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到唐代，是一个佛教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的过程。除了鸠摩罗什、玄奘等在翻译过程中的汉化改造以外，最为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禅宗的产生和弘扬。

　　禅宗从大乘空宗最根本的经典《金刚经》而来。从达摩面壁到五祖弘忍，渐成体系。而由慧能和神秀形成“南能北秀”、“南顿北渐”的格局，却最终在汉传佛教领域，以慧能的“顿教”形成了主流。而慧能的“顿教”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坛经》传述。

　　《坛经》，按照流传系统，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而敦煌本全称则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六祖坛经》传世，主要有晚唐的惠昕本、北宋的契嵩本、元代的宗宝本等。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版本流行，是因为禅宗“一枝五叶”，在唐代以后形成了很多宗派和分枝；然后各家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是为自我宗派的需要，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甚至完全违背了六祖慧能的本意。而通行版本在篇幅上缩减很多，在文字上错漏、臆改也为数不少。

　　直到敦煌“法海集记”本《坛经》出现，人们的认识才醒悟过来，认定形成于中唐的敦煌本才是最接近六祖慧能本意的版本：首先，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献跨越了北凉到宋初，而法海本《坛经》多抄写于五代，比行世的任何版本要早得多，从时间上也就最接近慧能及其嫡传弟子的讲述；其次，敦煌本以一种原始草根的样式呈现，大多未经严格的编辑整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语词上都没有经过一般文人的润饰，更没有经过派系中人的篡改填充；再次，敦煌本篇幅大于通行本，而增益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也是和慧能时代的事件相关，早于后期通行版本形成之前，是确有其事、确实可信的。

　　比如说，最为著名的“悟道偈”：敦煌本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至惠昕本、契嵩本“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惹）尘埃！”其中第三句，敦煌本是“佛性常清净”，是贯穿整部《坛经》的思想基础。慧能肯定了“佛性”就在自己心中，问题是如何认识它、开掘它；而惠昕本、宗宝本根本否定心中有佛性，甚至认定心中“本来无一物”，完全违背了慧能的本意；“本来无一物”，实际上反映了禅宗在后期演变中出现的旁门左道，就是由“十八空”而错误延伸的“恶趣空”歧路。诉诸各类根器，纷纷纭纭、林林总总的“话语禅”、“默照禅”，围绕“自心觅佛”的核心思想进行开悟，然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禅宗，也由此形成了各家各宗中几乎最多的文字话头。是耶？非耶？不妨认祖归宗，以六祖口述、法海集记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较量一番。

　　敦煌本《六祖坛经》，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陆续发现有五件写本。其中比较完整的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斯坦因收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个完整本和一个残片、旅顺博物馆（即日占时期的所谓“关东厅博物馆”）藏本，还有同样经历沉浮的敦煌市博物馆藏本。

　　早在1911年秋至1912年春，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在敦煌掠取了七百多号敦煌写本，其中就包括《六祖坛经》；1916年部分写本被运到旅顺；1920年最早被著录在《关东厅博物馆一览·古经类目录》中；1935年后形成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后发表了《六祖坛经》的三张照片；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所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中进一步说明了其叶数为“四十五枚”；1945年至1951年苏联红军接管旅顺；1951年中国政府收回旅顺，在1951年《敦煌写经缺目》中首次记录“未能找到的敦煌遗书”中包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由此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期望能够找到这个本子。1989年日本龙谷大学公布了《坛经》的三张照片，进一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94年，潘重规先生在《坛经新书》中刊登了此三张照片用以校勘，而更加被认为原书已经亡佚，此三张照片成为天地间唯一留存的骨血。

　　时至2009年，长期被认为已经亡佚的旅博本《坛经》，在沉寂于普通库房几十年之后，再次被发现。

　　旅博本《坛经》为缝缋装，外观呈长方形，宽约14.3 cm，纵约27.4 cm，厚约1.15 cm。合计是108半叶，54折。册子中实际抄写两部典籍：前部是《坛经》，后部是《大辨邪正经》。两部典籍的首尾均完整，均存有首尾题。

　　从文献完整性讲，5个敦煌本中，英藏本、敦博本、旅博本均首尾完整，故此研究价值最高。国图本其次。国图残片文字最少。

　　从文字书写质量讲，敦博本、国图残片最为规整，旅博本次之，国图本又次之，英藏本最差。以往人们对敦煌本《坛经》有劣本之讥，实际皆源于英藏本。如果他们面对的是敦博本、旅博本，就不会有这样的评价了。

　　从文字准确性讲，应该说，诸本各有优劣。抄写最规整的敦博本，错误也不少。敦博本面世以后，不少研究者为其规整的外观所迷惑，整理时一切以敦博本文字为依据，已经造成一些消极后果。就旅博本与敦博本比较而言，可以发现旅博本有些文字，明显优于敦博本。

　　由于均为写本，所以，旅博本本身并非没有错漏。但是经过初步对比，我们发现，旅博本是5个敦煌本《坛经》中文字脱漏最少、错误最少的文本。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旅博本是5个敦煌本《坛经》中唯一带有朱笔分段记号及朱笔断句的文本。古代的禅宗僧人、古代的敦煌僧人到底怎样理解《坛经》，旅博本的分段与断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钥匙。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本子所不具备的。可以设想，旅博本的面世，不仅终结了对此版本的百年寻索，可以将敦煌本《坛经》的录校整理及其研究，将早期禅宗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不妨一提的是，1991年10月，笔者随魏同贤社长到旅顺博物馆调查敦煌吐鲁番文献，顺便了解一下馆藏古籍和档案。19日，在馆藏普通古籍目录中发现有一本“六祖坛经，五代抄本”，就要求提出来翻看。当时本子上记录了馆藏编号519和登记号15519，馆藏登录为“后周线装本写经”，“显德五年法海集惠能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由于需要查看的材料很多，尤其是新疆的写本，所以就放下了。因为这本书的装帧形式比较特殊，和一般蝴蝶装不同，纸张也不是明清常用的，所以总是心存狐疑。尤其是《坛经》流行以刻本居多，有这么一个写本，无论如何是十分珍贵的。1993年，当笔者见到法国汉学中心敦煌小组的吴其昱先生之后，说出了自己的狐疑。吴先生十分敏锐，让笔者详细描述了这个抄本的情况。他说：“如果就是大家所讲的已经佚失的那一本，那太重要了。那就是存世《坛经》的第五本！”此后转道到俄罗斯，笔者和孟列夫谈论了很多关于《坛经》的话题。还向伊尔库兹克艺术博物馆馆长伊琳娜询问旅博本《坛经》是否会保存在那里。伊琳娜说完全有可能在伊尔库兹克历史博物馆，但是，该馆多少年前一场大火，藏品完全找不到了。真是让人绝望！1995年，笔者从孟列夫藏书中看到了潘重规的《坛经新书》，后面附录了三张大谷探险队拍摄的旅顺博物馆藏《坛经》的照片。笔者忽然意识到，所谓“遗失”的旅顺博物馆藏本应该没有被苏军带到伊尔库兹克，会不会就是我曾经在旅顺博物馆库房亲手摩挲的那一本呢？但是此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旅顺。直到2010年的夏天，同事吕瑞锋在网络搜索到旅顺博物馆藏《六祖坛经》发布的消息，笔者20年的狐疑终于一扫而光。

　　此次《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出版，实现了学术界的共同夙愿。著名西域学家冯其庸欣然题写书名；整理者郭富纯、王振芬将旅博本和其余诸本进行了精详的对校，并以红色标录了原本朱批断句分段，以黑色新加标点；全彩原寸影印了旅博本《坛经》全部书页，集影本、录文、注文于同一版面。不仅如此，本书附录了敦煌市博物馆藏本、英国斯坦因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两种，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大辨邪正经》两种参校本的全文图版，不仅使得敦煌本《坛经》存世的5种汇于一裒，亦已打破日本柳田氏《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前后11种而尚未“集成”之旧篱。

　　如此作天作地地寻觅，“作么生（公案语，为什么，怎么做）”？无言可对，仅作一默。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郭富纯、王振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定价3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