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青衿功名终其生，身后拥有“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洋务先驱、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等无数辉煌头衔的王韬，是身历晚清大变局的局中人，又是跳出局外、睁眼看世界的先知者。在颟顸老大的中华帝国中，在依然陶醉酣睡于孔孟之学的朝野文化精英群体中，他是一个不蹈常规、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三千年一遇的变局与独特的境遇阅历成就了他，因此，对他境遇阅历的深入了解，是我们回视历史、评判王韬历史位置的重要前提。

　　王韬一生的境遇阅历和等身的著作提供了研究的丰富性与多面性，时务政论、诗词歌赋、日记游记、笔记小说、中学译介、西学传播，构成王韬一生所涉领域的若干方面，研究者各执一端，分而论之，皆能自成一说，故百余年来，研究日热，成果日多。然而王韬研究至于今日，似乎已至瓶颈：看似丰富的各门类研究之间缺乏融通，从而影响研究的深入，成果虽多，似难免隔靴搔痒之憾。何故？文献不足是致命点。不足有二：其一，著作大多未经整理点校；其二，早年与晚年文献尤其匮乏。

　　王韬研究与王韬早年、晚年文献匮乏之间，构成一个很奇诡的景象，这个景象的存在已经最大程度地妨碍了王韬研究的丰富与深入。在此情形下，《王韬全集》编纂之提上日程，在让人欣慰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整理者知难而上的雄心与坚韧不拔的恒心，而整理者对于王韬研究有着高屋建瓴的视角与眼光：

　　总体而言，研究存在着成果少见交流、文献互不共享以及重复研究、各执一说、缺乏系统等现象，需要在国学西学研究的并进、悬疑问题的解决、热点问题的深入、学术空白的填补、未发之覆的揭示以及文人生态圈的考察、当下意义的挖掘等方面继续推进。而目前王韬研究若要取得更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受王韬著作文本大都未经整理出版、以原始状态分散于海内外各藏书机构、获见不易的限制，因此，编纂《王韬全集》为学界所期待。

　　新近由陈玉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韬诗集》，堪称全集编纂的第一步，王韬曾说自己的诗“境遇阅历悉在于是”、“足以见我性情”。晚年详列一生著作三十六种，其实此应是经其删汰、自许可传世者，其他零星著作尚有二十余种未计入，而他生前付梓者仅十二种，迄今为止经过点校整理者也不过十七种。弢园诗词的整理，此属首次，文献的存在状态和研究状况正如整理者所言：

　　而目前研究王韬诗歌的极为有限的几篇论文，在文献掌握方面，显然是不足的，因为所有的论文作者引以为据的，往往只是王韬初编于五十三岁、六十三岁时略有增益的《蘅华馆诗录》，而此集对早年作品多有删汰，晚年的创作更无缘全面呈现。

　　为了最大限度地窥见王韬诗中的“境遇阅历”，还原弢园诗歌的“本来面目”，整理者秉承前辈学者傅斯年所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精神，穷搜冥讨，从台湾“中研院”和上海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搜集到了王韬诗词的四种稿本，以王韬生前手自编刊的六卷本《蘅华馆诗录》为主体并据以为底本，对四种稿本进行比勘：《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是王韬早年的诗作，是“代表了王韬生命轨迹和思想历程的逻辑起点”；《弢园诗词》乃晚年之作，“就诗而言与《蘅华馆诗录》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和延续性，当为王韬晚年手自删定本，可补增订重刊本之缺”；《弢园集外诗存》载录的是青楼勾曲的赠妓忆旧与忏悔绮游，反映了王韬晚年生活的另一面；《弢园未刻诗稿》因已刊入六卷本，故仅供参校。四种稿本，于六卷《蘅华馆诗录》之外，构成《王韬诗集》的《外编》，弢园老民早年、晚年诗作的缺失由此得以补足，此为整理者的第一大贡献。

　　王韬亲自编刊诗集《蘅华馆诗录》时，“对历年原稿本诗歌作了一删、二节、三改、四仍原本的处理”，与此相对应的是，整理者于辑佚之外，遵循以下五个校点原则予以校勘整理与还原：

　　与《诗录》相比勘，前后完全复重者去，仅存其目；刊本未录者存其原貌；重出而文字略有出入者，存《诗录》文本，并在相应篇目下以校记说明；同一诗而文字差异较大甚而互有扞格者，则两存互参；所有已刊未刊诗作，都尽可能以王韬存世日记、笔记、游记稿本相对雠，校明异同，附以校记。

　　这便是《王韬诗集》整理的第二个贡献：勾稽弢园老民七十年“阅历境遇”，还原其人其诗的“本来面目”。分四点简述之：

　　1. 存目的设置，即校点原则之第一条。

　　《弢园未刻诗稿》全部与《弢园诗词》部分作品，因已纳入《诗录》卷六，故不再重复录出，但为保持两种稿本的原始样态，遂在《外编》中悉依稿本旧序列出诗题，如此，既不妨碍王韬手自删订《诗录》的完整性，又保持删订之初稿本的原生态，王韬删订过程中作品的去取和标准，也可从中揣摩一二。

　　2. 存原貌，即校点原则之第二至四条。

　　稿本的存世充分展示了王韬“二节、三改、四仍原本”的过程与痕迹，整理者不以己意擅作改动调整，而是保留稿本原有的编排次序，亦通过校记的说明，保留从诗题、诗小序、夹行注至字句锤炼改动等的动态变化，从中可见作者完整的文学创作过程，其苦心即如整理者所言：

　　单以百首《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卷一而言，留存于自刊本诗集中的，仅十数首而已，而且连这幸而入选的十数首，也已经删改，并非原貌。该稿本涂乙满纸，可见曾备编刊诗集定本之选。若加以对比研究，则会发现非唯原稿本文字本身对研究王韬早年创作极具价值，从涂乙文字中，亦可见出作者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前后变化。

　　3. 校记，可视为存“本来面目”的文字说明。

　　校记之撰，最能见出整理者对文献蒐辑与熟稔的功夫、校勘辑佚之眼力、沉潜耐久的细心。以自《申报》辑佚论，校记中每标出某诗词发表于《申报》某年月日，既可为诗歌系年的参照，对考稽诗之本事亦不无帮助，如：《蒙苕溪花月吟庐主人赠诗敬酬一律》，校记即注明“辑自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

　　4. 辑佚。

　　王韬诗词的辑佚，依托于全集的编纂，“辑佚的来源主要有日记、笔记、游记、尺牍、小说等。尤其是日记，它通常是王韬日常创作的第二载体，并且往往对创作源起等有诸多的关联性说明，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与勘定”，故搜罗颇称美富。“所有辑佚作品，汇为《蘅华馆诗补遗》及《眉珠庵词补遗》，大略依时排列”。由辑佚成果看，日记与游记确乎构成第一来源，其次则是《申报》，得诗五首，而作为辑佚重要来源的文字出处，同时也是校勘的首选依据。

　　古人尝慨言，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点校诗集，亦是如此。《王韬诗集》的整理，贡献者之巨已如前述，然不足之处难免。

　　一是辑佚未及而遗漏者。

　　如《申报》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日（1886 年5 月6 日星期四）有：

　　高昌寒食生《新月》一词，为吴新卿、陆月舫两眉史作也。月舫久居歇浦，名噪勾栏。新卿甫自当湖来，见者倾倒，寄鸥主人尤亟赏之。前日小䜩于写韵楼，酒半，眉史捧觞为寿，并乞小诗，口占二十八字调之

　　丁字帘栊亚字栏，高楼双语听间关。行人赢得仰头看，眉子修来月子弯。淞北玉魫生待定稿。

　　二是校记有可以补充完善处。既为全集整理之第一步，则当尽量运用已有的各类文献，譬如辑佚来自日记游记者，是否考虑发挥日记游记之功能，以之为诗词诠解之佐证，并于校记中列出，既有助于知人论世，也减去研究者翻检之劳。如辑自《东游日记》的《行至红花埠口占二十八字》：“仲则销沈题壁句，樊川孤负看花心。佳人老去才人死，那有心绪付短吟。”不妨出一校记，摘录日记中相关段落如次：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年十一月）十七日。三点钟即行，星月皎洁，寒气逼人。行六十里，至红花埠午尖，幼亦太守、翰飞茂才俱有题壁诗，必欲余吟一绝句，乃口占二十八字云……

　　又如前所举辑自《申报》的《蒙苕溪花月吟庐主人赠诗敬酬一律》，此诗之前有《读王紫诠先生题高昌寒食生诗敬赠即求教正》：“杀贼中原志未酬，飘然天外策骅骝。吴山越水寻诗梦，蓬岛瀛洲证远游。寿世文章开一代，及身事业已千秋。阿蒙吴下号寒句，惭愧骚坛谬见收。（先生曾以拙著采入《海陬冶游录》中）苕花月吟庐主后学沈云拜稿。”若在校记中一并录出，不但可旁注“苕溪花月吟庐主人”即沈云，知晓弢园老民的交游，更有助于认知此诗的写作缘起。

　　当然，受点校体例所限，《王韬诗集》的校记似乎也不宜太过展开，在以后的《王韬全集》编纂中，如果能将这类相关资料附录于后，无疑将会大大便利研究者利用。

　　王韬与弟子梁溪邹弢唱和诗中有句云：“三千年后数人才，谁识于今变局开？”他自己正是这三千年一遇的变局中的人才。他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中说：“少即好纵横辩论，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于太息泣下，辄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在《论著书当纪述近事》更极力主张“著书纪述近事，有稗于时局，而于知人论世，不无少补焉”。他的“境遇阅历”成就了独特的“这一个”，而他的著作和其人的“本来面目”反而在闹热的解读与研究中变得近似于雾里看花了。为此，《王韬诗集》的整理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出：

　　重视王韬未刊诗稿本并加以整理，整合他的如日记、笔记、游记、尺牍之类的其它著作文献，对他的散佚诗歌进行辑佚，并将其诗词和与诗词构成一定互文关系的纪实性小说、散文加以对比参照性解读，这样才能明晰王韬创作的环境背景，理清其各类创作的逻辑关联，以生态还原式的考察，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从而使王韬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也只有这样，才能合成王韬作为一位人格结构复杂、情感体验多元、人生阅历丰富的文人形象的完整性，从而为全面考察王韬并加以合理的历史定位奠定基础。

　　的确，对王韬研究的全面与深入，有赖于王韬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发掘。还原弢园老民的“本来面目”，前提必然是还原他的著作的“本来面目”。作为《王韬全集》的编纂者和王韬其人其文的研究者，我们有理由寄予更多的期待！

　　（《王韬诗集》（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6月出版，精装68.00 元，平装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