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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 薪火相传——凤凰出版社古籍专业出版述略 发布时间:2022-4-11 9:50:17   作者:虞河  

 

19819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并同意陈云同志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谈话要点,91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使停顿十余年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获生机, 迎来古籍整理工作的春天,至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40周年,凤凰出版社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江苏古籍出版社起步,经历37年的发展,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精品图书,在探索中前进,在艰难中坚守,在守正中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从中寻找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时代发展同行,这是古籍出版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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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后,全国许多省先后创办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巴蜀书社、岳麓书社、黄山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江苏古籍出版社是19831219日据文化部文出字〔1983〕第2348号文件批准成立,198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独立出来组建的,2002年改名为凤凰出版社,2009年改制为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出版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及其相关研究著作为主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建社以来,始终秉承“传承文明,传播文化,贡献学术,服务大众”的出版理念,致力于出版文献价值高、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大的专业图书,追求出版物的学术质量与文化品位,已成为能够承担各类大型专业出版项目,并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古籍专业出版机构。37年来,有创业之初的艰辛,有初尝成功的喜悦,有发展中的迷茫,有守正创新的探索,更有对未来的希望,无论在哪个阶段,凤凰出版社始终坚守古籍出版的初心,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立足江苏,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业已成为全国古籍出版的重镇,始终发挥主阵地、主力军作用。

 

 


一、立足江苏,面向全国

 




凤凰社始终牢记自身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牢牢抓住中华传统文化这根主线,坚持古籍专业出版的特色和优势,在坚持专业发展的民族性、经典性、系列性、时代性、特色性的基础上,从专业发展的长远出发,制订了符合自身实际的专业化发展规划,确立了切实可行的专业化发展目标,规划出有特色的专业化选题结构,并建立起稳固的专业市场渠道,培养了一批既负有文化使命感又具有市场意识和能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实施了有效的专业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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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诗纪事》

 

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建之初,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首任社长高纪言先生的带领下,仅凭七八个人,几万元开办经费,开始了艰苦创业,虽“蜗居”于印刷厂内,却心存高远,怀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规划并追求着江苏古籍出版事业的未来。甫一成立,即确定了“立足江苏,面向全国”的办社方针,首先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江苏地方的出版资源,在丰富的江苏文化历史遗存中,寻觅作者和选题。江苏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从繁荣江苏古籍出版事业出发,为刚刚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建言献策,谋划未来,并身体力行,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成立不久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包括钱仲联、唐圭璋、徐复、程千帆、孙望、段熙仲、洪诚、蒋赞初、韩儒林、张宪文、周勋初、郁贤皓、吴文治等,特别是从1986年开始出版,由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凡1200余万字、22册之巨,是出版社成立之初出版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古籍整理著作。该书以资料全、整理精而广受学术界好评,并荣获第一届(1994)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13年又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最先规划、出版了一批具有明显江苏特色,又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与价值的选题,尤以“江苏地方学人文集”为重点,遴选江苏历史上的学术大家,对其著述进行系统收集与整理,以突出江苏在中国历史上的学术重镇地位,如《金圣叹全集》《袁枚全集》《冯梦龙全集》《李审言文集》《高邮王氏四种》等。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文集的编纂出版不仅遵循了古籍整理基本规范,使读者关注到江苏古籍版图书的学术质量,更在学术上大胆突破,如金圣叹、冯梦龙的著作,长期为所谓“正统文学观”所忽视,《冯梦龙全集》除了在学术上肯定了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而且对那些曾经一直被主流文学史认为是“低俗”,而实际上是反映百姓日常生活情趣的民间创作,进行了首次汇集整理,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需要一定的学术自信与胆识。其后又陆续出版了《范仲淹全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李伯元全集》《赵翼全集》《段玉裁全集》《冒辟疆全集》《缪荃孙全集》《高攀龙全集》等,成为出版社最重要的选题系列与品牌之一,如今《俞樾全集》《张岱全集》《王鸣盛全集》等十余种选题正在陆续出版。还有当代学人文集,如《韩儒林文集》《洪诚文集》《周勋初文集》《卞孝萱文集》《任中敏文集》《莫砺锋文集》等。除此以外,当时在全国古籍出版界有影响的图书还有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郁贤皓的《唐刺史考》、段熙仲的《水经注疏》、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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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全集》

 

在“立足江苏”的同时,积极“面向全国”,诸如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金开诚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余冠英等著名学者的《文苑丛书》、程千帆主持全国数十位著名学者参与的《中华大典·文学典》、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以及《康有为大同书手稿》(上海博物馆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上海鲁迅纪念馆)、《敦煌壁画摹本珍藏本》(敦煌研究院)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让江苏古籍版图书一开始就以起点高、品位高、水准高被各界认同,为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勇于探索,迎接挑战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古籍出版面临新的环境与挑战。在市场经济地位逐渐得到确立的环境中,如何坚持古籍专业出版,如何保持出版社良好的古籍专业出版势头,这对自成立伊始就是事业单位、甚至在许多方面靠财政拨款或扶持的古籍出版社而言,有众多不适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特别是在图书经营上,一时甚至茫然不知所措。这对刚刚接任的薛正兴社长及其领导班子而言,无疑是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首先确立坚定信念、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基本工作思路。坚定信念、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在工作中,既要坚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与信心,把抓住中华传统文化这根主线,作为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向;又要与时俱进,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与环境,适时应变。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就是要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探索出在市场条件下古籍出版的有效路径,走出古籍专业出版生存困境。一方面,坚持以书立社,延续办社十年的基本方向,抓精品图书,特别是加强高学术水平古籍整理图书的开发与出版,对已启动的项目,有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从而进一步扩大出版社的特色与优势。199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全元文》就是一例,全书收录有元一代文章35000多篇,凡3000余万字,计61册,至2005年出齐,至今仍是我社出版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著作,也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七全一海”出版规划中最早完成的项目之一,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各方面肯定,荣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如今《全元文补编》出版已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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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元文》

 

又如1998年完成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按不同类别从敦煌文献中录校了大量珍贵、特别是传世典籍中所缺佚的文献,对推动敦煌学研究起到了有益帮助,得到了敦煌学界的高度评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再如《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是第一次对江苏历代地方文献进行集中搜集、整理、编辑与出版,其中既有许多珍贵历史文献,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体现出“立足江苏”的基本办社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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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面对市场环境,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同时,调整选题结构,强调专业与普及并重,力求古籍专业出版更加贴近大众、贴近现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为此,一大批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性选题得以开发与实施,使我社古籍专业出版工作又有了新的亮点。更重要的是,图书选题结构调整,使我们对古籍出版如何适应市场环境,在观念上有了新的突破。《文史普及小丛书》《古典文学知识丛书》《新编民间传说故事丛书》《古代文化知识丛书》《名碑名帖实用临摹丛书》以及“古典小说名著系列”等,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薛正兴先生策划、组织与实施的“语言文字规范手册”系列读本,配合国家“在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的要求,以数百万册的印数,使出版社一举走出了多年经济上的困境。探索与实践市场条件下古籍专业出版工作,不但使我们增强了坚持古籍专业出版的信心,也为后来进一步面向市场,甚至转企改制,在思想观念、内部机制、出版流程、产品结构等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守正创新,寻求突破

 



2002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2009年转制为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在姜小青同志主持下,在坚守、调整、改革、创新中,我们的古籍出版事业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凤凰社始终坚持古籍专业特色,在坚持专业发展的民族性、经典性、系列性、时代性、特色性“五性”的基础上,抓住制订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项目的契机,从凤凰社的长远发展出发,经专家学者论证,制订出了《凤凰出版社重点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规划》,并及时组织实施了一大批既有重大影响,又具有地方特色的选题,以此引导凤凰社内容生产,体现专业发展与专业特征。出版社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计32项,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项目50 项。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文选》问世1500多年来,其影响已远播东亚邻国,在整个汉文化圈占据重要地位。凤凰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的《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核心,策划影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且推动落实尤袤本《文选》整理、奎章阁本《文选》影印、《文选研究丛书》等系列选题,由点及面,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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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旧注辑存》

 

在出版规划制订中,坚持短、中、长相结合,专业与普及相兼顾,既有年度规划,更有五年甚至十年长远规划;既有各级专业重点规划,又有符合当代读者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的大众选题规划,既有基础文献整理,又有传统经典当代诠释。

 

作为古籍出版人,始终牢记使命,坚守理想,不懈努力,积极进取,不因一时困难而退缩,恒心、决心、信心“三心”并举,克服困难,化危为机,将许多人认为是“小众”的古籍专业出版,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让“小众出版”大有作为。



 

 

四、注重积累,打造品牌

 



凤凰社坚持通过具有“特色性”“标志性”的专业重点项目,体现凤凰社专业个性,在系列化、规模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专业特征与优势的图书内容生产板块。

 

“十一五”期间,完成了《赵翼全集》《中国地方志集成》等多项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国家古籍图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9年完成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全23册、5400余万字),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项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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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文学典》(全套)

 

根据陈云同志指示和中央文件中要求的关于“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的精神,凤凰社先后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子海珍本编(海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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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校订本)》

 

凤凰社先后有数十种图书荣获全国各级奖项及推荐:《册府元龟(校订本)》《赵翼全集》《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李太白全集校注》《文选旧注辑存》等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全元文》《陆士衡文集校注》《宋代文学编年史》《文心雕龙解析》等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册府元龟(校订本)》《水经注疏》《清诗纪事》《说文解字注》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本)》《史记今注》《唐诗入门》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宋代文学编年史》《〈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等26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南京城墙志》《台湾简史》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入选图书”。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中,《册府元龟(校订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凌濛初全集》《陆士衡文集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赵翼全集》《韩非子校注》《江南通志(整理本)》《汉书地理志汇释》等100余种图书入选。《话说民国》《谪仙诗象:历代李白诗意书画》《画屏》荣获“中国最美的书” 。同时,一大批重要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的编辑出版,将凤凰社专业出版能力推到了一个较高平台,例如:《历代赋汇》《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民国卷)》《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缪荃孙全集》《沈德潜全集》《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丛书》《南京图书馆藏未刊稿本集成》《历代小说话》《清代词话全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历代唐诗珍稀选本汇编》等,以及历时20余年的《中华大典·文学典》《中国地方志集成》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关注与肯定,打消了因出版社更名而带来的一些疑惑。实践证明,“以书立社”从根本上抓住了内容产业基本特征,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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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丛书》

 

凤凰社长期得到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出版《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及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为高校及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服务,为促进古文献学学科的发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献绵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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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

 

这些亮点树立了凤凰社在古籍出版界的专业品牌优势,赢得了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好评,在全国古籍出版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的全省性文化发展战略工程,计划用十年时间,全面梳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炼江苏历史文化精神,并努力实现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传承发扬江苏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重要成果之一是编纂总规模3000册的《江苏文库》,这是江苏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创举与创新,江苏省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工程成果《江苏文库》总主编。《江苏文库》由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史料编、方志编、研究编六部分组成,堪称江苏历史文化的一次整体呈现,是江苏文化的百科全书。凤凰社承担其中除研究编外的五编出版任务,目前已出版500多种,今年又将出版300余种。



 

 

五、面向市场,创新发展

 



2009年,凤凰社借转企改制的机遇与推动,转变观念,积极面向市场,从企业化的角度思考和定位内容生产,主动实现适应市场化的自我调整,这包括内部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方式等。专业出版大众化是当今古籍专业出版谋求发展的有效新途径, 积极以创新的理念从事当代视野中的古籍出版,谋求古代经典的当代转换,专业普及读物的出版形成了新的势头,在《历代名家精选集》(30种)之后,又出版了《历代名著精选集》(90种)、《中国古代小说系列》(30种)、《近代名家学术大讲堂》(30种)、《名家批注四大名著》、《名家批评本四大名著》等系列古代文史普及读物,形成低、中、高三个层次的市场覆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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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家精选集》

 

追求专业出版大众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加强调以创新的理念从事当代视野中古籍专业出版,谋求古代经典当代转换,特别是 2011年出版的由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先生担任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本)》,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陈云同志关于古籍要今译、让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古书的指示,由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组织编写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丛书共134册,包括从先秦至清末的著名文史哲典籍,每种典籍选其精粹,加以注释,并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一套规模宏大、收录种类相对齐全、译注质量较高的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目的在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事实证明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丛书已经成为凤凰社古籍图书的品牌产品,并衍生有《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珍藏版)》(30种)、《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49种)等多个子系列,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专业知识大众化的出版理念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

 

2021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为广大读者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中,凤凰社出版的《韩非子校注(修订本)》《文心雕龙解析》《李太白全集校注》《李白全集注评》《文选旧注辑存》《说文解字注》《苏轼集》等23个优秀整理版本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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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库》(2021年出版)

 

在坚持古籍普及的同时,勇于创新,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古籍数字化,2010年古籍数字产品实现零的突破,《中华大典·文学典》光盘版正式出版。凤凰社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凤凰社加盟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不断推动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共同发展。在专业出版的数字化方面,凤凰集团领导积极推动“江苏文库”数字化工程,打造“江苏文库”网络版平台,及时将已经出版的纸质版图书转化为数字内容,让读者可以在线搜索查阅。今后我们还将利用文库图书中丰富的江苏地方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大传播宣传力度。近年来,融合出版快速发展,凤凰社借助《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重点打造了“诗词中国”系列,主要包括《莫砺锋讲宋诗课》《王兆鹏讲宋词课》等,配合录制讲座视频、音频,进行多媒体呈现,扩大传播面。



 

 

六、人才为先,有为有位

 



凤凰社从建社开始一直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人才为先。20世纪80年代引进硕士如薛正兴、吴小平等人才,90年代引进硕士如姜小青、常宁文、王剑等人才,新世纪后引进更多人才,许多博士加盟,如吴葆勤、林日波、樊昕、吴琼、许勇等。其中涌现出一批在全国著名的人才,如薛正兴作为学者型古籍整理专家,被任命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吴小平担任上市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小青长期担任全国古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与组织全国古联会的业务工作;高纪言、黄希坚、薛正兴、姜小青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姜小青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林日波荣获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优秀青年编辑奖、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一批青年编辑不断成长,挑起大梁。凤凰社为编辑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一路开绿灯,甚至要求编辑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与实际工作需要,定人紧跟国内几大学术团体,参加每届年会,了解学术动态,结识专家学者,提高专业水平。这几年,凤凰社有几名编辑被一些学术团体吸纳为理事,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参与者。古籍出版周期长、专业性强、收入不高,跟踪出版一部“大书”,编辑也许会从满头青丝“熬到”皓首苍颜,让不少从事古籍出版的年轻人望而生畏,转向他业。怎样留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贵人才?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很重要,以事业留人。转企改制后,不讲经济效益难以生存,但出版单位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则无异于“自掘坟墓”。在凤凰社,无论是考核还是激励机制,均强调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青年人的待遇不断提升。在这样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氛围下,编辑人才“有为”就“有位”。除此之外,出版社为编辑提供一切可能的培训、学习机会,鼓励各类在职学习、在职读硕、读博等。通过三种途径,探索人才培养机制:一是通过在岗与轮岗培训;二是通过与高校等古籍科研机构进行专业培训、定向培养;三是通过参与(或主持)具体项目,在理论与实践中培养青年员工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业务领导下,40年来古籍出版取得的巨大成绩,回顾凤凰社成长走过的37年历程,饮水思源,致敬前辈;展望未来,薪火相传;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凤凰社全体员工满怀信心,在坚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发挥古籍专业出版优势的基础上,追求专业出版的特、精、尖、强,力争做“小众”出版中的“大家”。

(来源: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