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古籍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从增强文化自信的角度，对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2年4月，两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籍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这对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是巨大的利好。笔者曾在出版一线工作26年，一直从事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明显感到这些年国家对古籍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古籍整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把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兹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谈几点感想。

　　周绚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华书局总编辑、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长于古籍整理和明清文学、文献研究。著有《陈维崧年谱》《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听雨集》《金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主编过《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红楼梦新谭》等。　　

　　一、落实“双创”精神，做好“两个结合”，古籍整理是基础

　　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能够有序传承，未像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发生中断，完全得益于历朝历代对典籍的重视、保护。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书籍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央从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落实“双创”精神，做好“两个结合”，古籍整理是基础。只有做好对基本典籍的深度整理，才能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真正实现“双创”，做好“两个结合”。

　　二、理性务实，做好顶层设计

　　2022年4月，两办印发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提了具体要求，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极强的指导性。各相关机构要围绕《意见》的要求，理性务实地做好顶层设计。

　　首先，对传统古籍要分类对待，要分清保护和传播的不同重心所在，需要抢救和保护的就采取措施保护，需要传播的才应该整理出版。出版的意义在于传播，如果一部古籍只有文物价值而文献价值不大，就没必要浪费资源出版。对于需求量不大的地方文献或专门文献，建议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处理，不必花费太大的精力整理出版。

　　其次，鼓励深度整理，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培养务实的学风。多年来，笔者一直呼吁加强对古籍深度整理，就是有感于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和经费花在了影印项目上。这既不利于古籍整理者学术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大众对古籍的使用。从出版物形态看，影印文献除了印刷方式有所变化外，文本样态并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给这些典籍提供任何附加值。其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把一些稀见和不易查找的书籍汇总复制出来，但若仅为这一个目的，其实很不经济。所谓深度整理，是一个相对概念，要视每一部典籍的实际出版情况而定。某部书若是首次整理，起码要做到标点准确、校勘精良、辑佚无漏、附录文献全面，能满足一般研究和阅读使用；若此书已有过标点本，则要在提升点校、辑佚水平的前提下作笺注。如果不做深度整理，我们的古籍整理只能原地踏步。只有做深度整理，未来的人看这个时代的古籍整理，才不会有复制攒凑之讥。

　　三、立足长远，切忌急功近利

　　我国现存数量庞大的古代典籍，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对其深厚的思想内容、丰富的知识构成、古奥的语言表述，我们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古籍整理工作一定要立足长远，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遵循学术规律，发扬工匠精神，认可慢工出细活的基本逻辑，切忌急功近利，求大求快。

　　2022年两办印发《意见》，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我相信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必将高度重视，这对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但是，也要警惕因过度重视而催生出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造成貌似重视，实则忽悠、对付的情况。比如，近些年各省都在争相上马“文库”项目，有的省本来已影印出版了一套类似的丛书，最近又要出“文库”，而且要求限期出版，下边的人为了交差，只好把原来的内容改换包装、重新攒拼。这种跃进式的做法，既浪费资金，又败坏学风。

　　对于古籍整理，要想有序推进，各相关机构必须要有长远规划，从组织上要有专门机构管理，任用专业人员负责，工作上也要有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有些地方古籍社立足本省文献，曾规划过一些很好的项目，也出版了一些优秀的古籍，后来在经营压力下，很多都中途停止了，非常可惜。只有安徽省古籍办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坚持整理安徽省古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前后几任古籍办负责人专业严谨、认真务实，带领、组织学术团队，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安徽省文献进行整理，“安徽古籍丛书”也成了唯一坚持下来的地方文献整理项目。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今往后，阅读和使用古籍的主要是专业人员，古籍永远不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所以对古籍整理贪多求快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需要。要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当代社会，只有下力气落实好“双创”精神，切实做好“两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这要在提炼、阐释、转化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四、严抓古籍整理质量，杜绝粗制滥造

　　质量是古籍整理的基本生命，质量不能保证，整理就失去了意义。学术界有人因对一些古籍图书的质量失望，曾表示自己从来不看整理本。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好的整理本还是阅读的首选。不说当代读者，即使在清代，人们阅读古籍也会面临断句困难的情况。方苞在《奏重刊十三经廿一史事宜劄子》中就曾说：“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可见当时刻经已有标点断句的需求。

　　近些年，古籍整理作品出版量有了很大增长，但质量问题频出，多次引发舆情，已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抛开简单意义上的文字校对、简繁体转换对应出错等问题不说，就整理本身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字不准。整理者对有些字的繁简形态搞不清，随意改动。比如“拮据”的“据”，繁体形态与简体相同，有的整理者以为底本不对，主观改成了“據”。又如“听然而笑”的“听”，本读“yín”，是开口笑的样子，有的整理者误以为是“听”的简体，强行改成了“聼”。

　　第二，句读错误。这是目前古籍整理著作中出错率最高的问题。有些整理者古文阅读量不够，语感不强，加上对专有名词和相关术语不熟，又不肯查书，就容易出错。曾见到一部书，里边的人物传记，如果按其标点读下来，根本不知所云。其中有篇墓志铭，开头就把“开府仪同三司”断成了“开府，仪同三司”。

　　第三，校勘不精。整理者缺乏经验，对自己的工作目标不清楚，分不清一般校勘和汇校的不同，以为校记写得越多越好。即使普通校勘，也要枝枝蔓蔓，延及各参校本的文字异同，累赘不堪，或者大量针对异体字出校，徒增读者负担。

　　第四，注释掺水。这是近两年新出古籍图书中最让人诟病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一般古籍，注释应专注于解决专家该做的事，即考订年份，证出本事，还原字号所对应的人名等。凡是通过查字典能解决的一般性语词问题，尽量不注，繁琐的书证更不必征引。

　　古籍整理虽然对专业要求较高，但只要具备较强的古文功底，勤于查书，且能沉下心去做，经过一定的积累，是能够保证基本质量的。现在的问题是各地都赶着上项目，采取分包制，急功近利倾向严重，不把质量当回事，这应该引起管理机构和业界重视。目前对国家资助项目，质检相对比较严格，但地方政府组织的项目，除非有人写文章批评，一般无人审查。这类项目一是印数小，不会被人注意，二是大家本来对其不抱希望，有问题也不感到奇怪。这样长期下去，会对学风造成不良影响。

　　五、培养人才队伍，保证后继有人

　　古籍整理工作专业性强，对从业者资质要求高，培养周期偏长。但一部好的古籍图书，既要有专业的作者整理，也必须要有专业的编辑把关，才能保证不出质量问题。基本可以说，好的古籍整理图书都是整理者和编辑合作的成果。因此，对古籍整理和出版，必须要设门槛，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古籍整理作品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中不算成果，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能力较弱的人，搞研究力不从心，只能找点整理项目做。在各类项目都要按期完工的压力下，好多大型项目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后一类人身上。另外，高校普遍实行的重理论、轻文献的考核机制，对老师、学生的影响都很大，有些老师不注意文献能力的训练，带出来的学生更弱，出版社新招聘的编辑成长速度普遍偏慢，很多出版社都面临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

　　在阅读数字化和电商平台的双重挤压下，出版业面临的产业环境日趋严酷，单品销量增长压力不断加大，很多时候只能用规模、品种来弥补单品销量持续下滑的缺口，编辑基本都在超负荷工作；有的出版社上马一个项目，就招一批编辑，编辑未经培训就得上手工作。面对这样的现实，培养队伍就是奢谈了。

　　古籍整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复总结，不断提高。不论对整理者还是编辑来说，并不能靠上一门文献学课或参加一期培训班，就让自己成熟。做好这项工作，对作者和编辑来说，既需要数量的积累、时间的积累，也需要相当的悟性。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内，人才的问题、队伍的问题将是古籍整理事业能否保持良性、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