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对包括古籍在内的文化事业进行了战略安排，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古籍出版相关领域产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近日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极大地促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与2017年的文件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从《意见》展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全局性

1. 新时代古籍工作必将迎来全新局面

新时代的古籍工作，包括统筹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推广、古籍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工作，构建了完善的古籍工作体系，把分属于不同系统、部门和行业的工作统合起来，贯通了与古籍相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由古籍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责。与1981年《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相比，《意见》涵盖的范围更广，纳入所有与古籍相关的工作，可见统合力度之大、站位之高、魄力之大、格局之新。总览《意见》，能感受到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高瞻远瞩、高度重视、精心布局和统筹兼顾，纵向看有国家中长期规划，横向看有涵盖各领域和全国范围相关具体工作的指导，不仅有顶层设计，还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将极大地提高沟通效率，更有效地调配资源，使古籍工作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意见》必将为全国古籍工作带来新机遇和新动能，甚至可以用“春风浩荡满眼新”来形容。

2. 新时代古籍工作承担强烈的社会责任和重大的政治责任

《意见》在工作原则中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意见》第四部分“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中指出，要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等。过去谈古籍工作，往往多落在专业层面和技术层面，对古籍出版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没有太多认识，至少认识是比较模糊的，真正的“双创”做得还不够，产品不接地气。古籍工作涉及宏大话题，如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甚至与中西文明的碰撞和竞争，与当下复杂微妙的世界格局，也有莫大关系。当今世界，波谲云诡，中华文明今天遇到的挑战比历史上很多时候都要严峻。古籍内容丰富多彩，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和主要载体，经典古籍可以滋养一代代中国人，可见古籍普及的重要性。古籍普及要从孩童抓起，如在中小学课本中增加古诗词和文言文的比重；创新产品形式，做年轻人爱看的古籍普及版本，让大众亲近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培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 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环境更为利好

新时代的古籍工作要注意调动地方积极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主动作为，集合各方力量做好古籍工作。《意见》第4条指出，“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第5条提到要“加强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部门等古籍工作专业机构建设”，第17条提到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加强古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先后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一些高校设立了古典文献或历史文献专业，成立了不少古籍所，甚至一些省份还成立了省级的古籍工作小组或办公室，掀起了地方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高潮。但后来受一些因素影响，上述机构或单位遭遇不少挫折，有的缩小规模，有的业务萎缩或单位转型；有的人员流失，机构归并或裁撤。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古籍工作重燃生机，特别是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江苏，以及中部的湖南、湖北等省，在编纂、整理、出版省级文库和大型文献集成方面成绩突出，有目共睹，但在计划的科学性、整理的规范性、产品的系统性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此次《意见》对地方古籍工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既是对现实情况的关切和回应，也为将来地方在各自省域范围内更好地组织协调和机构建设作出了指导。《意见》第14条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古籍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加强统筹指导，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工作落实。”根据《意见》的要求，古籍工作不单是某个部门或行业的事，而是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或体系下谋划和实施，可以尝试新的突破，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4. 新时代古籍出版将保持经世致用的传统

做出版就是做内容选择，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代表了出版者的价值观。古籍内容丰富，不全是吟风弄月，也不全是帝王将相，也不仅仅涉及文史哲几个现代学科。《意见》明确指出：“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传承科学文化，服务科技创新。梳理挖掘古典医籍精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优秀成果，服务乡村振兴。”中国古代医学和农学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冶金、水利、建筑等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大量优秀著作，经济、法制、教育、伦理、军事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需要继承。如今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与古代的天地万物一体、循时节用思想息息相通。实现乡村振兴，就应挖掘古籍中的基层自治传统和乡规民约资源；缓解教育焦虑，则应参考古代的家训和家教思想；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则可以从《管子》《史记·货殖列传》《大学衍义补》中汲取养分，获得灵感。新时代的古籍工作要把古籍做活，让古籍的精髓融入当下的生产生活，为国家发展和建设提供文化滋养，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当然，这首先需要处于上游的古籍整理者和研究者及有关方面主动组织和谋划，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与作为下游的古籍出版社合力做好古籍出版工作，正如《意见》所提出的，要“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

从《意见》思考提升古籍出版工作质量的着力点

1. 破解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意见》最核心的部分是第三部分“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其中的第7条是“提高古籍保护水平”，第8条是“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即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就古籍本身的物理载体来说，很多珍贵古籍确实具有文物属性。一方面，近年来古籍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值得肯定；另一方面，研究者越来越难以看到古籍实物，很多普通古籍变成类似于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一般人难以借阅，事实上这并不利于其价值的发挥，也影响了研究者对古籍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多数古籍研究和整理者而言，其实并不需要借阅古籍实物，只要能看到书的内容，即能有一个扫描的内文影像就可以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公布古籍图像规模较大的是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于2016年上线运行，其后规模陆续扩大，迄今公布的古籍超过2.5万部。希望有更多的图书馆加入进来，让读者在网上即可浏览到古籍影像，这样不仅能减少古籍实物的借阅使用次数，还有利于对其保护。

2. 重视古籍的普及推广

《意见》第13条“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把普及传播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至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开展60余年，应该说，大部分重要的古籍都已经有了点校本，有的不止一种点校本。围绕核心典籍展开的注释、笺证、汇校等，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这些典籍主要供专业研究者使用，多为繁体竖排的形式，不方便普通读者阅读。要想让普通读者看懂，除了采取简体横排的形式，还必须要有注释、有今译，对于篇幅巨大的古籍则要有相应的选本，对原文施以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所收各书均出自名家手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面向受众更多的是专业学者；其出版的另外两套丛书则针对的是普通读者，分别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和“中华经典藏书”，颇受读者欢迎。但是对于一些古籍，即使有了注释和翻译，读者也未必能看懂原书内容，难以体察、品味其中的内涵和深义。比如《世说新语》，每一则记载都言简意赅，如果不把其中的人物关系、社会背景、文化风尚等介绍清楚，读者很难理解某人为什么说这句话、这句话有何言外之意、这则故事为什么有趣、对读者有什么启示等。而要达到此目的，并不是一般的注释和翻译所能解决的。因此，古籍出版单位须进一步创新古籍整理的形式和产品类型。中华书局近期计划出版的《你真能读懂的〈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漫画》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以期切实降低读者的阅读门槛，让知识储备欠缺的读者也可以轻松品读，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传统经典的其味无穷。

《意见》指出，要“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只有让更多的普通人接触古籍、了解古籍，古籍普及传播才算取得成效，古籍工作者才算是无愧于这个时代。实现破圈，而不是在专业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应成为今天古籍工作者的自觉。

3. 重视古籍数字化建设

《意见》对古籍数字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对相关工作也有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回顾古籍数字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它是一个由乱到治、由五花八门到科学规范的过程。如早期的数字产品缺乏版权意识，经过几番斗争和市场淘洗，现已规范很多。早期的数字产品技术标准不一，文字和标点的准确率参差不齐，有的实际上仅起到检索功能，需要复核底本或纸书。经过不断地整合调整，如今技术标准逐渐趋于一致，文字标点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调查机构用户和学者个人可知，中国基本古籍库和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使用率较高、较受读者欢迎的两个产品。前者的特点是起步早，有一定规模优势；后者的特点是内容精，能够达到甚至超过纸书的准确率。

以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实践为例。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古联公司的产品，古联公司受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委托，承担2021—2030年国家古籍数字化及古籍整理项目征集工作，先后承担了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十二五”项目）、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十三五”项目）等数字化项目。古联公司的“古联”二字，寓意为古籍联合，把出版社的有关古籍产品以数字形式聚合、整合、联合起来，以增强古籍出版社的集合力量，让古籍数字产品发挥更大的效能和文化影响力。

古联公司打造了众多经典数字产品，其中，最核心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多期建设，涵括了中华书局在内24家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有5000余种整理本古籍，总字数已经达到20亿字，不仅有机构用户版和个人版，还有PC端版、手机端版、“学习强国”版，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种荣誉。此外，古联公司还研发了在线的古籍整理与发布系统，开启全新的线上资源生产和出版模式，通过整合现有多种数字产品特别是数据库产品，推出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目前，古联公司在数字产品的建设、运营、推广、转化、盈利等方面已经建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响应了《意见》所提倡的“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的精神。

4. 建立古籍新善本的评选、推广和入藏制度

在古籍领域，各种版本的名著铺天盖地，乱花渐欲迷人眼，除了专业研究者，大部分读者难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好书。2021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为广大读者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正式公布了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此次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历经前期调研、版本征集、专家初评、样书征集、专家终评等多个环节，始终坚持专家评价、群众认可、市场检验相统一的原则，所推荐的品种均遵循古籍整理出版规范，所据底本精善、校勘精良、注译准确、质量上乘，覆盖文本整理本、高级读本、一般读本和选本等多种类型，注重普及，兼顾提高，努力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书单公布后，多家媒体转发，短时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从媒体宣传期过后的一个较长时段看，所推荐的经典古籍版本在销量上较之前并没有很大且较稳定的增长，慢慢又复归于常态。也就是说，权威部门的推荐归推荐，市场依然故我，推荐并没有延伸和影响到终端销售和读者的购买行为，从本质上说，市场仍然缺少一个可以落地执行的抓手。

从本次公布的《意见》中，可以看到一种可能，即在古籍办统筹协调功能大大加强下，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的协调，可让全国各级公立图书馆、大中小学图书馆和阅览室，根据推荐书单查阅馆藏古籍，在购入古籍时优先选择推荐书单上的品种，并保证一定的复本量，以及在某个时限内应达到某个采购的比例。对此，图书馆应建立古籍新善本的概念，经过专家推荐、评议、审定后由权威部门发布的优秀古籍整理版本即为适合读者阅读的古籍新善本，同时提高宣传力度和曝光率，让公众知晓。

5. 对古籍出版单位和古籍人才的关怀

《意见》第16条专门讲的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其中提到：“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从中，可以感受到《意见》对古籍工作从业者的善意和温情，但是放在具体实践中，情况相对复杂。比如古籍编辑的职称评定，在学术成果的认定和审核上亟待进一步完善，有些正式发表的文章不被认为是学术成果，但它们却与古籍编辑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反映了编辑对某些专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是专业水平的真实体现。由于成果不被认可，编辑的职称评定在材料审核阶段被淘汰，会挫伤编辑的积极性。再如古籍出版社都是国有文化企业，多隶属于某一个出版集团，需要与集团内其他出版企业面临同样的经济考核指标，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在人力成本攀升的情况下，出版集团应实行相对宽松的考核政策，综合考虑各方面具体问题，以促进古籍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

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弘扬，经典古籍的阅读蔚然成风，新时代的古籍工作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意见》的印发正逢其时，古籍工作者应深刻领会和落实《意见》精神，以昂扬的精神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古籍工作欲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个更有利的大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要让社会大众时时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就在身边，离自己的生产生活并不遥远。如对一些重要的传统文化节日，元宵节、七夕节、中元节、孔诞节（孔子生日）、重阳节、冬至等，应给予更多宣传与关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地方历史文化名人的发掘和宣传，纪念场馆的建设、旅游景区开发等，应引入古籍专家参与，把古籍的内容精华和文化内涵提炼并展现出来，把古籍的普及传播真正做活、做开、做透。

（作者张继海，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本文原载于《出版广角》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