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的新闻事业，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由开始起步到有了较大发展的一段时期。也是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以及新闻业务研究由开始到形成一定规模的一段时期。

　　这一时期最先问世的有关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是1913 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美国人休曼著的《实用新闻学》，这是中国境内较早出版的新闻学专著，仅稍晚于1903 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日本人松元君平的《新闻学》。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中国学者自行编写的新闻学方面的专著，属于新闻史方面的，则以191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收入《上海闲话》一书内）为最早。属于理论方面的则以1918 年北京大学出版的由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以为倡导的徐宝璜的《新闻学》为最早。

　　从民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这二十多年，是民国时期新闻学专著出版最多最集中的一段时期。其代表性的出版物，属于新闻学理论的有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杭州中国新闻学社出版）、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1924年北京《京报》馆出版）、戈公振的《新闻学撮要》（1925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出版）、黄天鹏的《现代新闻学》（1930年上海联合书局出版）、梁士纯的《实用新闻学》（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属于新闻史方面的，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1930年联合书局出版）等。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有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京报》馆出版）、郭步陶的《时事评论作法》（1937年正中书局出版）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过一些和新闻事业有关的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出版物，如1922年上海《申报》为纪念建馆五十周年编印的《最近之五十年》，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黄天鹏主编的《〈新闻学刊〉全集》，1934年申时电讯社为庆祝该社创办十周年出版的《十年》，1936年上海复旦大学为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出版的纪念刊《报展》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的纷扰，国土的沦陷，纸张、油墨、铅字等印刷器材的匮乏，新闻事业、新闻学的研究以及和新闻事业有关的各种出版物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后方各省市，和一个时期的上海“孤岛”以及沦陷区等地，仍有一部分报刊和与新闻事业有关的书籍和文集陆续问世。其中，属于后方各地出版的，有王新常的《抗战与新闻事业》（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程其恒的《战时中国报业》（1944年桂林铭真出版社出版），余戾林的《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记》（1941年成都新新新闻报出版），新闻战线社的《新闻事业建设论》（1941年重庆侨声书店出版），田玉振的《新闻学新论》（1944年重庆新闻出版社出版）等。属于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有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1938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王文彬的《报人之路》（1938年上海三江书店出版）等。属于沦陷区出版的有1942年南京伪中央通讯社调查处编印的《东亚记者大会特辑》，和1943年文化汉奸管翼贤在北平编辑出版的一套《新闻学集成》等。

　　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一段时期，虽然只有四年多一点的时间，也出版了一批和新闻事业有关的有影响的出版物，如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94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马星野的《新闻自由论》（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出版）等。

　　以上所列举的，都不包括同时期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以及在各个苏区、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各解放区公开或秘密出版的党的报刊及相关出版物。

　　长期以来，让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学者们，特别是研究新闻事业史的学者们经常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是很难看到原报、原书和相关的研究资料。原因是：一、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料，包括报纸、图书和各种专辑，留存下来本来就不多，收藏也比较分散。二、 大部分民国时期的书、报、刊都面临着纸质老化的问题，其中有的已经发黄、变脆，有的已经老化到一触即碎的程度。为保存计，不得不停止或限制阅览。近年来，不少收藏部门已经通过缩微和影印等手段，对所藏的旧报进行了复制，以复制件为公众服务，便利了读者，但尚未普及到民国时期的一般书籍，特别是和新闻史料有关的一些书籍。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持出版的这一部《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影印本，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的出版，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学者们，特别是研究新闻事业史的学者们，是一个福音。这一系列“汇编”的问世，不仅有利于民国书、报、刊的保存，对民国史料的利用，以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全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定价96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