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华书局局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当年2月正式成立，从此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和专门机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其中的代表成果就是整理点校“二十四史”。
此前我们已推送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启动65周年纪念》一文的上篇和中篇，为大家讲述了关于“二十四史”点校，伟大的“正史”传统、呼之欲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雨雨风风二十年——校史的三个阶段、校史的三个关键人物、山东大学与“二十四史”点校的渊源等，此为下篇。
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至今已超过40年，受当时条件所限，今天看来，难免存在一些缺憾，学者多有论及。主要的缺憾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成书时间跨度大，整理标准和体例不统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书经历了20年，在不同时间段里，参与的人、整理的体例、标准和深度都不一样，这是由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外部环境对点校本的要求不一样。起初阶段的定位是普通本、通行本，要求比较简单，所以《史记》就没有写校勘记。1971年以后要求反对繁琐哲学，所以校勘记就写得相对简单。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文字校改方式先后不一，开始用方圆括号标示，后来用改字出校的方式。不同时间段标准的参差带来体例不一致的问题，这是时间跨度长带来的最明显的问题。第二个缺憾是采用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法。点校本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依据现在的古籍整理标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使得校勘记过于简略；不一一出校，导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既不是百衲本，也不是其他版本。修订工作采用的底本式校勘是要以一本作为底本，将众本校到底本上，用一本而知众本，达到“求真”的理想目标。“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实际上是定本式校勘，依据整理者的判断而改字，目的是“求善”，便于一般人阅读。按照“求善”的方法，底本不通，整理者可选择更通的字替换。但其实通与不通、更通，即“求善”，有很大的主观性。赵守俨先生后来总结说“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不一一出校的方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既不是底本也不是其他的校本，这种方式是不符合现在的校勘规范的。所以这一部分是整个“二十四史”点校本受学术界争议最多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一次修订的重点。第三个缺憾是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当时尽管有红头文件，可以从全国各地调书，但和改革开放之后相比，当时所能使用的文献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史记》因为顾颉刚先生此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先生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但校勘主要依赖张文虎《札记》，未新出校勘记。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后来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因为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所以从版本使用的情况来看，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存在比较大的缺憾。第四个缺憾是当时的文献检索途径十分单一。所有的单书的索引，都是在点校本出版之后才出现的，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在点校时，王仲荦先生一天点三卷《南齐书》，依靠的是自身学养的积累。反过来说，他们取证的范围要比我们现在小很多。比如中古时的一个语词，到底是到了唐代才有，还是南北朝时候就有，当时只能靠古汉语的研究来确认。现在只要用数据库一查，在同时期的文献中有没有这个词的使用情况，就能帮助确定是不是版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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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体会最深的是地名。地名分大地名、小地名，有隶属关系、并列关系，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里是专名，在那个时间段里是泛指，非常复杂。靠单纯的读，没有同时期的更广泛的文献和相关知识作为印证，要做到标点的精确是非常难的。
我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明史·河渠志》中的一句：“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是“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像“二二二二”的结构，连着的四个地名也很通顺，但我们现在知道地名是完全标错了。首先这不是“二二二二”并列的结构，而是“二三三”的结构；其次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隶属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由此看出，标点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印证。第五个缺憾是当时的印刷技术的限制。当时是铅字排版印刷，生僻字需要刻字。《宋史》1978年出版，宗室世系表人名用字需要大量刻字，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还都是怪字，把这些字刻出来也只能用一次，非常费事。所以《宋史》宗室表里比较靠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没有用原字。这是《宋史》点校组组长裴汝诚先生亲口跟我说的，也就是说，《宋史》中的这一部分文字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确是无奈之举。修订工作就弥补缺憾、实现升级本的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全书体例规范。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文献使用范围、前人成果的系统吸收，以及校勘方式、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规范，让整部“二十四史”的点校，在统一规范的体例下进行，总体方向是弥补缺憾。首先是修订工程的定位和目标。我们最早在局里讨论修订工作是在2005年，当时不具备做修订的条件。我当时是局里的副总编辑，因为我是文学专业，对历史学不太了解，对过去20年的点校工作也不了解，所以请教过很多人，也遇到过很多困惑。经过思考，我们确定的修订本的定位，是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修订工作必须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在点校本基础上进行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坚决反对重起炉灶新做。尽管后来各史情况不一样，有的变动比较大，但是我们要求的原则是一直延续、贯穿修订工程的。具体的工作是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在最初提出系统进行版本复核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曾犹豫要不要做这项工作。但当我征求蔡美彪先生的意见时，他说了一句让我豁然开朗的话。他说版本复核必须要做，因为不知道从底本到点校本之间改动了多少。既然无法得知当时的底本是什么状况，那么就必须要校勘。
2006年4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举行。
“校出来哪怕结果是零，零也是成绩。”因为我们不知道点校本和底本之间的差距是大是小，那么这一次就必须要做好版本复核的工作。我们做了三项基础工作。第一是在2005—2007年，全面清理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的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以及各史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第二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有很多学者写了关于标点疑误的文章，我们做了简要的梳理，了解在学术界使用过程当中，点校本的主要问题有哪些。第三是集中走访原点校本承担单位和在世的点校参与者及其弟子门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才大致知道修订工作会出现哪些问题。关于承担单位及主持人遴选，我们秉持三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地考虑原点校单位；二是如原点校单位不能承担的话，尽量考虑断代史或专题文献整理研究重镇；三是重点考虑学术带头人及学术人力配备等诸多因素。按照这三个标准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确实得到了非常多的学者的响应。无论是上次点校，还是这次修订，都是一次全国学术力量的集聚，没有史学、文献学及图书馆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不可能完成点校和修订工作。《周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22年11月出版
我想简单地和大家汇报“南朝五史”修订主持人的遴选工作。“南朝五史”是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主持做的，所以修订工作首选的单位就是山大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10月20日，我们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郑先生当时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副会长。但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最后，当时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任教的张金龙教授承担了《南史》的修订，《宋》、《齐》、《梁》、《陈》四史很可惜没有能够落户山大。值得欣慰的是，《南史》在今年暑期（编者注：此次发言时间为2020年7月），第一轮的初稿工作已经完成，即将进入编辑工作。特别感谢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和几位老先生的支持，后来在山大参加其他活动，还有机会再次见到过路遥教授和张金光教授，遗憾的是郑佩欣先生已经离世了。“二十四史”修订的理念是以程序保证质量，以程序推动进度。“以程序保证质量”是我们最基本的理念，每一史必须按照最基本的规定动作去完成。第一步必须要确定底本并逐字进行底本校勘，要有明确的版本校勘记录。在这个基础上做样稿，形成修订方案，方案和样稿要经过专家评审，经过学术界征求意见。然后开始系统做版本校勘、他校，吸收前人成果，形成校勘长编，最终完成校勘记。总的工作流程大致是这样的。我们也制订了工作总则和一系列工作制度和流程。第一就是“工作本”制度。从底本复校到通校本、参校本的校勘记录，都必须在统一印装的工作本上进行，清晰记录所有版本异文，保证每一环节的工作都可回溯。改了字，出了校勘记，要查到长编，长编要对后面所有的工作有足够的支撑。这就是可以回溯的“工作本”制度。第二是修订本长编制度。长编不是我们的发明，中国史学的传统就有长编制度。长编要完整记录每一个修订环节，在什么位置，原文是什么，通校本、参校本面貌，或前人成果提到的校勘点，准备怎么校勘，全部都要记录在长编中。最后是否出校，校码是多少，都要标在长编的栏后。长编制度非常有效，一方面，规范了修订组内部的工作流程，主持人通过校勘长编，有效地把握修订标准和范围深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整个审稿、定稿过程的可回溯要求。第三是专家审稿制度。专家审稿贯穿方案设计、样稿确定、定稿全环节，专志、专传聘请专家纵向把关。最后就是我们局内的编辑组审读制度和编校部校对制度。在全稿合拢以后，编校部要全部重新通校本史所用的底本，通校点校本，明确地知道底本、点校本和修订本之间有什么差异，重要差异必要时由修订组进行重新确认，从程序上保证文本质量。关于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就，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首先，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因为图书是商品，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不能用“最”字来形容，很多场合我们回避了“最”的提法，但是“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的确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展出点校本“二十四史”
第二，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第三，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书过程，真实反映出1950—1970年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反映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起始阶段的状态。第四，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继标点本《资治通鉴》后又一个大型史籍的现代整理本，在古籍整理方式方法及体例规范的确立上，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有《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才有我们现在的古籍整理学和古籍整理出版行业。最后，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特别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追怀和学习。
（本文节选自《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原标题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原文根据徐俊先生2020年7月25日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线上学术讲座的录音及课件整理，郁秀青、郝梦雪、费诗贤整理，杜泽逊教授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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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角度讲述不一样的学术史。
独家披露二十四史点校修订历程，
生动展现当代文史学者治学风范。
本书通过对中华书局原始档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掘了许多经典著作出版背后的尘封旧事；作者徐俊作为中华书局的老编辑、掌门人，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是中华书局历史的亲历者，与许多学者交谊甚厚，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忆述与诸多学者交往的点点滴滴，描绘出一代学人的风范与行谊。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丰富立体鲜活的现代学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