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名钟麒，字伯祥，五十岁后以字行。1890 年2 月27日生于苏州。1907年考入苏州中西学堂，后入苏州第一中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苏州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厦门集美学校教书，在甪直任教期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员。伯祥先生在中学时期就与同学们从事学术文艺活动，甚为活跃。1908年，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等先生组织过诗社。1909年又与颉刚、圣陶诸先生创办了《学艺日刊》。1920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国文讲师。1921年至1932年，经胡适先生推荐就职于商务印书馆，任史地部编辑。期间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

　　1932年，伯祥先生到开明书店担任编辑，由于他长于文翰笔墨，又请他兼办经理室的工作，参与各种规划。不久，伯祥先生升任经理室秘书，兼任编审委员会召集人的职务。抗战胜利后，任开明书店襄理。

　　1949年后，开明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京，伯祥先生举家于1950年到京，任开明书店秘书长，并鼎力促成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的合并。

　　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伯祥先生辞去开明书店工作，即应郑振铎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期间加入中国史学会，被推为理事。1953年随组织机构的归并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期间先后完成了多项研究工作。1956年，伯祥先生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9年后，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5年12 月30日，伯祥先生因肺炎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6岁。

　　伯祥先生自幼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停笔的只有1941年日寇入侵上海租界后的50天，以及1966年8月以后漫长的6年半时间。1973年大病初愈后恢复日记，直至去世前半年，因目力所限不得不搁笔。

　　1924年之前的日记，在1932年的“一·二八”大难中已被焚毁。现今保留下来的共有141册又3本附册。1938年前，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洋装本日记册记写，1938年后改用宣纸大开本线装，封面封底均用磁青纸。后又改用毛边纸，封面、封底用纸也不统一。从1961 年起，改将日记记在活页纸上，积多了（约三、四个月不等）自行用纸捻串订成册。

　　早年日记以年为卷，以后则以不同的历史时代划分。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日破例行新卷。其中有数卷/册统称一名的，表达一个历史时期；有以住地书房命名的，如“苏亭日记”、“容堂日记”、“巽斋日记”；有以行踪命名的，如“燕居日记”、“旅京日记”、“南归日记”、“青岛休养日记”；更有以国家大的事变命名的，如1945年的“贞元交会录”、1949年的“更新日记”；“文革”期间以天干地支命名。伯祥先生每每变更日记署称，日记起讫遵照何种历法，与他对当时世道之观点明确相合。例如，1941 年12月8日，日美之间开战，日本兵冲进了所谓“孤岛”。鉴于形势的突变，伯祥先生中断了日记50天（1941年12月17日至1942 年2 月15日）。当他重新落笔时，卷名已改署“巽斋日记”。巽为八卦之一，古时“巽”与“逊”字相通，故含意谦逊之外，又延伸有“怯懦”之意。定名为“巽斋”，既有对民族屈辱的自嘲，又有自勉之意。一旦日本投降，日记的卷名马上更改为“贞元交会录”。而国民党统治晚期与“文革”期间以传统纪年法命名，也是他的一种心情写照。

　　伯祥先生日记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家国大事、社会生活、学术活动、亲朋往来、家庭琐事等等。日记中尤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详尽，当年伯祥先生困守“上海孤岛”，所记录下的种种事项，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日记中大量记录了伯祥先生商务十年、开明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切身感受，也是研究这段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当年伯祥先生还为开明书店建立过工作日记，可惜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十年动乱期间散失无遗。

　　日记中对朋友的迎来送往做了记录，这些文人学者们的言谈举止，他们期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从日记中得到考证。伯祥先生一生为人处世低调，却得到朋友、同事的尊崇，生前与许多文人学者，如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张元善、郑振铎、周予同、章锡琛、夏丏尊、吴觉农、宋云彬、顾均正、徐调孚、陈乃乾、唐弢、林汉达、启功等先生都有学术交流、书信往来、诗词应答和相互探访。这些往事在日记中都记录在案。

　　伯祥先生的日记详略不等，长则一日可记数千言，短则寥寥几句。这虽与他的工作生活忙闲有关，更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如在“文革”期间，伯祥先生日记只限生活起居，不涉政治事件，甚至连老友造访都一律不见诸笔墨。

　　文如其人，日记尤甚。伯祥先生一生喜怒形于色的性格，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均可感受到，至于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可从数十年如一日的笔端流露出来。日记书写之精美，行款之得当，笔墨之流利，也堪称书法之佳作。

　　伯祥先生的日记除毁于“一·二八”战火的部分，尚有三段缺失。前两段为1957年1月1日至3月19日、1958 年4 月24日至5月23日，均为与叶圣陶先生结伴南游所记的小册。后一段为1959 年3 月18 日至4 月12日参加全国政协视察河南时所记，记在活页本上。这三个片段已散失。其余装订成册的，则未失一页，未漏一字，未着一处删改，全文悉数影印出版，这是因为我们深信伯祥先生其人其文经受得起历史的推敲，后人的评价。这既是对伯祥先生本人的尊重，也足证当今文坛的开放。

　　（《王伯祥日记》（全4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264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