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出版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古籍工作时代特征和新要求，为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

古籍出版工作是古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现有成员单位40家，是我国古籍出版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意见》发布以后，古工委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要求各社及时收听收看相关报道，集中学习领会《意见》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站位，并把《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到今后工作的思路、规划和举措中，为推进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学习中，各社纷纷表示：《意见》的印发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古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意见》为新时代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我国古籍工作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发展。作为古籍出版人，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领会《意见》精神，更要按照《意见》精神和要求，谋划好未来发展，确实承担起当代古籍出版人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一、认真学习《意见》精神，深刻领会新时代古籍工作新要求

《意见》发布后，古工委各成员单位都在第一时间集中学习，一致认为：《意见》高屋建瓴、深刻全面，是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中华书局作为成立时间最早的专业古籍出版单位，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工作发展的各个阶段，更是深有体会：“两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籍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如《意见》中所言，‘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学习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意见》涵盖了古籍工作的各个方面，立意高远，统筹兼顾，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具有针对性强和指导性强两大特点，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体古籍工作者的鼓舞，也是对古籍事业发展方向的引领，为我们确定了古籍事业的历史定位，指明了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工作要求。”这一点也是所有成员单位的共同认识。成立已有66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改名），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两个半”古籍出版单位之一，受疫情影响，他们以居家学习、视频交流的方式，畅谈学习体会，干部职工一致认为：“《意见》对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指明了古籍整理工作在新时代的工作思路、方法，既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又有各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古籍工作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更好更大的发展。”巴蜀书社在学习中谈到：“《意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工作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新时代古籍工作作出了战略性部署，为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与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凤凰出版社谈到：“《意见》的颁发可谓恰逢其时，其意脉与41年前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相承续，但主旨更明确，蕴含更丰富，更具前瞻性和辩证性，充分揭示出当前及今后古籍工作的全视野、大局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认为：“《意见》具有‘新定位、新体系、新阵地、新政策’的新时代特征。”辽海出版社认为：“《意见》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古籍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古籍出版工作的信心，为我们未来做好古籍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文物出版社谈到：“《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描绘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蓝图，指明了新时代古籍事业的发展方向。”三秦出版社认为：“《意见》不仅对新时代古籍事业发展战略作出系统完整的擘画，而且就繁荣发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出切实具体的指导意见，为古籍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是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的行动指南。”上海书店出版社在学习中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意见》对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对制约古籍工作的问题给出明确的解决思路。”岳麓书社认为：“《意见》全面论述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作了全面部署，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学习中谈到：“《意见》从古籍的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利用三个方面整体促进古籍事业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为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中国书店出版社认为：“《意见》是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41年之后，我们党和政府针对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和古籍整理出版繁荣的需要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各个古籍整理出版机构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基本依据，是我们今后开展古籍出版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中州古籍出版社认为：“《意见》的出台，不仅让全国古籍出版工作迎来又一春天，而且也为河南的古籍出版工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加强河南省古籍规划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齐鲁书社指出：“《意见》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推进‘两创’要求，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古籍事业繁荣发展意义重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意见》进一步突出了古籍出版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中的地位。”上海辞书出版社谈到：“《意见》将我国的古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除强调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挖掘古籍时代精神外，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立法、财政等方面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意见》的出台，有利于相关收藏、研究、出版单位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古籍文献的价值，有利于推动各项整理、研究工作走向深化，从而使古籍文献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在现实中焕发新的生机。”

各成员单位通过学习，产生了共同的认识：《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重视，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和历史意义。大家一致认为：《意见》从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和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的十八条意见，既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又全面系统、切实可行，不仅为新时代古籍工作阐明了意义，指明了方向，也为之提供了各方面的条件保障，以此为纲，必将推动古籍工作在新时代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同时，大家也认识到：《意见》提出的新时代古籍工作精神，既是对我们古籍出版在实现文化强国总战略中的新要求，也是我们古籍出版人在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使命所在。

二、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扎实推进古籍出版高质量发展

古工委各成员单位通过学习和领会《意见》精神，更加认识到作为古籍出版人在新时代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学习中，各单位根据《意见》所提出的新时代古籍工作要求，结合实际，积极谋划未来发展，把《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许多单位对照《意见》精神和要求，在发展战略、出版定位、工作机制、管理流程、项目规划、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提出新思路，明确新目标。

（一）对标《意见》提出的“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谋划未来发展

中华书局结合自身110年发展历程，在学习《意见》精神的同时，更把《意见》要求与《中华书局“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让《意见》精神落地见效，并在已有的发展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思考：“要做好统筹规划，着力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在传世文献整理出版的系统性、基础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入性和通代断代古籍整理出版的集成性上下功夫”，“就系统性而言，中华书局已经开始梳理品牌丛书及核心产品线情况，严控收录范围，聚焦基本典籍；就深入性而言，将继续践行深度整理、后出转精的出版理念，持续提升古籍整理质量；就集成性而言，将重点做好《永乐大典》《敦煌文献合集》等重点出版工程，并不断拓展极具出版价值的专题文献集成性出版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意见》精神和要求，将在多个文献领域进行规划与选题的落实，除了“十四五”出版规划、国家古籍规划项目外，还将结合《意见》精神，从板块、维度多个文献领域进行古籍整理出版的中长期规划，包括敦煌文献、《永乐大典》出版工程；在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和古籍普及传播方面，将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

人民文学出版社围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提出三点新思路：“一是坚持并尽可能地加大古籍出版的力度。在已有明清文学文献整理出版成果基础上，继续贯彻‘深度整理’的理念，继续有针对性地做好明清别集、总集及相关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推进古籍文献集成性整理出版；二是坚持有选择地影印珍贵古籍和稀有文献，将继续整理出版古代珍稀版本文献，发掘其中的文化精神和当代价值，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为目标，坚持出版精品；三是与古籍研究者通力合作，促进古籍出版与学术发展良性循环，通过学界和出版方的合力，从而整体提升古籍图书的选题和书稿质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结合《意见》的学习和落实，将“关注国家珍贵古籍的主动开发整理，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包括《国家珍贵古籍丛刊》、《中华再造善本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以及《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高精彩印出版”等。

中国书店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家“店社合一”的古籍收售经营和古籍出版的文化机构，承担着古代典籍文献发掘、抢救、保护和整理、出版、传播的古籍全业务链经营任务，将全方位、多角度地落实《意见》精神和要求，“一是将加大从民间发掘和抢救古籍的工作力度，让散落民间的古书和历史文献被进一步激活，得到更为充分的保护和利用。二是将充分利用店藏的专业优势，从中国古代典籍刊行方式的角度去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以表现和展示古书版本为特色，全面地整理和出版历朝各代不同表现形式的典籍文献。三是将利用自身遍布北京城的门店条件和‘店社合一’的优势，并借助‘书香北京’活动平台，集合各古籍出版单位的专业力量，开展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展示、讲座以及互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中国书店成为汇聚当代中国古籍出版的文化展示、传播中心。四是将引入各方面的专业力量，加强抢救和修复，编辑和出版人才系统的培养和培训，逐步扩展中国书店在古籍全产业链诸环节的专业力量”。北京燕山出版社根据《意见》精神，将着力四方面发展：“一是加强古籍出版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二是提升古籍编辑出版能力，三是要挖掘古籍出版的时代价值，四是做好古籍图书的普及传播。”崇文书局明确了“两条腿”走路，即“一手抓古籍整理，重点打造‘崇文馆’品牌；一手抓古籍普及，围绕古典诗词和国学典籍，致力于传统经典的现代化”。

凤凰出版社在未来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将深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历年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等命题，对本社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相结合，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时代元素，阐扬其中的核心要义、民族大义等，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在路径上明确：坚持专业化、垂直化的工作思路，以点带面，谋划板块和系列，实现专业内容生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以此在实际工作中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广东人民出版社将通过“健全古籍出版管理制度，激发古籍出版活力，完善古籍产品结构，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制订及完善出版社古籍整理项目规划、论证、扶持、管理政策等，并制定符合出版社‘聚集主业、深耕教育、提升学术、融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点项目策划、储备、实施工作机制，并以此全面提升古籍出版能力”。黄山书社将重点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在国家古籍规划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有针对性地做好自身整理研究的小规划，形成自身系统性的有特色的产品线，并延伸古籍整理出版的触角，在传统古籍出版板块的基础上，重视古代医学、农业等古典科技文献整理出版。二是做好安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打好徽文化牌，特别是系统性地挖掘和整理安徽古籍文献”。三晋出版社也提出立足地方思路，“整理出版山西地方古籍文化资源，为山西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在古籍资源储备方面，也是首先立足于本省，积极与高校、图书馆、博物院等相关机构合作，做好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尤其要摸清市县两级、民间的古籍收藏资源，建立古籍资源库，拓展古籍出版资源”。

上海书画出版社从自己的专业范围和特长出发，“规划、论证和启动大型中国历代艺术文献的集成性出版项目，将对传世汉文艺术文献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考察、梳理和汇集整理工作，以建立脉络清晰、传统文献和现代学科相融合的新型中国艺术文献典籍体系为目标，将艺术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中国书画基本丛书》《书画文献资料丛刊》《中国书画稿抄本集成》等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近年来以出版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和西域非汉语文献等为主的中西书局，将以“做深做实做精，提高出版质量，提升出版效率，推动资源转化。一是将继续聚焦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围绕甲骨文、金文、简牍等，从文本释读、字词考释、文字汇编等多个角度切入，推动出土文献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形成多元一体的出土文献出版格局。二是介入文献整理全流程，推动出土文献再整理。将继续加强与考古文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做好相关工作的衔接，形成整理出版的规范，更有效地推动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文物出版社同样将重点“聚焦出土文献、石窟石刻，包括《甲骨文合集（精聚版）》《四川古代石刻文字全集》《里耶秦简》《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等重要出版项目”。

有些成员单位根据《意见》精神并结合出版社实际，在特色内容板块上积极规划，并以此提升专业出版能力。西泠印社出版社将持续开发音乐古籍、书法古籍、历代印谱、书画家诗文集、金石文献等特色内容产品线。巴蜀书社将“实施巴蜀地方文献和巴蜀地方文化传承出版工程，高质量地策划组织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古籍文献”。宁夏人民出版社根据《意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精神，将“用《宁夏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等古籍通俗出版物，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族交流交融的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江西人民出版社提出“立足江西、面向全国，整合资源、特色双效”的古籍出版定位，将“古籍出版融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三秦出版社作为西北地区的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将依托陕西地方特色，最大程度地聚合陕西文化资源，最大范围地呈现多样的陕西文脉”。上海辞书出版社结合自身优势，提出将“组织编纂一部古籍整理专科辞典，总结学科发展状况，规范名词术语概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作为有科技和医学双重背景的出版社，将“在整理古代科技文献和医学文献方面持续发力”。线装书局结合自身出版特色，“做好新时代线装书房古籍出版，担当古籍出版‘主旋律’的重任，为读者提供雅乐正声”。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将“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紧紧依托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部门等古籍工作专业机构，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少数民族文献古籍典藏的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浙江古籍出版社将“系列开发‘浙江文丛’‘宋学研究丛书’，服务好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将结合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中医药古籍发掘、抢救、整理、保存、传承，并通过梳理挖掘古典医籍精华，促进古籍有效利用，并引入现代研究成果，以体现中医药古籍的指导特性”。

（二）对标《意见》提出的“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和“做好古籍普及传播”要求，谋划未来发展

各出版单位都认为，“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和“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是“两创”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华书局提出“角色转换”思路，以此全面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将在思想上提高站位，将日常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突破原有古籍整理出版的‘舒适圈’，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供应商’角色进行转换，并以此加快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重视古籍图书的大众普及工作，无论是早期出版的“四大名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是近年推出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等，都是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面向大众推广古典文学作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未来，他们“还将加大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如优质产品线‘四大名著’，还将陆续开发珍藏版、大字版、有声版，满足广大读者的多元需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已完成六批50种出版基础上，做好经典的现代阐释和立体传播，注重古籍活化、转化，贴近时代、贴近大众”。

吉林文史出版社认为：“地方出版社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普及和大众化方面，研究新时代年轻人的阅读需求、审美口味，为不同人群量身打造适合的古籍读物，通过这些图书，让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代代相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将“在古籍进校园方面进行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同样有这方面考虑，“将编写适合各类学校阅读、贯穿国民教育的古籍读物，重点关注古籍的通俗化，并举办古籍普及进课堂、入社区、到乡村等活动，让传统典籍活起来、传下去”。作为成立最早的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也将“以古籍进校园和倡导古籍阅读为重点，积极探索纸媒与音视频、融媒体等深度结合的新出版形式，以中小学生、大众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古籍故事’”。岳麓书社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多年来一直受到读者欢迎，通过《意见》学习，他们又有了新思路，将探索“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为读者提供更多优质融媒体服务，用新的创意找到新的突破口”，并将以“做好以古典名著品牌为核心的书系创新工程，赋予古籍作品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各出版单位一致认为：《意见》提出的对“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的提炼和展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对我们古籍出版在实现文化强国总战略中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古籍出版的新站位和新路径。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将是我们落实《意见》精神和要求，做好古籍出版普及工作的不断追求和目标。

（三）对标《意见》提出的“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谋划未来发展

古籍出版专业人才问题，是古籍出版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一直是古籍出版单位工作中的难题。这次《意见》中专门强调“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各出版社在学习中，一致认为：《意见》不但对新时代古籍人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更从政策层面和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了“注重多层次与实效性”的人才培养新思路。巴蜀书社将“借《意见》的东风，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保障古籍编辑的待遇，继续实行导师制，强化传帮带培训，鼓励古籍编辑参与到古籍整理实践中，不断提高古籍编校人员的专业水平，切实提高古籍整理质量”。广陵书社的“名师工作室”在业内有较大影响，近年来成果也比较明显，他们提出，将继续“发挥社内文化名师工作室的作用，多措并举，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专业扎实、严谨奉献、精益求精的古籍编辑人才队伍，确保古籍出版工作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北京燕山出版社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聘请专家到出版社对员工进行多技能培训，未来，他们将坚持这个做法，“定期聘请古籍出版专家为本社古籍人员进行培训，并加强培训力度，鼓励员工发表学术文章。同时，将以具体的项目作为实践，训练古籍编辑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福建人民出版社将“结合每位古籍编辑人员的学科背景与专长，提供符合学术兴趣、职业兴趣的发展空间，人尽其才，让古籍编辑做得有成就感、获得感”，以此达到培养和稳定队伍的目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除了“推选编辑人员参加各级培训”，还将在“出版社内部通过项目带动、定期交流等多种方式提升古籍编辑人员整体素质，落实职称、成果、待遇倾斜”。

不少出版社在学习中提出，将创新人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人才培养问题，陕西三秦出版社将“优化古籍出版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为优秀古籍出版人才搭建比学赶超、干事创业的平台”。天津古籍出版社同样将通过人才机制创新，解决古籍出版人才问题，“制定和完善编辑考核制度，加大向一线编辑倾斜力度”。云南人民出版社将“完善用人机制，努力引进专门人才，充实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同时将强化保障制度和措施，研究有效促进古籍出版工作的考核制度，保障古籍出版工作相关人员工作待遇，在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等政策上向古籍出版工作人员倾斜”。中医古籍出版社依据中医文献出版特点，特别强调将建立“学术、研究、出版的联动机制，达到人才培养与成果孵化的目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从“制度支持、保障措施、绩效考核三个层面，强化古籍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并将通过整合全社资源，集中优势力量，设立古籍文献编辑室，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持续培育新编辑”。

“要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关键是人才”，是各单位一致的认识。通过《意见》学习，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只有通过“保障制度、完善机制、加强培训”，才能培养出一支政治可靠、专业扎实、严谨奉献、精益求精的古籍编辑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古籍事业发展活力。

（四）对标《意见》提出的“推进古籍数字化”，谋划未来发展

古籍数字化问题也是各单位学习中特别关注的问题。对于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虽说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不少单位近年来也作了积极探索与尝试，但大多缺乏长远规划。《意见》中“推进古籍数字化”的相关论述，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看清了方向和重点。

中华书局是古工委成员单位中较早实施古籍数字化的，“籍合网”“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古籍数字产品已经成为行业标杆，对照《意见》要求，他们在思路与举措上，都有了新的方向和目标，将推进古籍数字化升级与创新，“探索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应用”。中华书局古联公司至今已开发运营专业数据库31个，上线古籍整理成果总计40亿字，未来“古联公司将在内容生产、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出版流程的数字化改造等方面持续进取，在现有汉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深化校企合作，通过数字化的项目带动教学与实践，开展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古籍数字化教材编写等工作；在已有的‘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结合专家系统，对更大范围的古籍进行知识化的深度标引和整理，服务学术和大众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将“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施‘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包括‘汇典’文献内容平台、‘汇典’知识生产平台、‘汇典’知识服务平台，以此促进、激活我国的珍贵典籍资源，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北京燕山出版社将通过数字化路径，“积极探索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并挖掘古都北京文化在文化旅游和网络游戏中的可能性、稀缺古籍内容的数据库开发的必要性，探索尝试古都北京系列的知识付费形式，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福建人民出版社将重点抓好“闽台民间族谱数字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历史文献数据库、海丝沿线宗亲文化数字出版平台等古籍数字化工程”。广东人民出版社一方面将“推动岭南古籍数据库、岭南档案文献数据库等数字出版项目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古籍、档案文献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将加大与‘籍合网’‘汇典’等古籍数字平台的合作，推进出版社古籍数字化资源共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以“‘《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古籍印谱知识与印章识别系统’等示范性古籍数字产品为抓手，努力在体系化、知识化、智慧化上做出新的探索”。辽海出版社将依托中华书局古联公司等古籍数字化专业机构，策划“八旗文献集成数据库”“清代东北流人数据库”“八旗碑志数据库”等古籍数字化重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依托“学校特色资源，建立各类型的古籍全文电子检索系统（如工具书汇编、古文字检索、朱子相关文献集成等），研发成熟的传统文化普及品牌阅读设备和网络综合平台”。吉林文史出版社将以《清文总汇》为突破口，推动“满文图书古籍全部数字化，建立文本专题数据库”。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将在已有“地方文献云平台”“中医疫病古籍整理数据库”等项目基础上，“发挥优势，持续推进医学类、科技类相关古籍的数字化建设”。作为上海图书馆所属出版单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将“立足上海图书馆特色馆藏，以文史专家为主体，与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相融合的融媒体服务产品，通过开发配合纸质图书阅读的音视频衍生产品，为读者提供更为新颖的文化产品，从而起到古籍大众化传播的作用”。中西书局将依据体制优势，延伸出土文献出版，“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联手组建数字出版团队，依托相关高校，建立‘楚文字编纂工作平台’和‘清华简电子书平台’，推动学科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浙江古籍出版社将延伸“宋学大讲堂”“浙学大讲堂”“浙江文丛”品牌，有序推进数据库建设。中州古籍出版社将立足本省，“建设河南省古籍数字化平台，实施中州典籍数字化工程，打造全省古籍数字资源版本库并开放共享，并将规划和实施古籍融合发展，推动古籍利用转型升级”。齐鲁书社将结合内容生产优势板块，在武学典籍、易图集成等方面，实施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文津出版社将在现有“北京古籍”“北京旧志”“八旗家谱”数据库基础上，逐步推进“北京历史文献数据库平台”建设。

学习中，大家一致表示，古籍出版人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按照《意见》精神和要求，在具体出版工作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古籍出版事业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发展。同时，大家认为，古籍出版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事业，也是一项需要传承有序、持续不断的宏大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现在，这一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工作者就要坚定地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长期以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给予古工委工作极大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新一届古籍小组成立以来，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工作层面，都给予直接指导。《意见》颁布前，古籍办广泛听取古工委各成员单位意见和诉求，《意见》颁布后，又及时指导古工委学习、领会和贯彻《意见》精神。古工委所有成员单位一致认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有古籍小组的直接领导，全国古籍出版工作一定会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迎来新的“春天”。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