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乐年间，从朱元璋裔孙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两次编纂佛教大藏经，先是依照洪武年间在蒋山寺编印的《洪武南藏》于南京编刻《永乐南藏》，接着在永乐八年（1410）再次下令在北京刊刻《永乐北藏》。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记载，明成祖曾经颁旨，要求在南北各刻大藏经一副，另外还打算“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是不知为什么，石刻大藏经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施行，倒是《永乐北藏》确实从永乐八年之后，由栖岩慧进等高僧领衔，“总督海内文学儒士高僧，于海印经馆校大藏经”（《补续高僧传》卷四）。
　　这一编订刻印的时间很长，大约近十年《永乐北藏》才大体成形，据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即《永乐南藏》将近完工时，明成祖特别关照此事，“宣道成、一如等人入于西红门，钦奉圣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褐素绫。’”第二年，当时的僧录司左觉义栖岩慧进上奏，说“恭惟圣朝校勘藏典，乃千载之希遇”，所以，希望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明成祖似乎很高兴，颁下“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为各经之首，圣朝《佛菩萨名称佛曲》五十卷、《佛名经》三十卷、《神僧传》九卷，俱入藏流行”，再一年后全藏大体编定，永乐皇帝便命工刊刻，并于二月初二日下旨，“你刊经板了，着你每（们）坐山去，我也结些缘”，还问：“板就那里刊好？”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便指示“就寺里刊好”，也就是在海印寺刊刻。
　　永乐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时候，雪轩道成（1353—1431）是右善世，一庵一如（1352—1425）是左阐教，栖岩慧进（1355—1436）是左觉义（善世、阐教和觉义都是明代洪武十四年以后［1381］设立的僧官，善世最高，为正六品，阐教次之，讲经再次之，觉义最低，为从八品，但都是中央政府管理佛教事务的核心僧官。），编印藏经当然就是官方的事情。不过，尽管是官方行为，这部《永乐北藏》的刻印进展却很缓慢，虽然永乐皇帝早早地就给它写了序文，特别撰写了经序和佛菩萨赞跋，颁下了以他名义新编的经典，但似乎全藏的刻印要到正统五年（1440）才全部完工，那时，明成祖和继其为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已经去世，由明英宗（朱祁镇）再次给它写了序文。序文中，接着明成祖《御制藏经赞》有关刻印藏经是“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的说法，明宣宗说明成祖“惟大孝之诚，孳孳夙夜，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于是博采竺干之秘典，海藏之真诠”，如果这些例行套话说的是可信的，那么，编印这套大藏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补续高僧传》卷四）。这套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用了二三十年才完工的佛教大藏经，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通称《永乐北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二
　　说起汉文大藏经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先简略地说一下佛藏的结集、流传和汉译，再简略地介绍一下《永乐北藏》之前汉文大藏经的写本和印本。
　　据说，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几年，大约在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即佛陀涅槃，为了传播和捍卫佛陀思想的纯洁性，也为了统一弟子们各自相传的佛陀言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曾经聚集在一起，对释迦牟尼的规训进行整理和归纳，有人回忆和背诵，有人质疑和确认。大致程序是：（一）回忆和背诵。由佛弟子优婆离和阿难分别诵出佛法的戒规部分和义理部分。（二）质疑和审定。经过其他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异议，然后共同认定。因此，佛经的开首语常为“如是我闻”。（三）编纂和分类。把共同认定的佛法编集出部类次第。（四）持诵与传播。由诵经者、持律者持诵宣讲。
　　这种结集在佛陀之后的数百年中，据说经历了三次（一说四次），佛陀的演说、言谈、教导，即有关佛教思想的部分，后来叫做“经”（“达磨”，Dharma），佛陀有关宗教纪律的训导，后来叫做“律”（“毗奈耶”，Vinaya）。此外，后来对佛教思想又有种种说明和解释，这些并不是当时背诵和回忆出来的，是后来陆续产生的，这些叫做“论”（“阿毗达磨”，Abhidharma）。把经、律、论合起来，就是后来说的“三藏”，后来所谓“三藏法师”，就是指那些精通整体佛教典籍和理论的义学高僧。
　　由于佛教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流传中不断膨胀和分化，从原始佛教中分化出上座部和大众部，在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分化为种种派别的佛教教团，从各种部派佛教后又生出大乘和小乘。所以，为了证明自己道理的权威性，也为了借助佛陀说法来整肃教团的纯洁性，更为了宣扬自己道理的正确性，此后的几百年中，佛教徒又有过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结集，于是本来应当“如是我闻”、“出自圣口”的佛说，数量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后世的种种新增新编的佛教论述也渐渐羼入其中。
　　而这时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夕。
　　三
　　佛教传入中国是什么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不过一般都同意，大概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即一世纪中叶。正如梁启超所说，“计自公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不过从佛典汉译史上看，二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47—189）相当重要，尽管佛教势力在社会上可能还很微弱，但后来蔚为大观的译经事业却渐渐开始。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安息人安世高和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那时先后到达洛阳，并开始翻译佛经。经过一百多年，大约到280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译成汉文的佛经差不多有二百六十五部，四百十一卷（据南朝梁代僧佑编《出三藏记集》著录，在南朝梁代，中国汉文佛经就已经达到二一六二部五三一零卷，较西晋时翻了十倍。）。再往后，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从南北朝到隋唐，来自异域的僧人和出身汉地的中国佛徒，陆续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据《开元释教录》卷一的记载，“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之后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中记载，“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后来，各种中国僧人撰述也陆续收入佛藏，这一文献更大大膨胀，使得各种藏经尽管多寡不一，但大多在五六千卷以上。这一数量庞大的汉文佛教文献，远远超过了现存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佛典数量，所以汉译佛典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佛教文献，而佛典汉译也一直是印度佛教在中国输入和传播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在各种《高僧传》中首先立的就是译经者的传记，可见，古代中国对于翻译和介绍外来思想的人是很看重的。
　　不过，从南北朝到隋唐，虽然都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登录佛教的书，只是那时没有刻板印刷的技术，所以都是手钞本。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里面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就是手抄的。到了唐代，便有了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保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经，则是在宋代开宝四年（971）以后了。这时下距正统五年（1440）完工的《永乐北藏》，有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中国和朝鲜陆陆续续出现了好些官方或寺院刻印的藏经。官方刻印的，如开宝藏、契丹藏、元官藏，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而寺院刻印的，如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赵城金藏、碛砂藏、高丽藏等。（未完待续）

　　（《佛藏》（全72卷），上海书店2010年10月出版，定价188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