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此次《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表示，“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显示了国家对古籍整理的高度重视。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积累，两办《意见》对古籍工作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具有针对性强、指导性强两大特点。”

“《意见》的印发，对于从事古籍工作的同志是巨大的鼓舞。作为古籍出版人，身处古籍工作如此受到重视的时代，我们感到很光荣。”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表示，“此次出台的《意见》对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指明了古籍工作在新时代的工作思路方法，既有总体要求，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又有各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古籍工作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更好更大的发展。《意见》内容覆盖面广，涵盖古籍保护、古籍研究、古籍整理等多方面，涉及高校、图书馆、出版机构各层面，其中还专门提到古籍普及和数字化，大力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

“如果前两年我们说古籍出版的春天来了，这次《意见》的出台用‘春风浩荡’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说道，“41年后再发指导性文件，这对古籍出版人来说意义非凡。《意见》内容全面、目标明确、措施具体，是一份系统性强、指导性强的纲领性文件，把古籍出版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见》还体现了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指导古籍出版工作，为古籍出版事业指引方向。”

作为古籍专家学者，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一直与各界保持密切联系，全方位、长时间参与古籍工作。在他看来，深入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发展亟需一份明确的指南和一套完善的机制，《意见》的印发可谓恰逢其时，是古籍界关注的一件大事。他表示，“此次《意见》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我国古籍工作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具备了出台相关文件的需要。它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古籍整理、保护、出版、普及工作的总结性提升，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和意义，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巨大的指引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表示，距离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已经过去15年。此次两办《意见》关注到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方方面面，将对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起到指引作用，标志着我国古籍保护及整体发展站上了新起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表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多年来，我国古籍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意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高度重视各层面工作的统筹布局、协调推进，是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全方位指导。

《意见》强调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全文分5部分、18条，对新时代如何提升古籍工作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其中有关古籍整理出版的部分占据较大篇幅。

杜泽逊感受到，“未来古籍工作要不断向广度、深度、精度努力，不仅要有高质量的古籍整理成果，还要有高水平的古籍保护，高标准的数据库、出版物。同时对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法制保障、财税政策作出重要指示。从‘为何做’到‘做什么’再到‘怎么做’给出了明晰的规定，其系统性和高瞻远瞩都是前所未有的。”

周绚隆认为，《意见》中提出的“深度整理”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分类型、有针对性地进行古籍整理出版，能有效防止低水平重复，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有些文献需要深度整理，而有些虽然有一定保护价值但应用性不强、文化影响力有限，不能与传统的经典古籍等量齐观，可以选择数字化。”2000年前后，周绚隆就开始呼吁深度整理，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推进“明清别集丛刊”的整理出版工作。《意见》中对深度整理、分类别的要求，给他带来很大感触和鼓舞。

“《意见》中对古籍出版部分讲得很细致，包括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做好整理研究和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等多方面。”高克勤介绍道，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推动学术研究形成敦煌学，21世纪大量出土文献推动简帛学研究，也形成了古籍出版新的关注点。他表示，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对学术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此次《意见》中的相关表述充分显示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视程度。

王旭斌多次研读《意见》中与古籍整理出版相关的6处内容。第4条“加强古籍工作体制建设”，地方政府要考虑恢复或建立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在宏观布局上提到新高度。第5条“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把专业古籍出版单位和文旅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并列为主阵地，明确新定位和新要求。第8条“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具体指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等五大重点方向。第9条“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到健全古籍公共服务、出版物、网络服务等质量检查制度，强调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准和门槛。第13条“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并且支持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鼓励文创产品开发推广，充分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第16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到“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这一重大利好可见站位之高、落脚点之准。

《意见》中有关“完善古籍工作体系”部分，提出“健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加强古籍专项工作议事协调，更好发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代表的专业出版机构渐成规模，高等院校专门设置古典文献专业，文化部牵头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教育部牵头组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从不同角度推动古籍事业的发展进步。

杜泽逊认为，《意见》中特别强调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衔接协调各个环节，体现了系统性和全方位。古籍小组、古籍保护中心、古委会等权威机构团结了一批国内顶级的古籍专家，应该牵头拟定相关行业标准，再由中宣部、文旅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联合颁布，协同推动古籍事业发展。

刘宁表示，《意见》总体要求的工作原则部分提到，要坚持统筹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确保古籍工作协调衔接、一体推进，这些内容给她留下很深印象。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统筹推进古籍数字化，二是促进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阅读推广相结合。

我国古籍数字化现在主要由各地图书馆、商业机构进行研发，存在内容重复建设问题，比如“二十五史”有多种数字版本，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古籍数字化亟需统一规划，有效调配各方力量和资源，提高数字化规模及科学性、准确性。《意见》中对“古籍数字化”专门开列一条，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新闻出版系统，阅读推广工作在图书馆系统，这两方又分别归属于中宣部和文旅部，彼此协调不够，很多古籍精品没有进入馆藏。2021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首次向全国推荐40种经典古籍的179个优秀版本。刘宁认为，“各级图书馆尤其是重点图书馆应该充分重视这一推荐成果，这样才能促进出版社多出精品，理顺古籍工作机制。”

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耗时长、投入大、成本高，很多深度整理甚至要花费10年或几十年，对从业人员提出很大挑战，但古籍出版社编辑收入低，古籍整理者成果认定、职称评定与付出不对等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出版界和学界多年来的共同关注。

周绚隆表示，“古籍整理的主体在学术界，出版要靠编辑实现，只有这两种力量联手合作，才能真正提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质量。近年来，高校科研重理论、轻文献，学生处理文献的能力普遍下滑，但走上编辑岗位后，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磨书稿，面对的知识量大而且庞杂。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又承担很大的经济指标压力，安心从容地打磨书稿越来越难。

从高校来看，成果认定和职称评定一直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难言之痛。“古籍整理对个人来说是一项难度高、周期长、显示度低的工作，但对中华文脉却具有很高的显示度。”杜泽逊说道，“评职称是个人的，显示度是集体的，这就造成了古籍整理者的付出和收获脱节。应该遵循行业现状，从实际特殊情况出发，分类分科为古籍整理建立一套科学的评定办法。”

据悉，山东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承担了《两汉全书》等古籍出版重大工程，制定相关认定办法用于职称评定，但目前全国很多高校仍存在“打折处理”的现象，这一做法对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伤害性很大。杜泽逊表示，“一位先生吃亏不要紧，没有职称不会动摇他从事古籍整理的基本信念，更不会放弃努力，但他的学生、徒弟不愿意再干这行了，危害就尤其大。”

陈红彦提到了古籍保护人员的成果认定问题。如古籍修复师每天耗费大量脑力、体力、眼力，真正动笔写文章的时间十分有限，但却抢救了国家珍贵文献，为更多学者提供研究基础，这可能比一篇文章的贡献更大。再如点校人员对古籍进行标点、分段、注释，为当代人阅读提供方便，但智力劳动成果在职称评定时并不被认可。让评价体系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给予古籍工作从业者更多的尊重和支持，才能促进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术业有专攻，专业工作需要依靠专业人才，古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迫在眉睫。对此，两办《意见》明确“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

高克勤认为，前者对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古籍研究的人员起到支撑促进作用，后者为出版主管部门提高对古籍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比重给出了依据，有利于古籍工作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有利于提升古籍出版编辑的尊严感和自豪感。

王旭斌对《意见》中的这部分也深有感触，他认为适当减轻古籍出版社和编辑的经济效益压力，让从事古籍出版工作的人有尊严、有获得感，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各大古籍出版社对从事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和编辑室会给予资金和奖励倾斜，对耗时多年的重大项目以工作量考核，不以经济利润为标准，最大限度保障和激励从业者的积极性。相信在《意见》的指导下，古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将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