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初九，是父亲于北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七十年人间，三十年天堂。
　　父亲原名治来，字孝纯，河北省霸县褚河港村人。祖父耀先老人，年轻时为雇农，凭着健壮的体魄和起早摸黑的苦干精神，以及助人为乐的热情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多年奋斗，挣得薄田百亩。旧社会，祖父饱尝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定决心培养父亲读书，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执教。父亲六岁入私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老师所教课程，无不熟记于心；作业整齐，字迹隽秀，老师提问，对答如流，成绩名列前茅，深得老师赞赏。有时参加农务，休息之间，便折取树技，席地写字。晚间临睡，清晨初醒，也以指为笔，在被头上写写画画。多年后，父亲曾说：“小时用功，大时轻松。我上课板书，不会写错字，更不会倒笔画。”父亲幼即嗜读，农村书籍匮乏，知谁家有书，必往求借。若能借出，读后按时奉还；不能借出，则就其室速读。亲戚有书，索性宿居而读。九年功夫，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
　　1931年，父亲15岁，经长辈推荐，并通过考试，谋得山东济南市政府书记员之差，后晋升为科员。除文书之责，还协助社会文化的管理工作，因此有机会接触和拜谒当时居济之文化名人，如王献唐先生、邢仲采先生、张默生先生等。他曾回忆道：“1931年春，予年十五，客居济南，得从张默生（敦讷）先生游，习蒙庄哲学，张师旋自齐鲁大学受任省立八中校长，移居烟台。十七岁，拜邢师仲采（蓝田）先生名下，受古文辞。先生诗文，守桐城家法。除为予批改习作外，并命背诵韩柳欧曾文百篇，点读《资治通鉴》。邢师时主济市财政，公务繁冗，难以定期上课，为不致脱节，乃复介往献唐先生处问学。”父亲虚心好学，以求教为乐。每当星期天，同事都去游玩、打牌、看电影或小酌，父亲则去先生处受教，或去山东图书馆读书。他曾回忆山东图书馆：“我居济七年（1931-1937），每逢假日，多往游览，漫步于长廊曲槛间，暂避尘嚣，乐而忘去。”（《王献唐先生〈疏帘淡月〉词附跋——兼记山东省立图书馆》）诸先生都很喜欢这个态度谦诚、求问颇深、形象清纯的少年，有问必答，从不厌烦。父亲所撰诗文，经诸先生精心批改，有些发表于当时的重要报刊，师生皆大欢喜。
　　父亲品格端庄，工作勤勉，文笔好，字工整，深得时任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先生欣赏，被选为身边秘书之一。闻先生乃西北军元老，中将军衔。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济南沦陷，闻先生携父亲等热血青年加入国军。闻先生任第六战区兵站总监，父亲初在其身边工作，授上尉军衔。后经闻先生推荐，转入第三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前总司令是抗战名将张自忠将军，张将军殉国后，冯治安将军接任，父亲在冯将军身边工作，任少校秘书。1940年至1945年间，随司令部东转西移，部队南征北战，昼避敌机，夜则疾进，风雨无阻，艰苦卓绝。战事稍缓，部队组织随军弟子学习，父亲是老师。他知识渊博，语言生动，声音洪亮，形象和蔼可亲，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和敬重。父亲有夜读的习惯，每日三餐还加一餐，即“书餐”。战时薪饷无常，即便发放也不能寄回家中（抗战八年，家乡沦陷，邮路阻断，母亲携我姐姐随祖父母在家乡务农，与父亲音讯全无），薪饷除伙食、日用之外，悉数用于购书，虽战事不断，也几乎备齐了二十四史。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任三十三集团军机要室主任，上校军衔，时年二十八岁。集团军驻扎徐州，父亲将祖父母、叔父、姑母、母亲和姐姐接到身边，一家人分隔八年，始得团聚。这是姐姐记事后第一次见父亲，生疏得竟不愿与他合影。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新中国成立了。社会进步，民心安定。父亲深知来自旧社会，因而不断自觉接受新思想。1950年，父亲登上教坛，执教南京弘光中学（南京九中前身）高中语文，兼班主任。他喜爱学生，常有同学来我家玩。班上有华侨学生，父亲爱护有加，生活上给予关心，思想上以亲历之日本侵略者暴行，向他们灌输爱国情操。教育同学要团结友爱，动员家境好的同学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学生们对他都很敬重，很多人毕业后仍与父亲保持联系，直至“文革”爆发。
　　1956年，父亲调入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有时为中学语文教师上示范课；有时到各教学点辅导，有的教学点在郊区，上完课回来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有时还被军事院校请去上课，总之很忙很忙。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成立，设在教师进修学院内，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父亲兼授师专的古代文学，尽管工作更加忙碌，但我从未听他有过半句怨言，总是乐呵呵，面带笑容。工作之余，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1951年开始撰写《陆游年谱》，历经十年，1961年始克出版。其间，寄稿、退稿、再寄稿是常事。每次退稿，父亲都根据编辑意见精心修改，从未愠怒。退稿投递家中，母亲怕影响父亲情绪，总是先行隐匿，等他下班用饭后才取出相告，其实父亲从未有过不良情绪。
　　父亲敬重道德高、文章好的人，故而常求教汪辟疆先生。曾忆道：“汪师辟疆先生闭户卧疴，高年休养，对拙稿时切关怀，每次谒见，解疑释难，口讲指画，移晷不疲，十余年如一日，尤所铭感。”（《陆游年谱 · 再版后记》）1959年《陆游年谱》定稿，汪先生指导父亲：“南宋四大家，尤袤遗集不传，从文学角度看，对后代影响不大；其杨、范二家，与剑南年相若，道相似，钩稽考定，当无大难。二家年谱，尚不见成书，子续为二谱，亦分内事也。”又说：“范文穆文集已佚，专恃诗集，年谱不易为，辑其遗文，录入谱内，以便学人，亦属要事。”于是，父亲据先生指导，又以近八年时间，撰成《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
　　父亲也常拜访罗根泽先生，先生于父亲，师友相兼。父亲在《陆游年谱 · 再版后记》中写道：“犹忆此谱于1951 年7 月著笔，初稿完成后，蒙南京大学教授罗根泽先生审阅一过，曾谓‘谈到著述，固须首明体例；但体例亦不妨创新。关键处可作分析、评论，融年谱传为一体。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前进，年谱亦应前进。否则，流为自然主义、客观主义，与陈年流水簿之旧套何异！’谱中所作按语，实多循斯意为之。”五十年代末，罗先生曾推荐父亲去南京大学任教，向学校主要领导说：“于先生的学识水平，我担保！”该领导当即将此事记在工作本上，后因政审不过关，遂作罢。
　　1961 年12 月，《陆游年谱》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国内外学界好评。1962 年书局与父亲签署合同，约撰《杨万里年谱》。1966 年，杨谱出版在即，《范成大年谱》也已完稿送审。孰料“文革”骤来，父亲成为批斗对象。杨、范二谱之出版，不了了之。三谱完成，父亲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我曾设想，假若父亲能调入南大，又无“文革”劫难，学术成果将更为丰硕。又一想，“文革”何止一人蒙难，许多学者闻人，连性命都丢了，父亲能熬过此劫，已属万幸，也就释然了。
　　父亲研究、教授古代文学，但也喜爱现代文学。他推崇鲁迅、老舍的文章。有一年，快过年了，屋外飘雪，他站在窗前说，鲁迅《祝福》开头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写得好，简练、别致、真切。还背诵了《在酒楼上》的末几句“……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他欣赏老舍的《断魂枪》，曾背诵：“……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案头疲累，便在房中踱步，或吟诗，或唱几句京戏。父亲爱好京剧，梅兰芳先生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父亲半夜起身排队买票，票价七元，在当时是很高了，几乎是普通人家的半月菜金。父亲还爱听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水浒》，也带我去过，可惜我年龄太小，听不懂扬州话，听听就睡着了。
　　父亲喜看《聊斋》，说情节动人，文笔尤俊。夏季，南京酷热，家家有户外纳凉的习惯。日落，在地上泼几桶凉水。入晚，搬出竹床，睡在露天。每当此时，人们爱听父亲讲《聊斋》。但父亲不是每天都纳凉，因为他要写书。偶出，众人便围坐听讲，还常常要求再讲一段；不见父亲，众人则互问：“于老师今天来不来？”
　　父亲中年以后喜健身，四十岁开始练太极、八卦，每天坚持，并带领同事一起练。“文革”期间，不被造反派关注时，常带邻家小童去五台山体育场会拳友。他擅讲太极、八卦故事，许多人都听入了迷。
　　父亲对我的教育既严又宽，严在重视我的数、理、化和外语成绩，各科都请了名师辅导，成绩不好是要受指责的。语文成绩则不太介意，也从不辅导。他指着物理、化学教材说，你看外国人像多少，中国人的太少了。他常谈到华罗庚、苏步青、钱学森，他看重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希望我能成为科学家，能致力于航天科学。这一点，父亲失望了。但现在能告慰父亲是，如今祖国的航天事业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父亲对我的管教也很宽松，我游泳、打球、爬山，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他从不干涉。他还让我多看电影，说电影是知识的窗口，可以通过人物、风景、历史、地理，开阔眼界。
　　1965年7月，我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决定支边去新疆。父亲当时已回九中教高三语文，以身示范，表示支持，但毕竟与自己的心愿相违，其实是很痛苦的。他后来说，那一段时间，上楼都感到双腿无力。当年9月2日晚，我从南京浦口火车站登车西行，因学校敲锣打鼓集体送行，父母亲都没有去车站。可就在即将登车时，忽然见父亲匆匆进了车站，他身体较胖，额头上已沁出了汗珠，手里拿着一支竹笛，说：“你平时爱吹的笛子忘了吧，我给你送来了。”我说：“那么远的路，还送来干什么！”当时家住在新街口长江路附近的韩家巷，乘31路车要途经珠江路、鼓楼、大方巷、山西路、三牌楼、萨家湾等十几站到中山码头，还要再坐轮渡过江。父亲后来说，送笛子是借口，就是还想再见你一面。
　　“文革”中，父亲受尽磨难，但他以“该来的终究要来”， 随遇而安的心态，乐观待之。1969年12月，从南京下放至淮阴县码头公社仲弓大队，他心地坦然，认为从农村来，到农村去，很好。父亲就像一个老农，建房时，用独轮车运土堆垫屋基。收成时，打着赤膊与农民一起扛笆斗。生活用水要到一里之外的大运河去挑，途中还要翻越二个大坡，晴日尚可，雨天犹为艰难。劳动之余，就到乡村小学教书。过年时，给家家户户写门对。帮助生活困难户，也是常事。他欣赏田野美景，他赞赏农民的淳朴，他喜爱和农村老大爷聊天。他融入了在屋旁地边手捧玉米稀饭“一吹一个浪，一吸一个窝”的乡村生活。三年多，父亲没喊过苦和累，和当地农户和谐相处，并成了他们的儿女亲家。
　　1973 年春，父亲被分配到淮阴县王营中学教高中语文，后又借调到淮阴地区汉语大辞典编写组。1978 年，放弃回南京工作的机会，调入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教授古代文学。除了精心教学，全力投入学术研究：修订陆、范、杨三家年谱；撰写论文；搜集中国古代官制研究资料。父亲居室即为书房。他不用写字台，而是用木制大方桌一张，前半放常用之书，后半据以写作；坐具也是用木制方凳一张。北窗之下，父亲面北背南，常常数小时端坐室中，未见其移身。因所用方桌、方凳，取室名为“二方斋”，寓做人方正，治学方正之意。室内陈设简单，邻桌一榻，几个靠墙书橱，一对老式沙发，一只自坐，一只待客，客多则另有方凳。无空调，无风扇。炎夏，一盆清水，浸醮毛巾擦汗，伏案时肘下垫一干毛巾，防止汗湿了稿纸；寒冬，一炉炭火，烘烤冻僵的手指。他推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并书于案头自勉。老一辈学者为人治学，莫不如此，他们不为奖项而写，只为发现而作。
　　晚年，父亲床头枕边放置的是《李太白集》，想必是临睡前，夜醒后，以太白奔放的豪情、飘逸的仙气，风化往年陈事在胸中郁结的块垒。
　　父亲也喜爱书法，少年时即饱览法帖，他认为，翰墨之事，固须临帖，然不可不读帖、记帖。观之入眼，了然于心，才能得其精要。书画同源，书家不一定是画家，但一定要懂画。还要有深厚的文史底蕴，唯此写出的字才能有书韵，不显匠气。青壮年时，世事纷扰，常无暇顾及。晚年，得逢太平盛世，每日必练，凝神聚气，一笔不苟。有求字者，必应。
　　父亲待人热情，宽厚。对学生、对友人，皆尽情意。学生求问，诲而不倦。有研究生携导师亲笔信从外地来访，热情接待，自费款以茶饭。老友因工薪晋级，心生郁闷，他代向领导陈情，使之如愿以偿，心中释然。反之于己，无论加薪晋级、职称评定、住房分配，皆不以为意，或遇不公，也从未怨天尤人，情绪低落。
　　父亲生活简朴，不抽烟，不饮酒，不重衣着，家常便饭，喜面食、家乡菜。只喝绿茶，龙井、瓜片、碧螺春皆可。重亲情，母亲晚年多病久卧，父亲每天晨练，四时许即起，从家步行至南大桥，往返数公里，总要为母亲带回早点，亲自送到床前，嘱她快吃、多吃。他对母亲的情感，在《杨万里年谱》后记中有诗为证：“手护残篇梦亦惊，感君怜我短灯檠，平生多少蚕丛路，神色夷然作伴行。” 父亲孝敬祖父母，离家后，自有薪禄，每月必寄赡奉，直至二老仙逝。对弟、妹，厚爱有加，他们有困难，从不手吝。
　　1987 年1 月23 日9 时许，父亲突发心疾，去医院时，坚持自己走向汽车，说：“我就不相信这辈子就完了。”然而，途中父亲猛地紧紧抓住我的手，头靠在了我的肩上。父亲，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是与人为善的一生。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您的学术成果已经为世所重，必能传久；您所背负的历史问题，新时代也已经有了公正的定论——抗战老兵！
　　从古到今，时代总是不平凡的。以平凡的一生度过不平凡的时代，其实就很不平凡。父亲一生可写的很多，思念的泪珠滴为了省略号。
　　亲爱的父亲，我又梦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