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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检索出现之前，人们需要通过翻阅书名卡，以确定自己需要的书的位置。图为书名卡。 图｜何穆函）

· “编辑是默默无闻的，是编辑成就了作者。”

· 编辑们的工作量大且繁杂，挑错又天生不是什么讨人欢喜的事情。改正错误是分内之事，是应该的；但一旦不小心疏忽了，就是工作失误。

· “欲要亡国，必先灭其历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 为古籍，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编辑们说：“值得。”

记者丨何穆函 吕依霖 徐熙 张佳 孙天宁
文编丨许露颖

中华书局，1912年成立于上海，至1937年春共开设分局40余个。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1954年迁至北京。1958年成为专业的古籍出版社。1978年，历经二十年时间组织整理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如今，中华书局是全国最权威的古籍整理编辑出版社，一册又一册高质量的图书是作者和书局编辑共同的劳动成果。许多作者我们耳熟能详，编辑们的生活我们却知之甚少。

推开中华书局三层办公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摞又一摞的稿件。架子上，桌面上，墙边，整整齐齐堆满了，满到拥挤。书柜也是必备的，里边摆放着各类书籍，古籍类为主。每间办公室有两位编辑。我们到访时，他们大都一手握笔，一手操作电脑，浸在工作中。

“编辑是默默无闻的，编辑成就了作者。”

书局对编辑们的工作时间没有硬性规定，留有自行安排的空间。今年已经是哲学编辑室的石玉来到中华书局的第八个年头。采访那天他着休闲装，聊起天来给人的印象温文尔雅的。

他说，在他心里，他和古籍如同知己。当回忆起进书局的机缘，石玉说：“因为不是在北京上的学，所以说对北京当时还是带着一种比较向往的情绪。而且当时因为竞争很激烈，也没指望能够进来。后来能够进入中华书局，感觉也是比较幸运。”

他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日常。如果不外出见作者或者跑印刷厂，他便在每天早晨八点半到达书局，阅读作者寄来的书稿，对文本进行具体的加工，修改一些错误。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之后也会继续做一些和工作相关的事情。

很多人，尤其是他的师弟师妹，都很羡慕他的工作，但是当他们真的来到编辑的办公室呆上一天，便会说这工作枯燥。“我觉得还是要乐在其中。这个毕竟是一个需要人静得下心来的工作，不能急的。”每日坐在桌前翻看一页又一页的书稿，一字一句品读，翻阅底本，提出修改建议，眼睛必然时常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身体不适。

（编辑室屋门一侧的墙边堆满了书稿。 图｜何穆函）

对于不在这个行业里的人来说，这是艰难的。但是于古籍编辑们来说，历经沧桑的经典便如甘泉，可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如今人心浮躁，他们倒可守着一方桃源，以文字为媒，与古时文人为友，与今时学者为伴，甚是幸福。

和作者沟通也是编辑们工作的重头。文学编辑室的许庆江，曾是北京四中的一名语文老师。由于师弟的偶然推荐，他有了一个到中华书局工作的机遇。几经犹豫，文献学出身、又天生喜静的他最终来到这里。

在他的工作过程中，最多的困难出在沟通这个环节。“他（作者）的书稿里面有大量的错误，我帮他改了。其中有一两个错误确实是我改错了，可是他别的记不住，就记住你改错的那几个地方。”许庆江分享这段经历时语气有些无奈。有些时候，即使他指出错误，作者也不愿意改。“书出了，我们校对和质检拿到这个书以后说我这个地方你怎么不改？我说不是我不改，是作者不改。”这种被夹在中间的委屈，时常要受。

编辑们的工作量大且繁杂，挑错又天生不是什么讨人欢喜的事情。改正错误是分内之事，是应该的；但一旦不小心疏忽了，就是工作失误，作者不高兴不说，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反映到领导那里。

俞国林是文学编辑室主任兼学术出版中心主任，言辞幽默不失犀利。他来自农村，高中时曾休学做过生意，亏本了才又回去读书，参加高考，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我大学前两年也没读什么书，大三下学期才开始有计划看书的。天天看同一本书，整整看了半年。上课时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看不见我——看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段注》。”

在中华书局工作的这16年中，他有很深的体会：与作者沟通，尊重作者是第一位的，但书稿中的问题，即使作者很强势，只要编辑提得有根据，便不能唯唯诺诺；如果作者交流顺畅，对编辑很信任，编辑也不能说改就改。相互尊重、有理有据，唯有此，沟通、修改才能顺利有效。

“我曾经也和作者吵过架，有一次在电话里吵得很凶。但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保证书稿的质量。其实最后冷静下来，作者也都认可了，还表示了感谢。”

编辑的荣誉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作者的信任，甚至托付。俞国林说，他知道很多老编辑曾经都是作者点名担任责任编辑的，好在现在年青一代也都成长起来。“比如许庆江给李剑国先生做了一本书，李先生极为满意。前次来北京，李先生在一个讲座上，宣称他的书都交给中华书局，且都必须许庆江给他当责任编辑，真有点‘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感觉哈。”

除此之外，封面设计、印刷、宣传，从选题策划到最终出版，每一步都需要编辑在其中协调。胡珂是历史编辑室的一位编辑，黑色齐肩短发、白色衬衫、黑色正装裤，举手投足优雅不失干练。对于她来说，这六年的编辑工作是像公司做项目一样，从立项开始推动。坐在案头看稿子只是一部分。“其实每天看稿子的时间可能有一半就不错了。有很多时间是在跟部门内部的流程，和下一步的其他部门打交道。这种事务性的工作还是挺多的。”

“中华书局的很多书稿排版比较繁杂，以前受制于排版等环节，出书都极慢。甚至出现书稿的作者去世了，书还没有出版这种情况。”俞国林说道。如今排版速度虽提升不少，不过正常情况下，一部篇幅一册的书，从交稿到最终出版，差不多也要一年。而大一点的图书，几年、十几年也都是正常的。

慢，是为了图书的高质量。

书局不是没有人员流动。在过去，编辑这样的工作算是铁饭碗，一个工作一做就是一辈子。如今，选择就多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到我们出版社后，看到其他地方，比如网络媒体、民营公司，做同样的工作，或者不用那么累，反而挣得更多，可能就离开了。”许庆江坦然道，“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压力都很大，对事业期许又很高。编辑这样的工作，出一本书时间很长，很难短期内见到成果。”

（一位编辑工作台上的书架。 图｜何穆函）

古籍编辑不是一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悠悠闲闲就能坚持下来的职业。大浪淘沙，留下的，内心必然有强大的动力。

除了能力，编辑们打动人的还有他们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大家都知道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工作其实也有三境界。第一境界是能胜任一份工作，第二境界是喜欢一份工作，第三境界是个人和工作融为一体。”俞国林讲道，“当人们说起中华书局的时候，知道你是中华书局的。这第三境界，要达到，难。”因着心中的爱，编辑们一直追求着这有难度的第三境界。
 

“书局的百年传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刚来的时候还实行返聘制，哲学室是有返聘已经退休的老编辑。他们在书局干了有三四十年。我跟一位老编辑一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上遇到问题我可以及时请教。”石玉回忆起老编辑的帮助，面带敬重与感激，“现在，则是实行导师制度。一个新人来了以后，会让一个老编辑带几年。一方面是让他熟悉流程，另一方面也是教他如何沟通。因为一个新编辑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改稿子的时候下手比较狠。”

就这样，新生代在老一辈的教导中逐渐成长，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编辑力量。

在百年岁月中，中华书局也曾经历不少风雨。抗日战争时期果断牵厂以保存力量。文革时期顺势封存书稿尽可能减少损失。20世纪80、90年代，面对出版业的坏形势，顶着许多人下海的压力，最终在世纪初改组为企业单位，杀出一条生路。

“营利啊？哎呀，做古籍哪有利可以营的！即使有，以投入和产出来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俞国林语气无奈。

中华书局古籍类的书对读者有一定的要求，因内容专业性强，受众主要是学者。再加上我国版权保护尚不到位，很多书籍面世以后，免费电子版随处可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规出版书籍的销售。

然而，中华书局从未因此失掉古籍整理的初心。“一般所谓的迎合市场就是丧失自己的原则。我觉得中华书局核心的东西还是在做传统文化，比较看重的也是中华书局的品牌效应。”许庆江说到这里面容严肃。编辑要做的是调查、分析、适应市场，甚至引领市场。

“我做书也是不断地要去对市场做一些调研工作，看看大家都是希望阅读哪方面的书，以哪种形式呈现出来，他们读起来才更愉快。”在石玉看来，任何一本古籍整理图书，除去其内容之外，横排还是竖排，简体还是繁体，这些细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本书的读者体验，编辑们也会考虑。秉承着这样的原则，中华书局编辑们手中诞生了许多严谨且好读的作品。

如今，出版行业所面临的趋势是数字化。“我当时来的时候，那数字化只是大家嘴上说的，但是没有付出实践。现在不一样，数字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石玉解释道。

数字化的大环境下，编辑们开始思考纸质书的意义。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翻阅、批注纸质书是习惯；而新一代的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快捷的电子浏览。出版业近年来被划为夕阳产业，但谈及未来，编辑们并不悲观。石玉的语调中带着骄傲：“回顾我们中华书局105年的历史，经历了20世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中华书局生存了下来，那是靠什么？好几次的变革甚至革命，我们能够一直做了这么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图书馆里年代久远的书刊。 图｜何穆函）

编辑们说自己不是未来家，未来肯定要面临很多改革，但他们坚信古籍整理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东西。读古籍有个门槛，不能拿来就读，肯定得整理。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得有人去做这个事。

近年来，国学复兴成为热点。俞国林的微信里有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他们中有公务员、企业职员，前时还加了以为卖柚子的商贩，他会把中华书局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给他们，以便这些爱好古籍的读者随时获取最新信息。“对于我们来说，读者买去，哪怕只是偶尔翻一翻，甚至只是装点一下门面，我们心里也很高兴。不管他买的这些书读了多少，不管他读后的感受如何。我们觉得，读，总比不读好。”

编辑们愿意告诉大家如何去阅读古籍。循序渐进，是他们都提到的阅读原则。

“刚开始当然可以读那些比较容易入手的。如果读到你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有疑问，就可以去找那些更精深一点的著作读。如果你一开始就比较着急的去接触那些最难读的东西的话，就很难获得真正有益于自己的知识，还会消磨兴趣。”胡珂为我们提出建议。

俞国林引用曾国藩的话，说：“六经以外有七书，通其一便可成学。”即是对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若干经典典籍，有选择的读几本，且要阅读原本。因为阅读原本十分重要。“比如《红楼梦》，有《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导论》之类的图书，但你要先看《红楼梦》原文，然后再去看其他的。不要先看别人的评述后再去看原文，那样可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编辑们并不期盼所有人都成为古籍爱好者，但是正如龚自珍说过：“欲要亡国，必先灭其历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经典的古籍文献。我们需要保存、了解和弘扬自己扎根的文化土地。
 

石玉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以后我发表了文章，一方面是反映这个书稿的价值，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编辑过程交代一下。当时取得一个名字很有趣，《为伊消得人憔悴》。我写完这个稿子以后才知道，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是对这句话理解错误了，这个消是“值得”的意思，为伊值得人憔悴，倒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当时的心境。”

为古籍、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编辑们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