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735－790），其诗清新自然，高雅闲淡，在诗歌鼎盛的唐代卓尔不群，自成一家。韦应物的诗在其生前并未获时人广泛爱重，荣受赞誉亦仅限于友人，但自白居易称韦诗“自成一家之体”之后（《与元九书》），韦应物的诗尤其是他的五言诗才开始为人所关注。韦诗真正广为人知，并受到较高的评价，一如陶渊明和柳宗元的诗，是在宋代以后，其间苏轼功不可没。苏轼认为自李、杜之后，独韦、柳二人“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曾季貍《艇斋诗话》称“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东坡可谓有德于二人。至此，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的预言终于成真。

　　韦应物效法前人，其诗承陶、谢余韵，间有晋宋风雅意趣，而又自成风貌。在慕陶、学陶这一方面，韦应物常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一道，被评家相提并论，出入高下之间，又有“陶、韦”或“韦、柳”之称。韦应物的好友丘丹称其诗“原于曹、刘，参于鲍、谢，加以变态，意凌丹霄，忽造佳境，别开户牗”（《韦应物墓志》），丘丹之言当非溢美之辞。

　　这样一位享誉后世的诗人，其人却于唐史无传，其著述虽有别集流传至今，但历代乏有校注精善之本。诗人的生平行实有待钩沉梳理，作品的用典修辞需要准确精当的解释。直到1998年，由陶敏和王友胜二位先生共同整理的《韦应物集校注》出版，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善。该书作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韦应物全集校注本，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其问世之初颇受好评，先后荣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和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此书曾于2007年加印一次。

　　据整理者陶敏先生回忆，此次修订重版的缘起可上溯至2007年韦应物一家四方墓志在陕西西安的出土。这四方墓志包括：韦应物亲撰并书的其妻《元苹墓志》、丘丹撰《韦精益求精——《韦应物集校注》修订重版刘 赛应物墓志》、韦应物婿杨敬之撰应物子《韦庆复墓志》、韦应物孙韦退之撰韦庆复妻《裴棣墓志》。韦氏家族墓志的出土很快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时在香港讲学的陈尚君先生特意撰文《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刊于《文汇报》2007 年11 月4 日），并将墓志录文通过网络传给陶敏先生。陶敏先生在其《修订后记》中特意提及此事，此不失为一段学者间学术交往的轶事佳话。

　　陶敏先生在此次修订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新发现的墓志行状等第一手史料。韦氏家族墓志之于《韦应物集校注》的重要学术价值，首先在于该墓志提供了韦应物生平的基本线索。关于韦应物的生平事迹，南宋沈作喆的《补韦应物传》及今人孙望撰《韦应物事迹考述》、罗联添撰《韦应物年谱》、傅璇琮撰《韦应物系年考证》都只能从韦诗中钩稽推断，而其生卒年及历仕情况多有阙疑。此次修订重版，陶敏先生据《白沙亭逢吴叟歌》、《燕李录事》等诗，再结合新出土韦应物在其妻《元苹墓志》中的自述“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以“四十强而仕”（《礼记·曲礼》）之语证得韦应物当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而据《韦应物墓志》韦应物贞元七年十一月归葬的记载，结合诗人在苏州与友人的唱和之诗，陶敏推知诗人卒年当为贞元六年（790）。此外，墓志于诗人生平行迹的记载理应更为准确，可以补足传闻之阙略。

　　诗人生卒年及历仕情况的基本确定，于诗歌的系年考证亦大有裨益。系年诗作与墓志相互印证，可以充实、丰富我们对诗人一生的了解，有助于读者通过知其人、论其世，去品味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诗人的真情实感。所以，陶敏先生在修订重版的《韦应物集校注》中利用了新出土的史料，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修正、完善诗歌的系年，并相应改写了原版《附录》中的《年谱》。

　　值得一提的是韦氏家族墓志中的《元苹墓志》。此方墓志为韦应物亲自为亡妻元苹所撰所书，正与韦应物原作十余首悼亡诗形成呼应。韦应物的悼亡诗本已闻名于诗史，新出土的《元苹墓志》亦不失为墓志中的抒情杰作，二者对照读来，诗人追悼亡人的孤独凄苦之感悱恻动人。此前传世的《韦苏州集》均只收其诗赋，整理者在此次修订时特地增补此篇墓志全文，以资读者参阅。

　　整理者藉此修订重版的机会，对原书中的误注、失注之处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同时对《附录》中的“集外诗文”、“传文资料”、“评论”作了若干补辑。此次修订重版的工作费时近两年，令人敬佩的是，陶敏先生在这两年中经受了重大疾病的考验，前后辗转各地，进行了四次化疗，但还是认真审读校样，并提出若干意见。正因为有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与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才有今天《韦应物集校注》的修订完成。另一校注者王友胜先生前后沟通联络，并负责书中评论的补辑和书前插页的补入，于此书的修订以臻完善亦大有力焉。

　　（《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估价平装78.00元，精装8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