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该专业创办于一九五九年，学制五年，是专门为培养关于古籍整理的编辑、教学、研究方面人员而设置的。因为是第一届，也许比较吃香吧，当年一起分配到中华书局有十一人。我在大学高年级时，痴迷上了古代戏曲，毕业论文是与有同样爱好的三个同学合作《浣纱记校注》，古典文献教研室特聘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指导，并于一九九四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浣纱记》是明代戏曲家梁辰鱼为昆曲创作的剧本。由此读了一些杂剧和传奇，我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有两大缺点：一、题材上，精华糟粕混杂，必须大加改造，才能推陈出新。二、结构上，支蔓太甚，过于冗长，动辄四五十出，根本不适合今日舞台演出。戏曲家孟超把明人周朝俊《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昆曲演出，大获成功。那时我没有见过他，也不知他在何处工作，只知道他是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太阳社的成员。我认为他改造古代戏曲趟出了一条道路，很是崇拜。但是，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是“主课”，个人的一些爱好和想法，只能埋藏在心里，书局让我们先到山西昔阳县、河南林县（今林州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搞就是二年。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遇上“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九月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围湖造田，开荒种地。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把我的戏曲梦早已雨打风吹去。今后干什么，十分迷茫。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时我却见到了孟超，原来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该社在干校是十四连，中华书局是十六连，比邻而居。孟超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那时尚未“解放”，无人理睬，我经常见他独自徘徊在干校东边的一条大路上，嘴里常含一粒水果糖，走近他时，会飘来一股淡淡的水果香味，这大概是这位文艺老人唯一的自我慰藉吧。
一九七二年一月底调回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分配我担任《晋书》的责任编辑。《晋书》原是吴则虞先生点校的，由杨伯峻先生重新改写校勘记，后来为了加快进度，载记三十卷由唐长孺先生为之。我业务荒废了八年，才正式做编辑工作，很有压力，而看到老编辑杨伯峻、赵守俨等轻松应付，游刃有余，令人钦慕。我急切想充实自己，尽快胜任责任编辑。《晋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人校勘成果最为丰富者之一，有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张熷《读史举正》、丁国钧《晋书校文》、李慈铭《晋书札记》、吴士鉴《晋书斠注》等等。为了熟悉业务，我把这些书借来，一本本地阅读，看看前人是怎样发现史书中的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同时又认真阅读杨、唐两位先生撰写的校勘记，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若要改字，如何掌握尺度；校记在文字上如何做到精练、言简意赅、击中要害等等，都是我要学习和摹仿的。昔日在大学有目录版本学、校勘学、古籍整理概论等课程，对古籍整理仍是一知半解。“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学会古籍整理，只有在实践中学习。校勘记看多了，有样学样，后来我亦会写了。这一点我是幸运的，遇上整理二十四史，能与一批著名学者和一流编辑朝夕相处，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初步掌握了古籍整理。
同学吴树平、魏连科比我早回北京半年，工作已经上手，我便向他们讨教。他们非常用功，利用业余时间在编撰《史记》、《汉书》的人名索引，认为每个历史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以人为中心的索引极为重要。为了编好索引，他们查阅了不少同类索引，制订出适合二十四史的凡例，以点校本卷页为单位，不管人物有多少异称别名，用参见的办法，均可查索。他们坚信，编好各部史书的人名索引，将会对研究和利用二十四史提供极大的方便，这是已往学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怂恿我先把《晋书》人名索引搞起来。后来吴树平见我对索引有些兴趣，便把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的组稿任务交给了我，由我物色编撰人员，再向他们“传经布道”，以使这套人名索引体例一致。我由此学会了编撰索引，而且掌握了利用索引来发现问题和做学问、写文章的诀窍。我后来写的一些文章，不少是索引派生演绎出来的。例如：编撰《全唐诗作者索引》，撰写了《全唐诗无世次作者事迹考索》；编撰《唐两京城坊考》地名索引，撰写了《唐两京坊宅补遗》；编撰《登科记考》索引，撰写了《徐松登科记考续补》、《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等等。
七十年代末，我担任了王仲荦先生《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责任编辑。王先生在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多年，早夕相见，叙谈请益，亲如家人。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这两本著作亦是太炎先生出的题目，我编辑加工分外精心，还为《北周地理志》编制了地名索引。我感受到太炎先生真不愧为国学大师，题目出得真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王先生尚是一介青年书生，学问也未成熟，太炎先生出一两个题目，让王先生围绕这个目标读书、收集史料，不断补充，数易其稿，直至完善，数十年后，书写成了，王先生也成为有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
这时我似乎不大满足于古籍整理和编撰索引，我想多学习些本事，像王先生那样，围绕一两个专题来做学问。结合自身的状况，选择题目小些，但又要有价值的题目。有了题目，犹如有了方向。但是做什么题目呢？我思考着，寻找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傅璇琮邀请许逸民和我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在接触众多的有关唐人的史籍中，其中三个人的三部书，留下很深的印象。它们是清人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和徐松《登科记考》。《登科记考》实际是一部唐人登科记，自宋之后，多家唐人《登科记》著作均已亡佚，徐松为之补作，其有意不署“唐”字，是为区别吧。但是，正因删去“唐”字，再加又是刊入丛书，流传不广，以致不大为人知晓，甚至有的研究唐代文史的学者亦有不知利用《登科记考》的。自从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赵守俨点校本，渐为人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孟二冬教授汇集诸家之说及自身的研究，撰成《登科记考补正》，于二○○三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近年广西一个大学出版社又出版《再补正》本，这是山东姓王的编著，东施效颦，不少史料是偷巧取用他人成果、缺乏学术道德、胡乱拼凑的一本小书。不管怎样，现在徐松的这本书已广为人知了。当年我在编制《综合索引》时，突发遐想，既然徐松在清代距唐已有千年，尚可运用唐代史料，编成了《登科记考》；今人王仲荦先生有感《周书》缺志，补撰《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只有左司郎官，右司石柱大约在元代佚失而阙如，那我何不编撰《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来弥补这方面的遗缺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乾嘉学派留给后人的项目，是有价值的，但真要做的话，是要花费不少时日，而我的工作性质，又很难全力以赴，我迟疑了，为保险起见，首先请教书局研治唐代文史的专家赵守俨、傅璇琮两位先生，他们都认为这是很好的项目，因为要读的书比较多，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肯定不少，要有思想准备。之后又向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请教。他在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多年，与我稔熟，其时被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邀请去整理吐鲁番文书，就在文物局办公。那时文物局在沙滩红楼，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局，可谓近在咫尺，唐先生时来叙旧聊天。我向他提出编撰《右司郎官考》的设想和价值时，唐先生思索了一会，他说：“当然有价值，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你这书写成了，恐怕主要是供人家用来查阅，不会有人从头读到底的。”我听了唐先生的话，并没有气馁，反而很高兴，一部书常有人查，就说明了这书的生命力。大而言之，《辞源》、《辞海》不是用来查的吗？很少听说有谁读到底的。小而言之，《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不就是供人查的吗？后来我又请教了另一位博学的唐代文史学者周绍良先生。我刚把话说完，周先生：“啊呀！这个项目我年轻时就想做，后来忙敦煌变文和唐代墓志，顾不上，你快干吧，有价值啊！”周先生的《唐代墓志汇编和续集》出版后，他亲自送到我办公室，赠我参考采用，至今思之，仍然铭感不已。

《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

唐、周两位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促使我全力投入有关史料的卡片抄录工作，大约至九十年代中期文献史料的收集已大体完成，正欲撰写之时，因为唐人墓志而延缓下来。唐人墓志素来誉之为第三部唐书，是本书辑取史料之渊薮，对本书的编撰，具有特殊的意义。《全唐文》之后，清人的金石著作《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匋斋藏石记》等我用了。民国以来，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诸编亦用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墓志的刊行，如雨后春笋，接踵而出。一九八四年一月文物出版社有《千唐志斋藏志》、一九八六年五月齐鲁书社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一九九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二○○○年又出版《续集》、一九九四年以来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一至九辑、二○○四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有杨作龙、赵水森主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録》、中华书局出版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二○○六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二○○七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二○一二年有《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二○一五年又出版《续编》，又《三编》亦已编就。关于唐代墓志的出土情况，我曾咨询过洛阳的两位碑志专家赵跟喜、赵君平。二○○○年十月，我曾应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赵跟喜之邀，到该馆参观，并在馆中小住数日，见小院内放满唐人墓志。赵馆长向我介绍：这些墓志都是新近收集来的，正在传拓，编撰成书，公之于世（这就是后来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千唐志斋专辑》）。在洛阳又见到洛阳民族博物馆研究员赵君平，他正在编撰《邙洛碑志三百种》，他告诉我：“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很多，已经陆续收集到一些，等到有一定规模后，编撰成书。”我想假如匆忙撰写右司郎官考而不能见到这么许多唐人墓志的话，一定遗缺甚多，不妨等一等。这样一等就是多年，大约二○一○年，赵君平告诉我，洛阳出土唐人墓志已经很少了，即使附近的孟津、偃师等地，亦仅是偶有发现。寻求和阅看唐人墓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耐心等待。因此，本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集史料，至二○一三年开始撰写，大约经历了三十余年。
我的撰写过程，简单来说分为五步：一、分发卡片：将所有卡片按右司及兵刑工三部十三司分发，每司又将郎中、员外郎分开，并按四角号码排列，这样同一姓名、同一职官之卡片，便集中在一起。二、温习史料：同一司、同一人的郎官史料卡片，大大小小，抄写于不同年代，阅看史料，恍如隔世，必须重加温习，熟悉史实。有的卡片如遇抄录文字有不明之处，还要找出原书核对，凡有扞格抵牾，认真查考解决。三、甄别删除：当初为了日后查检方便，在史料收集上，着力较为广泛，对于检校郎官、赠官、伪官、隋末唐末年代不明之郎官，采取放宽标准，均予抄录，本书撰写时，按例言对以上这类史料甄别处理。四、补充史料：假若仅仅记载某人任某司郎官，既枯燥乏味，又无法得知其他信息，如字号、籍贯、世系、出身、仕履、迁转年代、交游、才艺、著作等等，故笔者又据其他史籍予以补充之。五、每一位郎官，在史料排列上，先列正史，其后大体以史籍成书之时代为序，最后为碑志。国学大家王国维古史新证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两者相结合，用“二重证据法”，使结论更为准确可靠。
由于年龄关系，我的电脑水平十分低下，尚停留在简单的输入和上网查索资料阶段，根本无法作长篇繁体字写作，所以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的写作还是“老人老办法”，用卡片收集史料、用稿纸写作。所用卡片和稿纸都是托人到印刷厂印制的，每个字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用当下流行时髦语，本书是“原生态”产品。因为写作过程年代太久，史料收集上有没有遗漏、史料理解上有没有差错、一些意想不到的疏忽和差错是否存在？我实在没有把握。再则我退休近二十年，与学术界联系甚少，友朋不多，消息闭塞。所以当本书即将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时，我的心情既欣喜又惶恐，犹如唐代诗人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诸位读者、专家就是本书的舅姑、夫婿，不妨来个评头论足，这本书“入时无”？我抱着诚挚的心情，亟盼得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