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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古籍丛书编辑和著录问题值得关注 发布时间:2011-11-28 15:32:29   作者:南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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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作者通过编纂《新编影印古籍丛书综录》得到的一手数据,概括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编丛书的发展脉络,指出了丛书编辑和著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阐释了编纂《综录》一书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编影印古籍丛书成为一种重要的整理古籍的形式,在60余年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初步统计,我国1949年以后正式出版新编影印古籍丛书450余种,囊括各类典籍近5万种,这在同期古籍整理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这些丛书或是综合性大型丛书,常常在书名冠以“中国”、“历代”等字眼,包罗内容广泛;或是以新的学科划分的专题资料丛书,收录内容具体。大量新编影印古籍丛书入藏各地的图书馆,为学者研究使用提供了巨大方便,也为各地图书馆古籍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价值不须赘言。为了更大程度发挥这些丛书的作用,笔者从2009年开始编纂《新编影印古籍丛书综录》(简称《综录》)一书,现初稿已经完成,遂将个人的粗浅认识写出,与同行交流。

  古籍丛书发展历程

  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但是,这段时间的古籍整理以点校出版和重印为主,新编影印古籍丛书寥寥可数,最有名的当属郑振铎先生等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九集的出版。这些丛书的编纂,是在继承古人编纂丛书经验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突破,实现了“推陈出新”。它的策划更专业,规划更细致,体现了现代丛书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初衷,为后来新编影印古籍丛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做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段时间,全国部分省份及部分单位陆续成立古籍专业出版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新编影印古籍丛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8年~2000年,出书总数200余种。这些影印的新编古籍丛书成为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本。

  突飞猛进 随着国家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挖掘和传承特色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的提出,加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重点规划》的颁布实施,新世纪的古籍整理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态势,尤其是新编影印古籍丛书的出版,可谓遍地开花,精品连连。虽然仅仅过了10年时间,但是新编古籍丛书的种数却已经超过了1949年~2000年间同类图书的总和,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其发展速度,恰如其分,并且这一势头还在继续升温。从出版单位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编影印古籍丛书主要集中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古籍专业社,同时在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新编古籍丛书,基本形成了专业品牌集中发展,百家齐鸣竞争的良好市场氛围。

  古籍丛书编辑和著录问题

  纵观近60多年的新编影印古籍丛书,绝大部分是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编纂,跟踪学术研究前沿,服务于学术研究。但在其编辑和著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丛书编辑中的问题 一是不为丛书编制总目,或有总目而不完善。为丛书编制标准的总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充斥在图书市场上的影印古籍丛书,有不少是没有制作总目的,这使得读者使用非常不方便。有些丛书做了总目,但只标识出子目书名、作者,有的甚至只有书名,这样虽然可以让人找到子目文献所在册数,但是读者在看到具体的资料之前,不知道这个文献是不是他所需要的版本,也不够完善。二是无分册目录,或分册目录过于简单。一些丛书在分册目录的编制上,也不够用心。现在有些丛书根本就没有分册目录,翻开一册,正文迎面而来,顿时让人眼晕。有些制作了分册目录,但是过于简单,只有书名和起始页码,不便查索。三是不做新的书名页,不注明使用的底本。一个信息完整的新书名页,是高质量丛书所必需的要素,能够让人一眼看出该种文献的基本信息。现在个别丛书不做新书名页,也不注明底本,有的甚至还省去了原书名页等重要信息,很不严谨。

  丛书在图书馆著录中的问题 目前,新编丛书的著录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分散著录和综合著录。分散著录方法有很大的弊端,即无法显示图书馆对该丛书的收藏情况和整体情况的描述,检全率得到质疑;检索结果排序只能根据相关度排列,无法按照丛书册号进行排列,很不科学。而综合著录不仅可以帮助读者轻松获取研究专题之系统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对丛书中子目的揭示也比较相近,整体与局部相结合,文献信息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大大提高。

  但在实际操作上,综合著录要处理好丛书和子目的层次关系,就要花费编目员更多心思;所以,现在很多图书馆为了省时省力,选择了分散著录,使读者查找丛书文献比较困难。一些图书馆虽然对丛书采用了综合著录,但是对子目的信息著录又不甚完善,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综合著录的优势功能,影响了读者的检索准确率和新编古籍丛书的使用率。

  编纂《综录》现实意义重大

  吴格先生《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对四库系列丛书子目做了整理,成为人们使用四库系列的重要工具书。但是目前尚未有人对四库之外的这些丛书的子目做系统地整理研究,加之丛书在编辑和著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很多研究人员不知道丛书所涵盖的内容,大量古籍丛书静静地躺在图书馆,无人问津。这无疑是古籍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些学者因为不知道当地图书馆已经有了自己所需影印古籍本,只能去原本馆藏地借阅,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也付出了较多的精力和财力。所以我们花费大量精力,编纂了这部《综录》。按照现代学术分科的特点,将丛书分为“传记文献”、“史籍史料”等9类,每条子目后面列卷数、著者项、版本项,后附“子目索引”,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阅在各地图书馆的影印古籍丛书。

  首先,方便读者查找使用新编古籍丛书,为学术研究提供极大方便。因为很多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有职称、学历等方面的限制,读者如果不知道有自己所需古籍的新印本,往往因各种原因被拒之门外,阻碍学术研究的进行。而《综录》使读者能够便捷地了解到自己所需图书的各种版本的影印本馆藏地,就近取材,省却舟车劳顿。同时,这些新印古籍是容易借阅的,为更多的读者能够使用提供方便。

  其次,有利于保护各图书馆的古籍原本,调和藏、用矛盾。各地图书馆为了保护馆藏古籍,很多原本古籍已经不能拿出来借阅。影印古籍丛书为古籍馆藏增添了新的血液,而《综录》也为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和利用问题之间的矛盾找到了突破口。

  第三,便于出版单位查询剔重,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出版。现在,新编影印古籍丛书出版速度很快,但是各出版单位之间缺少沟通,于是便出现了一些选题撞车、子目大量重复的现象。如果用《综录》进行事先的查询剔重工作,必将有利于减少重复出版情况,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