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中规划内900余种)，成倍超出建国后前32年出版古籍的总和。整理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初步解决了古籍资料“书荒”的问题。其中文史典籍的出版，逐步理出了学科或门类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反映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逐步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中华大藏经》、《全宋文》、《全宋诗》等重点项目首批成果的问世，显示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繁荣的好势头。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不断建立，一支颇有潜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古籍整理科研队伍正在形成。古籍专业出版社由建国初期的少数几家发展为现在的十七家，还有几十家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也或多或少地出版古籍图书，这就大大加强了古籍出版力量。古籍整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在职青年编辑的培训，也日趋正规和经常化。以上种种成绩，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1年7月，国务院任命匡亚明同志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新的小组立即着手编制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三个规划，即1991年—2000年的十年规划和 1991年—1995年的“八五”计划。新的规划要努力具有学术性、计划性和指导性。所谓学术性，即规划应列入那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选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照顾全面，在项目质量的要求上要有高的标准，尽可能避免学术价值不高或者整理人员水平低下的选题进入规划。所谓计划性，即在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之后，既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将前规划尚未完成的重点项目继续保留下来，也应淘汰那些并不成熟或价值不大的旧选题，补充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过去相对薄弱领域的或社会急需的新项目，分清轻重缓急，克服盲目性，制订出经过科学论证的切实可行的规划来。所谓指导性，即规划要对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向起到指导的作用，力求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整体上讲，我们既鼓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对古籍本身发展规律进行学术性、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也鼓励他们结合整理工作深入到古籍本身的思想内涵中去，选择专题，进行探讨。这样可收到整理出版和学术研究两者相互促进之效。古籍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必由之路。最后，规划还应体现权威性。规划经修订定稿后，必须切实付诸实施。规划小组应根据规划的要求，协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重点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并采取一定措施，保证规划的圆满落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下列关系问题，应妥善加以处理。

     1．精华与糟粕的关系。

     凡古籍内容健康和比较健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和有特定学术价值的为精华；凡对人民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害的为糟粕。中国古籍往往精粗混杂，纯精纯粗者甚少。故对精华与糟粕要作仔细辨别，切忌简单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主要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虽系糟粕而仍有保存价值者，则应妥为保管(包括少量内部出版)以作参考，不宜轻易毁失。

    2．质量与数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同样，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必须以内容为主兼顾形式。正如李一氓同志曾指出的那样，“这几年因为选材不当，标注方法陈旧，编辑不得力等，也还出了些中下等的产品”，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要达到高质量高水平，涉及到内容与形式多方面的具体要素，诸如，选题要准；选本要优；分段、标点、注释、考据、今译等要严谨，要“信、达、雅”，等等，而尤为重要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除在序言、后记或导读中对有关古籍内容、版本等作评论性的简明介绍外，有的还应对一些章、节、语句加以简短精辟的批注，指出其优点、不足和错误所在。在求实存真的基础上体现时代精神。同时，还要注意出版的版式、装帧等要便于阅读，要典雅、美观；除必要的精装本外，要尽量照顾到广大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努力出好平装本，尽量做到物美价廉。

     3．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中同样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二者必须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不可偏废。而目前在不放松继续为专业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必要的古文献资料外，更应选择一些优秀的古籍或古籍中有代表性的章节加以注释，有的还要评译，使一般能读懂报纸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能看懂，从而让他们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特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运用。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古籍已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古籍的普及工作已在逐步展开。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做好优秀文化遗产的普及工作，对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普及是提高的基础，普及工作做好了，人们就会对古籍整理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古籍事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推动下普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才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4．“小而精”与“大而全”的关系。

     一个时期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一种由小到大、由大到全的趋势。这是正常的。古籍出版工作中“小而精”和“大而全”在满足各自读者的需求上并无矛盾。但如果只注意“小而精”，忽视“大而全”；或只注意“大而全”，忽视“小而精”，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值得注意的苗头，正是后者。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搞“大而全”，只是必须注意在搞“大而全”的同时应以足够的力量搞“小而精”，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平衡，满足社会各界不同的需求。，不论“小而精”或“大而全”，一定的重复是难免的，但不必要的重复是必须克服的。重复问题在“大而全”的古籍出版物中尤为突出，例如在某一种丛书中收入的一些古籍名著势必又在另一些范围较大的丛书中出现，这种重复应力求妥善处理。此外，追求“大而全”就常易发生一些弊端：一是轻重缓急不分，主次不分。二是精华和糟粕不分。三是耗资过大，超越了目前国家和出版单位以及广大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古籍都要讲究质量。“小而精”固然要讲究精，“大而全”也要讲究精，因为“精”就是高质量，而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命线就在于高质量，就在于精。

    5．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古籍出版物同其他出版物一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并且可能是统一的，真正有社会效益的古籍出版物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是一条正常的规律。但有些古籍出版物由于学术性过强或专业面过窄，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价值(亦即社会效益)，但由于社会的需要量小，因而转化为经济效益也就小，于是就出现了学术价值、专业价值愈高的古籍，其经济效益可能就愈低的矛盾，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一矛盾又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学术价值愈高的古籍(也包括其他著作)，愈难甚至不能出版。这些矛盾和这种怪现象应从两方面加以避免，一方面，由出版单位自己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另一方面，由国家适当给以出版补贴。总之，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必须以社会效益为主，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社会效益。但古籍出版单位要讲究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6．一般与重点的关系。

      没有一般，就没有重点；有了重点，才能带动全局。规划应该反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般情况，更要从中选定规划小组直接指导和联系的重点项目。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当，规划的制订才能做到来自一般，而又高于一般。各基层科研单位和专业出版社都应参照本规划，在保证完成重点项目的前提下，制订各自的计划。

     7．分工与协作的关系。

     重点项目的进行，尤其是大、全项目的进行，光靠一两个单位的力量是不够的。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各研究单位的特长，选定恰当的项目主持人，尽可能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按照计划，合理分工，加强协作，才能保证项目的高质量完成。此外，当前古籍出版重复过多，抓好分工与协作，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三、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1．加强古籍整理的理论研究。

     古籍整理的理论研究，学术界重视不够。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论著，在目录、版本、校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论述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今后应该从方法论入手，将古籍整理的方法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系统概括和阐释。今后十年间要在这方面做大的努力。我们要对清代学者古文献整理的成就做出全面总结，真正弄清乾嘉学派的精华所在，并加以继承；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古籍整理的指导意义，充分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古籍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从而建立起有时代特色的古籍整理理论基础。

    2．重视古籍数量的调查核实。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存世古籍究竟有多少?有人说约八万余种，有人说十万余种，迄无定论。即便是许多人认为较熟悉的文、史、哲古籍，各有多少，价值如何，存佚情况和整理出版情况，也似清非清，未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在这种情况下编制的整理出版规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有计划地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尽快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以推动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

     3．完善以重点古籍为中心的研究资料和工具书系列。

    在前两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期间，一批重点古籍得到了较好的整理。与之相适应，有关的研究资料丛书和工具书系列也陆续出版，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方便，受到普遍欢迎。今后十年中，对已完成的重点项目要重新审校，根据专家和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加以修订，使之更臻完善。有的项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再出新整理本，开展合理竞争，促进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

     4．扩大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

     古代中国富于发明和发现，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古籍中蕴藏着无数科学技术的史料，涉及到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工程技术等各个自然科学领域，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在继续重视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的情况下，对科技古籍与史料也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开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引起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关注，我们应该协同有关部门对它进行整理、翻译和出版，尽快取得成效。

    5．鼓励高质量普及读物的出版。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古籍，要有今译。今译要讲究质量，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今译仅是普及工作的一种形式，要作好普及工作还应有其他的形式和途径。比如有深入浅出的前言，卷、篇之中附有讲评等等，但要真正作好古籍的普及工作，还有待于专业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6．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手段现代化的步伐。

    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和微机汉字处理系统的建立，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创造了条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向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现代化提出挑战。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面对挑战。当前基本典籍经过整理，输入微机等工作应扩大试点；同时应积极培训有关专业人才，以推进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现代化。

    7．促进古籍整理出版物出口和文化交流。

     规划小组应协调各方面力量，采取各种恰当措施尽量使散佚国外的善本孤本古籍回归，得到妥善整理出版；同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促进古籍整理出版物走向世界。

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古籍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思维诸领域中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而积累起来的成果，它就像一部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百科全书。对它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出版，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基本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至于对它进行缜密、深入的系统研究，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这更是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二者都不能只靠少数人和少数单位就可做好。作为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调动和发挥全国各有关方方面面的力量，才能有效地进行和完成。

     上面说的方方面面主要指的是：

     1．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例如，农业部、卫生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家教委、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民委、社科院、新闻出版署等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都拥有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丰富的古文献资料和众多研究古籍的专家学者。

     2．地方各有关部门，例如，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各该地区的古文献、地方志、人物志、文史集等文献资料和研究人才。

     3．各有关单位，例如，古籍出版社、兼营古籍的其他专业出版社、高等院校、各收藏较多古籍的图书馆，同样拥有数量不等的古籍和研究人员。

     4．社会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大量离、退休人员和在业职工，其中有一些是对古籍有爱好和有造诣的人才。 以上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有关人员都是整理、出版、研究古籍所应调动和依靠的力量。在广泛深入宣传解释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深刻历史意义的基础上，采取恰当办法和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这些力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顺利进行和完成这一历史工程的关键。

五、人才培养

     虽然建国以来已经通过各种办法培养了一批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人才，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远不能说已经可以满足需要，还应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有计划地培养古文献方面人才。这样做不仅可以逐步满足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人才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向各行各业输送合格的通晓古文献的干部。中国历史上做出卓越成就的人物，一般都受到过古文献的熏陶。今天用现代科学精神去学习和掌握古文献中的精华，并与实践相结合，更能培养出合格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改善干部队伍中一些同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状况。所以，培养古文献人才不能孤立地看作是单纯为了满足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需要，它还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