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国家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后，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等几任组长发挥领导作用，先后组织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我国重要古籍持续开展系统整理。1981年9月17日，以陈云同志系列讲话为蓝本，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推动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涌现了以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全一海”等为代表的古籍整理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新阶段，开始对有代表性的重点古籍开展深入的整理工作。据《中国古籍总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品种已达约20万种。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此前，古籍办分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集纳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界专家学者的意见，文件修改上报前我也参加了有关讨论。可以说这一文件更具权威性，也更反映古籍出版界的现实状况。同时中央还下发了关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这两大古籍系统性整理工程的专门文件，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古籍界的发展。

　　按照中央印发的意见，我认为，我国古籍工作将出现两个新动向：

　　一是推动传统文本文献的整理出版。《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是文本文献的两个代表。以敦煌文献为例，过去有个说法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些年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的整理重新回到国内，我们才占据了研究的制高点。在两大工程的带动下，文本文献的整理出版一定会呈现集成数据化、精审化的新气象。

　　二是考古文献的整理挖掘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探源工作高度重视，对大量古籍整理、考古文物的深入挖掘做出重要批示，带动良渚、三星堆、二里头文化等成为新热点。过去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文本文献，实际上作为第二层证据的考古文献，能佐证很多不足。二重证据法将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现更多佐证史实、生活场景与历史现场感等新变化。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科技赋能下我国古籍数字化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中华书局籍合网的建设运营，点校整理后的数字化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学术研究，将古籍数字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解决了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还要解决“从哪里来”的问题，即历史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突出特点在于历史从未间断。我国古籍整理界的任务就是通过上述两类古籍整理成果发现和数字化推进，使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出版业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还有哪些空间？出版是对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总结、传承和传播。由于大量历史文献被挖掘整理，我们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文献做更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讲是向两方面拓展。一是向更加宏观拓展。“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发展脉络经过比较才能更清晰，这就涉及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甚至延伸到大社会史的概念。二是向更加个体化拓展。现在有些学者研究的东西很微观、很具象，这在过去也提倡，但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没能做得很好。比如地域史研究，要分区域，有大量地方志、史料笔记做佐证，但地域只是其中一方面，更加个性化的研究还有宗族研究、族谱史研究以及更加细微的个案史研究等。

　　以上两方面的拓展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领域，也会带来很多变化。站在未来的角度看，这些变化会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脉络，丰富我们的历史研究。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拓宽和纵深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古籍整理界、出版界的责任和贡献所在。（田红媛 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