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表示，古籍保护、研究、整理、出版等领域备受鼓舞，反响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古籍界的工作热情。《意见》印发后古籍界的新气象新变化主要有四点。

　　一是党政有关部门、图书馆、高校等科研单位、出版社以及相关媒体组织开展了众多学习会议，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如《意见》印发当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即在北京大学召开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座谈会；《藏书报》开辟多个专栏，邀请专家就古籍工作撰文。

　　二是古籍出版队伍进一步壮大，校企合作加强。传统古籍出版大社进一步发展古籍业务，许多出版社成立专门的古籍出版部门。记者了解到，经过统筹酝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于2022年7月成立古籍分社，将古籍出版作为重要的出版板块，立项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哲学典籍大全》《今注本二十四史》等拳头产品。

　　三是古籍的社会关注度极大提升，古籍大众化进程明显加快，跨领域合作、多媒体手段助力古籍传承。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古籍事业，初步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古籍工作的良好氛围。如字节跳动与北京大学合作研发古籍数字平台建设，并联合国家图书馆建设“《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摩点发起《复刻大观园：红楼梦立体书》与《红楼梦》初版封面纪念版组合的众筹活动；大型古籍今注今译项目持续推进，如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注本二十四史》。

　　四是古籍整理出版的结构不断优化，除传统文史典籍外，中医药文献、科技文献、方志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均衡发展，重复出版的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如中华书局提出了“调结构”的思路，保质量，出精品，不简单追求规模；上海古籍出版社也计划加强地方文献、古代科技典籍、传统医籍等的整理出版。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国古籍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新任务。赵剑英表示，当前我国古籍事业主要有两方面工作：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和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相应的突出问题便是古籍整理的水平质量和古籍传播的方式手段问题，需要尽快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健全标准规范体系，推动古籍类通俗读物研创出版。

　　“古籍整理是个慢工细活，从底本选择、标点句读、校勘记撰写乃至注释翻译，都需要专业扎实的学术素质。”赵剑英举例道：“古籍译注类图书最考验作者的学术水平。目前市场存在大量应注未注、陈陈相因，甚至句读错误、版本低劣、学术质量堪忧的古籍译注产品。”他还提到，不论是出版单位，还是项目审批部门，都倾向于成套大书、丛书的出版，但往往投入资金、人力甚多，成果却未必如预想。另一方面，一些通俗古籍读物过度迎合大众“浅阅读”需求，出现内容庸俗、剪裁失当的问题，造成优秀古籍类通俗读物缺少。

　　因此，赵剑英呼吁学界、业界加强交流，共同建立符合古籍整理规律的科学成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和项目验收标准。各科研院所应结合自身学术背景、成果积累与研究特色，有针对性地挖掘与开展古籍研究工作，避免重复性研究。业界要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专业的古籍出版队伍，力争在古籍出版的热潮中独树一帜、创造精品，以培养良好的古籍出版风气，提升古籍出版品质。

　　立足时代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阐发，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应有之义。赵剑英表示，一要创新传统文化通俗读物出版形式。着力开发经典文献，面向大众读者，推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古籍及传统文化作品。二要重视古籍形态传承，复刻出版善本古籍，充分展现古籍的传统文化价值。将古籍出版与雕版印刷等非遗传承相结合，还可以设置面向社会的古籍制作体验活动。三要创新形式和传播途径，推进古籍融合出版，推进馆藏善本电子化工程，助力古籍研究。积极开展与图书馆的交流学习，共建古籍资源平台。利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手段，创新融媒体多形式出版，推动精品古籍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