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其内藏的五万余件历史文书引起世人的震惊，这些文书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珍稀资料，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百余年来，敦煌遗书几经流散，分藏之地颇多。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出版界和学术界将世界几大主要藏地的敦煌遗书渐次整理出来，“敦煌学”渐成显学。然而，散藏于世界各地民间的敦煌文书数量仍很庞大，由于藏地分散，加上藏家视为家珍，故而一直未能得到系统、完整的整理，甚至很少为世人了解。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致力于对世界范围内民间收藏的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辑陆续出版。对民间收藏的每一件敦煌文书，经过敦煌学家的辨伪，对该文书的时代、内容、长度、纸张、残损情况以及品相、装裱、版本特征等诸多细节都做了详细的描述，通过彩色原大影印，逼真地再现了敦煌文书的真实原貌，突显了其珍贵的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已出版的《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一辑）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被列为北京市精品图书。

　　1900年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打开后，大批公元4 至11 世纪中古时代的写本典籍流散出来。藏经洞敦煌遗书甫一发现，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敦煌遗书”遂与《永乐大典》、殷墟甲骨、宫内满文老档成为20世纪初学术大发现的重要材料。

　　100 余年以来，这些封存已久的中古世纪敦煌遗书，为传统学科带来大量新鲜资料，从历史、宗教，到政治、文学、科技，多种学科都在敦煌遗书中得到新的史料。这些中古时代的典籍本身，还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宋元以来就逐渐远离、甚至遗忘了的书写习惯、书写制度、装帧装潢的方式等等。这些大量写本实物，让我们仿佛重新见识了一个全新的中古文化史。

　　可惜的是，自藏经洞发现之初，敦煌遗书便大量流散海内外，至今难以确说这个小小的藏经洞到底装藏了多少“敦煌遗书”。

　　目前，全世界收藏敦煌遗书的重要单位，都在致力于敦煌遗书的整理和出版。但是，敦煌遗书由于其特殊历史原因，目前散在私人手中的仍有不少，其中不乏数量惊人的珍品。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二辑）收录了海华堂主人收集的敦煌遗书，在几个方面应该特别提请重视。

　　敦煌遗书散佚之初，曾在甘、青等西北省份为官者私人收藏数量不少，甚至河西地区百姓手中，亦非稀见。百余年后，历经沧桑，存在私人手中的收藏品，数量一般都不大，种类亦少。海华堂主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斥巨资购请而珍藏之”，其收藏种类基本体现了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整体概貌，其年代跨度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历南北朝、隋、唐前期、唐中期、吐蕃占领时期、归义军时期，各时代典籍的书写风格、经卷规制、纸张加工特色，都有实物可征，皆俱标本意义。比如HHT002号《菩萨地持经》，南北朝写本，隶书风格浓郁，且通篇古人朱笔点标，开卷自有古朴气息，是难得上佳品。

　　敦煌遗书原是偏隅河西走廊上一个小地方的寺院藏书，废弃后被封入不再使用的旧室，佛教类典籍占绝对多数量。海华堂收藏的佛教典籍，从经生抄写的大藏本，到私人记录的笔记，从释迦牟尼所说正经，到中国人编纂的疑伪经，都有涉及，不失为一个认识佛教经典的博物馆。比如HHT023号《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隋代《法经录》以下早已被判为伪经，但是，这个经典仍然得以长期流传，反映了汉传地区民间层面的佛教信仰状况。又比如，吐蕃时期著名僧人法成在沙州为弟子们授课，那份《瑜伽师地论分门手记》就是弟子洪真的“课堂笔记”，真实又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僧人的学习状态。敦煌遗书中，法成弟子的“瑜伽论手记”有多种抄本，因为是“课堂笔记”，随听课记录者的体会不同，各抄本故有不同特点和侧重。

　　敦煌遗书为后代保留下无数纸张种类样本。两汉间，中国人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南北朝以来，书写用纸更为普及。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述的纸张品类，就名称而言，几可逾百。然而，无情历史，就像沙尘一般，埋没了这一切，使得后人难以目睹古代纸张实物样本。藏经洞敦煌遗书是纸张宝库，保存了大量古纸样本，借此可以了解哪个时期、什么样的纸张有何种特点。比如，HHT004 和HHT005 两件隋写本《大般涅槃经》，每张纸的长度竟然达到140厘米左右，多么令人吃惊。要知一般敦煌写经用纸，长度不会超过50厘米。从海华堂收藏的这两件隋代写本《大般涅槃经》可以想像，隋代的造纸技术和工艺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

　　中古时代，也是中国纸本书籍装帧装潢工艺发展、飞跃的时代。到隋唐间，纸本书籍的装帧，除借用竹木简的形式以外，中国人还大量吸收、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书籍装帧装潢的营养，也在探索本土书籍的新形象。比如HHT023 号，是一件用细麻线装订的书册，古人称之为“缝缋”。这件缝缋装，订眼等距，穿线利索，几乎没有多余的针眼和回线。这说明，这件缝缋装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装帧形式。这种现象启发我们，此时，中国典籍的模样，已经在悄然而大规模地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件，中国人写书、读书的习惯，可能就此改变。

　　更要说明的是，这件缝缋装抄写的“大悲启请”，是三界寺比丘惠銮做仪轨法事所用的范本。比丘惠銮所写《大悲启请》在敦煌遗书中有两件：S.2566 号、S.4378 号。S.4378 号卷背《大悲启请》有惠銮发愿文：“持课诸功德，回施诸有情；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比丘惠銮，今者奉命书出，多有拙恶，且副来清。谨专奉上，伏乞受持，同沾殊利。时乙未岁十二月八日，在江陵府大悲寺经藏内写《大悲心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同一卷毕。”S.2566 号亦存惠銮发愿文：“持课诸功德，回施诸有情；我等共众生，皆共取佛道。比丘惠銮，今者奉命书出，多有拙恶，且副来清。谨专奉上，伏乞受持，同沾殊利。时戊寅岁一月十七日,在沙洲三界寺观内院出《大悲心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同一卷毕。”

　　以上述斯坦因收藏本与此件HHT023 号比较，真可以拍案叫绝。我们发现，三个抄本的书法笔迹相同，竟然都出自一人之手，抄书者就是这位三界寺比丘惠銮。

　　惠銮是归义军时期僧人。周一良在《读〈敦煌与中国佛教〉——介绍日本集体巨著〈讲座敦煌〉》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平井宥庆的研究成果：“平井宥庆《千手千眼陀罗尼经》一文，发现斯四三七八号写本《千手经》题记称比丘惠銮己未岁（899）十二月八日在江陵府大悲寺经藏内与《大悲心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同写在一卷。而形式相同的斯二五六六号写本《千手经》题记仍是惠銮写，时间地点则是戊寅岁（918）一月十七日在沙洲三界寺观音内院。同一僧人前后20 年写同一陀罗尼，说明观音信仰之深；而从江陵转徙到偏远的沙洲，又不知是唐末五代扰攘之中由于何种因缘了”（见《周一良全集》第三编《佛教史与‘敦煌学’》第502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12 月第1 版）。

　　综合本件字体、纸张、装帧形态等方面看，本件HHT023号惠銮写本的时代，更有可能在918或978年所写。本件对研究中国佛教民间信仰、佛教仪轨以及书籍装帧形态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在海华堂的宏富收藏品中，有几件经过名家收藏和题跋，比如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930年于右任为此专书跋文一纸，1958 年于右任重见这件《金刚经》，兴致盎然，为之再录原跋。两纸手书，各展风姿，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俱高！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二辑）》（全2 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17 年4月出版，定价：4600.00 元）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二辑）　　　　　　　　　《大般涅槃经》

《菩萨地持经》

《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