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是加拿大学者Jerry Dean Schmidt（中文译作“施吉瑞”1946 —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 一书的中文版。原书收入《剑桥文史丛刊》，1994年出版，是一部十六年前的旧作。在此期间，关于黄遵宪和诗界革命的研究已经有新的进展，对晚清诗坛生态的讨论也有诸多新论出炉。因此，本书读者在阅读施氏的观点时，应当还原到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切实评价本书的成就与不足。

　　与中文译名相印证，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述黄遵宪的生平经历，将其一生分为青年时期、外交官时代以及戊戌变法改革前后三个时期，以夹叙夹议的手法，简单扼要地介绍黄遵宪诗学发展与其生平经历的关系。第二部分则细致论述黄遵宪的诗学成就。书中指出，中国研究者一般重视黄遵宪诗歌中反映外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诗歌作品，关心的是黄遵宪在诗歌中对新名词和新事物的使用。在这样的观点支配下，忽视黄遵宪描写传统文化的诗歌艺术价值的同时，对黄遵宪描写外国文化的古典诗的文学成就重视不够。这样的见解在当下似乎不能一概而论，但仍有鞭策学人之效。本书用九个章节的分析说明，除了较早在诗歌中介绍西方新事物、新文化的成就，黄遵宪还是一个具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诗人。其描写外国的诗歌所运用典故之丰富和隐蔽，并非如当代读者想象的那般简单。而在这一点上，现代以来的批评家们通过预设的批评话语，建构出了别样的黄遵宪和诗界革命。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令诗界革命似乎贴上了直白、浅率、口语化的标签。事实上，虽然诗界革命的呼声由黄遵宪和梁启超在讨论中发出，但是随着黄遵宪晚年诗学追求的不断成熟，黄遵宪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经从早期的强调自我、反对沿袭转变为主张传统与现实的交融。越是到了后期，黄遵宪对诗歌的要求越倾向于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下，寻求合适的位置，表达新的思想和文化。

　　依照行年顺序，作者依次讨论黄遵宪游历的地区及诗歌创作的关系。在黄遵宪的香港组诗中，共存在三种典故。外国典故指的是中国传统中用来形容异域的词语，这其中包括佛经中的内容。第二种典故是天堂典故，“仙都”、“聚窑”都来自道教，同时，与天堂相关的典故必然少不了佛教意象，因此，第二类典故其实带有宗教色彩。与此相对的，第一类典故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历史典故”。第三类典故被称作“转化型典故”，即“呈现出从单纯的中国文化或者历史中的典故向表现外国文化转化的趋势”（第109页）。也就是说，这类典故来源于中国文史传统，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与现实生活发生契合，旧的典故在此有了新的指向性。这也可以视作“旧典”向“新典”的转换，典故带着新生的涵义重新融入古典的传统之中。正是由于黄遵宪对典故的合并和有意误读，才使得其描写外国的古典诗歌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

　　关于黄遵宪对日本神道传说、佛教的讽刺，作者从黄遵宪集日文版本在特殊时期的删削入手，尤其注重利用版本的异同说明时代和诗歌作者的思想、心态转变。例如，在讨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时的初稿与定稿内容差异方面，施吉瑞指出，各个版本的差异并非只是内容层面的不同，更是黄遵宪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表现。而黄遵宪在后期的诗歌发展，不仅是思想内容的成熟，还有诗歌技巧的进步。黄遵宪后期古体诗的描写技巧，与前期相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在“重字”的使用，相对较长的诗句，则借鉴赋体的铺陈手法。在诗歌革新方面，黄遵宪与唐代韩愈有同样的诗歌尝试和隔代回响。黄遵宪对于诗歌的最大创新就体现在长诗中，除了用典和描写技巧，还有在历史叙事层面的拓展。黄遵宪历史题材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主要涉及中国主题。另一类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将历史作为诗歌铺写的论据。黄遵宪将历史叙述插入与历史关系不大的诗篇中，不再满足于一事一诗的做法，反映出对传统咏史诗的革新。当这一手法主要用于表现外国题材时，就代表了一种突破。

　　作为一名海外汉学家，作者的立场比较中庸。在分析黄遵宪及晚清思想时，持论较为平和，没有中国学者容易出现的民族情绪，但是这也限制了作者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心理状态的深入思考。对于近代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内在原因，作者沿袭费正清一派“中国对西方回应”说。他将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视为不断接受西方挑战，不断受到冲击的时期。当然，这一观点受当时的学术环境所影响，不可求全责备。作者一直贯穿文中的，是对黄遵宪书写古典诗歌的技巧和反映传统兴味诗歌价值的强调。在这一点上，以往的研究者已经形成一种定性思维，即黄遵宪诗歌最大的成就是反映西方现代内容，反而忽视对黄遵宪整体诗学成就考察。书中提到黄遵宪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如果能联系自明代以来，士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批评就不绝如缕，直到清代中期《儒林外史》更是讽刺当时的科举制度的高峰，其论述会更为深入。

　　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美国、日本和港台，少有涉及大陆有关黄遵宪研究的著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的态度。本书的翻译也存在疏漏之处，如翻译的前后不对应：例如“《人境庐诗草》第三章”（第119页）、“《人境庐诗草》第六章”（第130页）、“《人境庐诗草》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第189页），很显然与第113页的“《人境庐诗草》第三卷”相矛盾，实际上，这些“章”都应该改为“卷”。还有对原文的误译，如：“以太平天国运动为题的《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第190页），原文为“BoxerRebellion period”(p177)，“太平天国”应改为“义和团”。更甚者，有些冗长可能造成误读的翻译，可以换成更明白的表达：“但是黄遵宪将佛陀作为民主典范的尝试却给广为人知的佛经一个巧妙的重新解读，而他忽略了那些在佛教教义中被反复强调的内容实际上与黄遵宪倡导的民主思想非常合拍。”（第131 —132页）原文为“but Huang’s summary of theBuddha’s ‘democratic’ teachings entails a cleverreinterpretation of well-known Buddhist texts,which conveniently ignores most of Buddhism’s doctrines to stress those ideas that fi t Huang’s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P120)，可以重译为：“但是，黄遵宪所总结的佛陀的民主教化，导致了一个巧妙的对广为人知的佛经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恰好忽视了佛教教义中压制黄遵宪所倡导的民主思想的那部分。”第213页：“根据黄秀魂教授的注解，剑和长笛分别象征了龚自珍的政治抱负和文学理想，但是这里龚自珍写到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没有价值。”首先，此处的“长笛”（flute），所指应该是上文《己亥杂诗》第九十六首中的“箫”，应改之；其次，对应“文学理想”的原文是“artistic ambitions”，就诗意和上下文来看，应译作“艺术理想”；最后，该句后半部分句意不够明晰，原文为“but here Gong says that bothhave come to naught”(P198)，如果译为“但是当下之际，龚自珍说他们已然没有价值”，似乎更容易理解。总而言之，译书之难，不啻于以同情之眼光、同语境之材料重铸一部书籍。白璧终难免微瑕，但有裨于读者，亦其大也。

　　（《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加］施吉瑞著，孙洛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