，将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几千万字。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这两个“总目”完成之后，可以为现存的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为今后制定规划、确立重点项目及宏观调控提供可行的依据。分清档次是指区分出哪些该整理，哪些只保存好就成。而需整理的，是校勘断句就可以，还是要做注释和今译。应该说，大量的古籍不需要全部整理，其中大部分利用现代化手段保存好即可；一部分古籍供科研和教学使用，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即可；一部分古籍要翻译成白话文，那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是少量的，是古籍文献中的精华。分清档次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必须抓紧整理的古籍上面。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有一篇文章(《从四大名著看古籍图书的重复出版》，见《光明日报》)做过一个统计：从1950年至2005年，《红楼梦》版本共有230多个，《三国演义》210多个，《水浒传》、《西游记》超过190个，从时间段上看，《红楼梦》的版本1949年至1977年有13个，1978至1993年有25个，1994年至1996年有36个，1996年至2005年有60余个。古典名著除了重复制作单行本大量出版外，收入丛书的更多，1997年收入丛书成套推出四大名著的有110多套，常用的丛书名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名著系列、中国古典名著精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本。重复出版还表现在同一出版社所出的图书中，将四大名著分别收入名称不同的丛书，比如古典名著文库迎奥运纪念版、金榜之路系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普及丛书，还有的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四大名著，2003年又出版了古典名著文库，接下来又出版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2005年又出版了足本珍藏版，这四套丛书中都收录了四大名著。还有的出版社明明有好的校点本不用，比如学术界公认的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是质量最好的版本，在此本之后，一些出版社大量影印错误较多、没有整理的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实在令人费解。同时，古籍出版物按时间序列出现了这样一些出版热潮，如鉴赏热、白话翻译热、翻印热、黄金版热。重复出版造成资金和人员的浪费。因此，有必要评议已出古籍图书，以古籍小组的名义推荐给广大读者新的古籍善本。如中华书局的《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太白全集》等都是很好的版本，这样做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可以在短期内不再重复整理出版，减少资源浪费。这项工作下一阶段将拿出资金开始运作。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的整体水平。古籍整理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不能数典忘祖。整理好这些图书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整理古籍，首先要保存好古籍的原貌。其次，整理形式和整理方法上要进一步创新，不能停留在乾嘉学派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创新，树立精品意识，打造精品工程。要达到以上目的，我们至少要做到三点：1.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2.遵照古籍整理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同的整理方法，从而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3.减少重复出版。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整理的指示，对普及和提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古籍的孤本和善本要抢救，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要通过各种办法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有系统地翻译一批孤本和善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古籍，既要有标点、注释、校勘、训诂，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人都能看得懂。普及与提高是整理古籍的两翼，应给予重视，由于市场的压力，现在普及读物的市场扩大了，各出版社很重视这块出版业务，但是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方面不免有些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有必要高度重视。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第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全国共有22家古籍出版社，数量不算少，但出版的古籍图书的比例只有29%，不到三分之一，还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非古籍图书的出版上，这说明古籍出版社需要提高专业出版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目前22家古籍出版社成立了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古联体团结大家共同研究古籍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还应该进一步开展，统一规划，大力宣传，重点资助，争取政策保护，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六，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在信息化时代，通过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古籍图书数字化方面，现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数字化检索的强大功能和对现代人的实用性，将扩大古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的效率，将更受欢迎。2004年，古籍小组和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很多专家就古籍数字化整理的进程和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华书局的中华古籍语料库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大力的推进，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能够更好地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最后，我谈一谈个人的一点感想。当年国家任命周士钊做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先生致信毛主席说他做不了，不能胜任。毛主席给他回信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就重避轻。自己缺乏从政经验，所以“临大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毛主席这里的意思是说碰到大事，要小心谨慎，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努力去做，就不会有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人也要“临大事而惧”，认真对待，认真衡量自己的才力，才力不够要抓紧时间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好。愿与各位年轻同志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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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从一些数字看古籍整理出版的状况
200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社长年会。此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出书结构、出书品种、人员构成等方面做了一些调研，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哪些方面可以发扬光大，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第一组数字是人员构成，全国古籍出版社共有职工1700余人，其中在职人员近1200名，编辑占在职人员的51.4%，编辑队伍中，取得初级职称的占15.8%，取得中级职称的占33.9%，达到高级职称的占50.3%，中高级职称共占84%。这些数字说明从事古籍整理人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是高于其他出版社的。第二组数字是经济效益。与前几年相比，古籍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有所增长，但总的形势还是大同小异，各社均利90余万元。古籍出版社一共22家，经济效益过百万的共6家。可见古籍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第三组数字是图书结构。去年古籍出版社共出书4481种，其中古籍整理图书占29%，学术类著作占22%，这两类图书共占51%。专业古籍类图书比例比较低。第四组数字为领导班子构成。22家古籍专业出版社有70余位领导，其中本科学历以上的占78%，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本科学位的60人左右，这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领导班子的素质比较高。这是古籍出版社总的状况，各家出版社的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素质比较高，专业队伍力量比较强，领导的专业素质比较好，领导班子结构大体合理。但是，专业图书比例不够理想，总体上偏低，经济效益普遍水平不高，困难较多。在这种状况下，编辑队伍有这样高的素质，这样高的水平，大家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仍然坚守我们的阵地，努力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好，说明大家是有敬业精神和事业心的。但受到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仍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如何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出版更多的好书，使我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能得到突出的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二、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整体态势看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
谈古籍出版社的发展，谈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不能离开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认清当前文化产业的形势，把出版工作放在国内外大背景下研究，这样才能极大地鞭策我们自己，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搞好。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曾经发过重要的文件，文件深刻地讲到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件第一句话就讲，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互相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相互竞争中越来越突出。这段话意义深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汹涌澎湃，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走在了前面，占领了国际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在文化产业方面，发达国家还在疯狂地抢占市场，西方国家之间争斗也很激烈。一般来说，美国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它主要有三个手段，一是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最强；二是美国用自己的价值观，主导和塑造欧洲乃至国际社会的准则；三是美国的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时间很长，二战之后，欧洲忙于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文化，诸如乡村音乐、百老汇、好莱坞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美国为此很自豪。布热津斯基就说过：如果说罗马贡献给世界的是法律，大不列颠贡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兰西贡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美利坚贡献给世界的则是大众文化和高科技。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全球总量的6%，但是放映时间却达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控制全球75%以上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第三世界国家70%的放映时间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西方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美国认为文化产品应该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由流通；法国认为文化产品应具有独特性，文化产品不能自由流通，“文化例外”，美法之间为此争斗得很厉害，打得不可开交。9•11事件之后，法国改变了提法，认为各国之间文化沟通不够，理解不够，由此而产生误会、矛盾，继而产生战争，因此法国由“文化例外”改提为“文化多样性”，各国文化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应该共同发展。法国完成了从“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样性”观点的转变，目的是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市场。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出版社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该怎么办?我认为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文化体制改革成绩巨大，出版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分析起来看，当前出版社大体有五种状态：一，不少出版社做到了横向联合，纵深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强做大，图书选题能够不断创新。上海文艺总社、外研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化学反应初具规模，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值得借鉴，这些出版社是改革的方向，是其他出版社学习的榜样，真正起到导向的作用，这是主流。二，大多数出版社没有完成由简单的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的转变。集团规模的扩大还停留在数量上低水平的增加，还没有真正实现业务上根本性的转变，原来计划经济中的粗放经营还需要认真转变，也就是真正实现由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转变。三，有一部分出版社，尤其是中央部委下属的出版社，仍然靠着行政权力、业务垄断，控制着出版资源，悠然自得地占有着利润。这样的出版社，数量不是很多，但导向作用很大，虽然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努力打破铁饭碗，但这些出版社依然靠着官方赋予的权力和资源，垄断着出版业务。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改革。四，有的出版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或正在失去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只能依靠行政配给的书号资源，与工作室合作。产品链靠工作室连接，资金链靠卖书号连接。五，有的出版社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有选题就做，没有选题也不争取，满足于不赔本的状态，还是低水平的累加，仍然属于粗放经营。
目前这种状态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地区行政壁垒制约，地方垄断呈上涨趋势。一个省有一个出版集团，保护地方出版物，严重影响优胜劣汰，甚至出现保护质量低下的出版物乃至盗版出版物。第二，市场秩序、规则遭到破坏。这个问题威胁着出版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市场关系上，出版社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体现在上下游的关系上。书店要求出版社降低折扣，否则不给你发书，出版社无奈，只能在短平快上找出路，一些重大的需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的项目被搁置；发行有钱、有网络，凭借强势地位介入出版，甚至自行组稿，和出版社合作，包销图书，既赚取出版利润，又赚取销售利润，进一步弱化了出版产业，市场秩序遭到破坏。第三，中小学教材改革的冲击。教材实行招标，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利于降低教材成本，有利于提高质量，有利于广大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目前情况看，很多省的出版社都依靠教材养活，农村教材全部实行国家采购，免费供给，中准价必然下调，实行招标之后，利润势必分散，单靠教材支撑的出版社受到冲击。第四，图书品种增长过猛，每年达22万种。图书质量如何，经典图书有多少，值得深思。目前我国每年图书产值达500亿，但库存也达到500亿，很让人担忧。新闻出版总署曾提出过“图书出版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转变”，号召降低品种。当时全年出书品种不超过10万种。经过又一个十年的发展，现在每年出书品种达到22万种，这个数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五，出版社存在浮夸和浮躁的风气。有不少出版集团在出版规划中提出，产值要在十一五期间达到100亿。能否实现?靠什么手段?去搞电器，还是房地产抑或是外贸?那样的话就不叫出版集团了。出版集团归根结底要出好书啊!只有有了好的选题，好书才能得以出版。出版业不是一个高回报的产业，基本上是薄利多收。
在目前国际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国内经济快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这同时就要求中国文化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我们一定要深化改革，克服困难，加快发展。
三、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们的观念在科技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地位和作用该怎样评价?有的人认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离现实的网络时代、电子时代太远，古籍整理没有多大意义。古籍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使用古代文献的人越来越少，这使得古籍出版社的效益受到影响，面临很多困难，年轻的同志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参加这届古籍培训班的同志能够继续深入学习，让人很欣慰。现阶段，进一步明确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搞好，更有特殊的意义。现在国外办了一些“孔子学院”，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是被认可的，但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文化的特色认识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搞好，有其特殊的意义。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延续性，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处于同一体中，这是交融性；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承的历史，这是继承性。所以，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基础。没有我们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没有我们对古代文献的出版，佶屈聱牙的古文字不注释，没有标点，今天中国读者仍读不懂；不把这些古文翻译成白话，不把白话翻译成外文，外国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文化。黑格尔说过：“中国没有哲学。”他在没有机会读过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兵法等全文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是大失水准的。托尔斯泰故居的书桌上摆着他关于《老子》一书的摘录卡片，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没有我们的整理，外国人是很难使用这些文字艰深的古籍的。
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同志先后担任古籍小组领导。之后政府机构改革，古籍小组由国务院的一个议事部门划归新闻出版总署代管，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担任小组组长，于友先、石宗源、龙新民同志先后担任小组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做了大量整理和出版古籍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于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谈一些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过去谈过，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一些新的认识，一并就正于大家。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小组主持了《中国古籍总目》、《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中国古籍总目》的初稿已基本完成，明年七八月份全部定稿，将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几千万字。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这两个“总目”完成之后，可以为现存的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为今后制定规划、确立重点项目及宏观调控提供可行的依据。分清档次是指区分出哪些该整理，哪些只保存好就成。而需整理的，是校勘断句就可以，还是要做注释和今译。应该说，大量的古籍不需要全部整理，其中大部分利用现代化手段保存好即可；一部分古籍供科研和教学使用，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即可；一部分古籍要翻译成白话文，那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是少量的，是古籍文献中的精华。分清档次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必须抓紧整理的古籍上面。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有一篇文章(《从四大名著看古籍图书的重复出版》，见《光明日报》)做过一个统计：从1950年至2005年，《红楼梦》版本共有230多个，《三国演义》210多个，《水浒传》、《西游记》超过190个，从时间段上看，《红楼梦》的版本1949年至1977年有13个，1978至1993年有25个，1994年至1996年有36个，1996年至2005年有60余个。古典名著除了重复制作单行本大量出版外，收入丛书的更多，1997年收入丛书成套推出四大名著的有110多套，常用的丛书名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名著系列、中国古典名著精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本。重复出版还表现在同一出版社所出的图书中，将四大名著分别收入名称不同的丛书，比如古典名著文库迎奥运纪念版、金榜之路系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普及丛书，还有的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四大名著，2003年又出版了古典名著文库，接下来又出版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2005年又出版了足本珍藏版，这四套丛书中都收录了四大名著。还有的出版社明明有好的校点本不用，比如学术界公认的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是质量最好的版本，在此本之后，一些出版社大量影印错误较多、没有整理的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实在令人费解。同时，古籍出版物按时间序列出现了这样一些出版热潮，如鉴赏热、白话翻译热、翻印热、黄金版热。重复出版造成资金和人员的浪费。因此，有必要评议已出古籍图书，以古籍小组的名义推荐给广大读者新的古籍善本。如中华书局的《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太白全集》等都是很好的版本，这样做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可以在短期内不再重复整理出版，减少资源浪费。这项工作下一阶段将拿出资金开始运作。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的整体水平。古籍整理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不能数典忘祖。整理好这些图书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整理古籍，首先要保存好古籍的原貌。其次，整理形式和整理方法上要进一步创新，不能停留在乾嘉学派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创新，树立精品意识，打造精品工程。要达到以上目的，我们至少要做到三点：1.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2.遵照古籍整理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同的整理方法，从而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3.减少重复出版。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整理的指示，对普及和提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古籍的孤本和善本要抢救，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要通过各种办法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有系统地翻译一批孤本和善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古籍，既要有标点、注释、校勘、训诂，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人都能看得懂。普及与提高是整理古籍的两翼，应给予重视，由于市场的压力，现在普及读物的市场扩大了，各出版社很重视这块出版业务，但是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方面不免有些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有必要高度重视。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第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全国共有22家古籍出版社，数量不算少，但出版的古籍图书的比例只有29%，不到三分之一，还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非古籍图书的出版上，这说明古籍出版社需要提高专业出版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目前22家古籍出版社成立了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古联体团结大家共同研究古籍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还应该进一步开展，统一规划，大力宣传，重点资助，争取政策保护，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六，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在信息化时代，通过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从事此项工作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古籍图书数字化方面，现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数字化检索的强大功能和对现代人的实用性，将扩大古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的效率，将更受欢迎。2004年，古籍小组和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很多专家就古籍数字化整理的进程和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华书局的中华古籍语料库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大力的推进，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能够更好地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最后，我谈一谈个人的一点感想。当年国家任命周士钊做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先生致信毛主席说他做不了，不能胜任。毛主席给他回信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就重避轻。自己缺乏从政经验，所以“临大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毛主席这里的意思是说碰到大事，要小心谨慎，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努力去做，就不会有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人也要“临大事而惧”，认真对待，认真衡量自己的才力，才力不够要抓紧时间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好。愿与各位年轻同志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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