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图书出版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十二五”期间，政府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扶持古籍出版，并特别提出要加速推进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进程。但从这些年数字出版领域的表现来看，大部分传统古籍社都处于观望态势，有一些尝试，但缺乏收效明显的案例。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的数字出版是由技术和平台运营商主导，他们获得了古籍数字化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利润，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古籍出版社从这方面业务中所获甚微。另外，古籍出版是一个小众的专业市场，在内容数字化之后，必然面临着网络盗版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对于这样一个本来就比较脆弱的门类，打击很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传统古籍社面对数字出版表现出的谨慎甚至保守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古籍图书出版不同于大众图书和教育图书的出版，在数字化产品开发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后两者的成功经验很明显无法成功移植过来。在采访中业者普遍认为，与大众类图书不同，古籍类图书的读者群比较高端且人数较少，靠出售低价电子图书或付费阅读的单一方式很难有合理的盈利；同时，数字出版公司开发的相关产品主要用于网络付费阅读、内容检索，或者为机构用户提供数据库，无法做大产业规模。古籍数字化出版要有所作为，就只能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
　　虽然如此，并不表示传统古籍社在古籍出版数字化领域就无所作为。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刘文君认为，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都在变化，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古籍出版社必须认真研究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对接的问题。就该社而言，采取先数字出版、再定制出版的办法开发了“馆藏民国史料数字出版服务及支撑平台”，在数字出版模式上进行了创新，其思路很值得业内同行借鉴。
　　与其坐而论道，止步资金、人才壁垒，或者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不成熟而退缩不前，不如好好发挥古籍出版社自身的优势与专长，争取在数字化出版领域谋求一席之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认为，总体上来说，现在的古籍出版社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数字化出版能力，而所谓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主要是由数字技术商提供技术和平台服务，古籍出版社主要是发挥自己在古籍鉴别、文字编辑、书稿校订方面的特长。与有技术优势的科研人才、科研机构结盟，是传统古籍社突围数字出版的重要手段，也因此涌现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功合作案例：社科文献社的“瀚堂典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的“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都是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产品。
　　新技术的运用大大拓展了古籍数字化出版的思路和市场空间。古籍出版数字化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逐步发展，起步于重要字典辞典的数字化工程。从技术沿革上来说，古籍出版数字化历了图像扫描提供、元数据检索、全文检索、知识关联体系、多形式链接等阶段；从载体服务上来看，又从单一的电脑光盘变为形式多样化的数据库U 盘，从Intranet（局域网）拓展为Internet（互联网）；从服务形式上，也从刻板的C/S（客户机/服务器网）转向了随时随地可用的云服务。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就通过云技术的运用，在减少产品开发成本的同时，也有效增强了用户终端的产品及服务体验。
　　集团化背景下，依靠出版集团和多家出版社资源、资金、人才力量的整合，传统古籍社也可能更有作为。从2008 年开始，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下，由湖南省内所有出版社参与的一项工程，计划“将湖南地方文献做成一个大型的数据库‘湖湘文库’”，计划收录从先秦到近代的当地所有古籍及报刊资料等，该工程将于2012 年年底完成。而作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一分子，岳麓书社也得以将自身的古籍数字化业务交由集团专门成立的公司统一打理。
　　如果说古籍数字化出版的早期尚摆脱不了资金人才匮乏的阴影，那么到现阶段，传统古籍社的数字化发展显然具备了更多的助力，也因而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

　　版权保护难题制约古籍数字化进程
　　□顾青（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尹小林（国学网CEO、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

　　顾青：所谓古籍出版数字化是优质的古籍图书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为公众服务。但是目前的数字化环境对古籍出版来说不大好，主要原因是图书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比较薄弱。侵权盗版给古籍整理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大批学者在努力做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标点、校勘、注解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盗版侵权使得出版社与学者权益受损。古籍在网络上的传播生态非常糟糕，法律方面并没有给古籍整理相应的保护，公众这方面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目前的形势是资本与文化的对峙，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文化将成为资本的羔羊。
　　有的数字技术商曾经提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有国家资金补贴，因此不应该借知识产权保护向其他公司再收钱。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中华书局自1958 年就开始做古籍的整理工作，而政府经费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拨付，而且也只拨给少数几个品种，中华书局动销品种有上千个，并没有全部享受国家补贴。
　　就目前来说，中华书局主要在做古籍出版数字化的基础数据的准备工作，如中华古籍数据库的科研工作。使自身的产品不断优化，等待好的传播环境和法律环境再具体开展数字化工作。总体上来说，中华书局一方面解决古籍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尽量保护优质的古籍资源不浪费，另一方面在对内容进一步加工，使自身的古籍内容资源更加优化。
　　尹小林：在古籍数字化出版的过程中，国学网主要遇到了两大难题：首先是自身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文本、网页、数据库等很容易被拷贝。国学网作为研发机构，其前期投入成本往往很大，一旦被其他机构无偿复制，损失很大。而且其他机构再使用，再加工的成本非常低。其次是古籍数字化建立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在古籍选本的使用上，容易与该选本的出版社之间产生知识产权纠纷。针对这些难题，国学网的解决之道就是加大自身品牌的宣传，争取政府政策的支持。

　　新技术、新设备带来新的可能性
　　□张弛宜（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

　　1997 年北京书同文公司完成了我国香港迪志公司重金投资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该项目树立了古籍精品高质量全文数字化的制高点，尽管事隔10 余年，但该产品的服务便捷性以及数据的精良仍得到高度的称赞。在这些年中，书同文公司开展了《四部丛刊》、《丛刊增补》等一系列古典精品文献和基本古籍类百科全书的全文古籍数字出版，大大扩充了数字化古籍资源的种类。
　　近几年，书同文公司在产品研发和服务模式上充分采用了“云”技术，节省了开发成本，也提升了用户体验。古籍数字化加工云服务，通过网络将不同地域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采取远程云模式校对，解决了大城市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降低了劳动成本。客户直接从书同文公司的服务器端获得各种服务，公司就不需要外派人员到现场服务，降低了服务成本。服务器端得以获得一手的用户信息，保证了客服服务的精确化。数据库服务的采购机构还可以获得使用人员的使用轨迹检测、动态分析和统计使用率，令领导层更有充分的信息量进行来年续订的决策。
　　新设备的流行也开拓了书同文公司的业务“蓝海”，让数字化古籍产品进入大众市场成为可能。我们把传统文化中的书法以及篆刻引入到贴身载体——又称第五媒体——手机中，开发了使用于个人消费的“彩书”，这种服务可以根据手机用户的需要生成各种书法和印章作品，让更多的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

　　集约化生产规避资金压力和市场风险
　　□李业鹏（岳麓书社总编室副主任）

　　单个出版社很难承受古籍数字化出版的成本，所以岳麓书社的数字资源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统一运作。根据集团统一部署，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各出版社，将其所有图书的数字资源统一交由集团的数字资源中心，如果是较早出版而没有保存数字资源的图书，则交样书给数字资源中心，由他们统一进行数字化。以上所有数字资源，都授权给中南传媒和华为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由天闻数媒进行运营。
　　2010 年年底，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规定旗下所有出版社不再单独与数字技术商合作，集团与华为公司各出资1 个亿组建天闻数媒科技有限公司，中南传媒占51%的股份。集团旗下的8 家出版社的数字化产品开发工作都独家授权给天闻数媒，从今年3 月底到4 月30 日，8家出版社都将自己以前旧书的电子版和新书的电子版送往天闻数媒，并积极向图书作者购买作品的数字版权。
　　天闻数媒在数字资源的运营方面有多个渠道，这给岳麓书社的古籍资源数字化提供了更多选择。公司通过与移动、联通、中国电信三大通信商合作，将内容呈现在其手机终端，开发古籍图书的手机阅读市场；华为公司每年生产的3千万部通讯终端中就有可能内置岳麓书社的古籍资源，由于华为产品主要面向海外，因此这些内容资源也可以借助其海外影响力而增强传播力；通过腾讯、网易及天闻数媒自身平台，岳麓书社也可最大限度地传播数字化古籍产品。

　　传统古籍出版应良性对接数字出版
　　□刘文君（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

　　在过去的几年中，天津古籍出版社一直在尝试和数字出版公司合作，希望通过合作了解数字出版对专业出版带来的冲击究竟有多大，是否会影响纸介质图书的销售，并探明今后是否有与数字出版公司深度合作的机遇。为了保证纸质图书的销售，天津古籍社的做法是对销售在一年以上的图书才会授权合作方推出数字产品，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纸质图书的销售，一方面也通过数字出版进一步推广纸质产品，吸引潜在用户购买。
　　古籍出版具有出版周期长、成本高、见效慢的特点，国家常年对于这个出版板块都有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我们看到，在“十二五”期间，数字化出版已成为总署积极推进的重点工程，非常希望相关部门做好专项调研，制定数字出版的规范和政策，使传统出版业务和数字出版业务实现良性对接。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和“史籍分析平台”
　　□许京奕（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资，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强强联合研发的大型数字出版物。该系统全面汇总中国历代书目信息，全方位展现华夏五千年文明成果，堪称当代“历史艺文志”，也是全球首个“华夏历史e 文志”。项目的发想始于2006 年，从2008 年2月到2009 年11 月，国家图书馆和中心正式完成了这个系统的一期建设工作。
　　产品开发之初正值出版界面临数字出版变革之时，古籍文献出版也不例外。通过不断地研究与探索，我们认为真正的数字出版不是简单的载体形式变化，而是阅读方式和获取知识手段的变革。以古籍书目检索为例，读者需要获得的不仅仅是书目数据，更需要获得这些数据背后深藏的知识。基于这种理念，我们从重要的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藏目录、知见目录、公藏目录、专科目录、丛书目录和珍贵古籍名录中收集整理了240 万条古籍书目，按照国际图联《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标准，首次在多维知识空间中采用实体关系模型分层描述古籍书目并构建古籍文献知识本体。按照古籍文献知识本体结构和时代分布情况，“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综合分析存世文献著录数据和历史文献著录数据，避免了同类系统只针对存世文献进行检索分析的缺点，完成了从数据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变，为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计划在未来的10 多年中每年递增10%的数据，是海内外最权威的古籍书目知识库。与其他普通的数据库相比，该知识库最大的特点是搜索结果的知识含金量很高，且能适应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因此，该系统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基础文献知识服务，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深层知识挖掘和知识重组等高级服务；为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提供业务工具；为文化事业和商业经济提供有效的知识咨询服务。
　　2009 年11 月该系统通过国家科技成果鉴定和工信部评测，并获得了2010 年度国家图书馆创新奖。不仅如此，这个系统的商业价值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0 年，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负责该系统在海内外的销售。目前，除中国大陆近百所211 高校、33 个省级图书馆在使/试用这个系统外，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外许多图书馆也在使/试用该系统（如德国柏林图书馆）。
　　此外，北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还研发了高端的“史籍分析平台”，与中华书局合作，将《资治通鉴》植入该平台，形成了“《资治通鉴》分析系统”。该平台基于本体和语义分析技术，通过对《资治通鉴》文本的深度分析处理和知识重组，构建了一个开放的知识服务系统，基本实现了基于知识的内容检索，是运用语义分析技术对传统古籍进行深度知识挖掘的典型案例，为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提供了查阅、检索和利用古籍资料的新型工具。为了更全面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全貌，中心还计划将海内外各种重要的编年体历史文献整合进来，形成全球权威的中华多民族共同史分析系统和国民教育系统——“华夏春秋”系统，为学术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

　　“瀚堂典藏”数据库系统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出现是有效进行古籍保护、整理和传播的必然选择。古籍保护最早的手段是修复，将残书修补成原样，成本高而进展缓慢。为了加大古籍传播的范围，原书复印成为新的手段。但由于很多古书不适合复印，于是就有了缩微胶卷，但也不便于进行大规模传播。数字化手段为古籍的大量复制与传播提供了便利，但早期的原书扫描保存的是图像文件，这种文件在放大之后清晰度会有所损失，过大的文件也不便于通过网络传播。而对于古籍文本的数字化整理，也遇到了古籍中过多生僻字的问题，古籍中的很多字是普通字库无法生成的。
　　从2002 年开始，社科文献社与社外的技术人才一道解决了古籍生冷僻字的数字化问题，形成了专门的古籍字库。这个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古籍数字化整理的资金和人力成本，也有效节省了工作时间。以此字库为基础，社科文献社整理出版了《康熙字典》和《说文解字》的古籍辞书数据库。按照传统流程，这两本书的整理出版需要20 个人连续工作4 年才能完成，但由于有了这个字库，社科文献社只用了5 个人在2年半时间完成了此项工作。在数字出版部门的运营之下，社科文献社已经形成了“瀚堂典藏”古籍文献数据库和古籍电子书两大产品系列。“瀚堂典藏”数据库系统目前已经囊括了1 万余种古籍图书，主要的客户是国内各大高校。在数据库的基础上，社科文献社还推出了百余种古籍电子书。
　　就目前而言，古籍数据库业务收入在出版社整体利润构成中的比重还不是很大，因此社科文献社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拓展，在原有的古籍数据库的基础上提供全方位的出版服务。接下来，社科文献社计划在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出版方面寻求突破口。另外，社科文献社还会整合自身的古籍文字处理能力、设计能力、产品加工能力，做大图书定制出版业务，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出版线装图书、礼品图书等定制产品。最近出版社就为相关客户定制了《近代名人手札》这样的礼品书。

　　“馆藏民国史料数字出版服务及支撑平台”

　　刘文君：长期以来，大型出版项目一直是传统出版社的“软肋”，这种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规模和资金实力较小的出版社根本无力承担，而数字出版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2009 年，天津古籍社开始运作“馆藏民国史料丛刊”的大型出版项目，由于涉及到的文献资料种类及数量非常庞大，如果只是做纸质出版显然需要巨额资金，操作难度也很大。2010 年，方正阿帕比公司加入进来，在原有出版项目的基础上共同开发“馆藏民国史料数字出版服务及支撑平台”，将相关民国档案、期刊、报纸、名人手札等文献资料制作成一个数据库，面对机构客户进行销售。读者在通过数据库检索到相关内容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天津古籍社订购相应的纸质图书，出版社在这个项目上就可以做到按需印刷、无库存销售。这个项目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入选出版产业发展司的“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随着这个平台建设工作的继续，天津古籍社也希望其他古籍社加入进来，共同合作充实这个产品。

　　“国学宝典”

　　尹小林：国学网的古籍出版数字化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转型阶段，即从为学术研究服务转向为一般大众国学阅读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产品主要包括面向专业人士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基本古籍库”等，现在国学网正在编辑的“国学宝典”已经完成了大概6000多种古籍的数字化工作，不仅可以提供全文检索服务，而且全是经过分段标点的，供一般的大众读者使用。
　　同前些年相比，古籍数字化出版的盈利模式并无太大创新，还是以卖内容为主，同时也制作光盘、数据库U 盘、网络付费阅读等作为相关的补充，主要客户还是面向科研机构，大学图书馆等。不过，新设备的出现开辟了新的市场，国学网已经与苹果公司合作，其国学经典产品通过该公司的平台实现销售，销售后双方分成。而针对网络上免费、低质量的数字化古籍产品的冲击，国学网采取的措施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将读者所需要的古籍数字产品进行单独组合后再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