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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上午，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商务总监刘新、销售经理杨雪轩、编辑杨德乾等一行四人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7楼虞锋书室与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古籍数字化的理念与实践”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赵文斌、学术委员会委员龙向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辞书出版社编审王友朋、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柳向春、中西书局编辑李碧妍等十余位专家学者。

　　这次座谈会由杨光辉副馆长主持，首先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介绍了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的理念与实践，以及古籍数字化的类型和理想的古籍数据库的形态。他介绍了四个古籍数字化的理念：古籍数字化必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古籍数据必须优质合法，数据库的服务必须符合用户需求和学术规范，技术标准必须符合中文古籍特点。他还详细介绍了中华书局自2003年以来的数字化历程，并介绍了由中华书局和古联公司牵头承建的“国家古籍资源数据库 ”的两个项目，即“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和《中华经典古籍库》。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

　　顾总编辑将古籍数字化的类型概括为三种：古籍保护的数字化、古籍整理的数字化和古籍普及的数字化。这三种类型的数字化其目的和实现途径各不相同，发展模式和技术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基于第二种类型，他将理想的数据库概括了四个特点：1.基于古籍整理成果和规范的海量合法数据；2.基于中文古籍语言特征和文献体系特点的统一标准；3.基于多用户需求的多功能的多媒体服务；4.基于产业化运作的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之后，各位专家学者对当前的古籍数字化发展提出了诸多见解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不同版本的重要性
　　陈尚君教授认为数据库改变了学者的工作习惯，特别是e考据，让以前难以做的古籍整理工作，现在都实现了。陈教授希望数据库中可以收入多个版本，并将所有版本的差异和变化轨迹都反映出来。例如《全唐诗》，目前流行的版本都是明清学人选编的，如果能参照不同版本，甚至摹本和拓本，在精度和高度上提出要求，尽可能恢复唐代的面貌则能实现初衷。

陈尚君教授

　　王友朋先生也建议“古籍库”多收入一些版本，甚至可以采用购买的方式，而且要着眼建立“标准库”和“文本库”。

王友朋先生

赵文斌书记

      柳向春先生认为整理本很重要，但对版本研究者来说意义不大，或者说不够用。同一本书有不同的版本，同一版本的书也会有不同的印本，所以数据库应该尽量配备不同版本的古籍。

柳向春先生

在场的复旦大学博士后也对数据库所收版本提出了看法，数据库作为数字产品，需要考虑市场定位，在面对普通人的时候，一个通用版本即可，但面对专业学者的时候，显然是不够用的。

二、功能和规范的运用
在场的专家学者对《中华经典古籍库》能够自动生成引用格式的功能和图文对照的功能给予了好评，同时在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需求。

刘钊教授希望“古籍库”能够变为开放式的，建立层级审阅制度，由读者指出错误，并有相互讨论的平台，当错误达到一定级别之后可以修改。甚至还可以建立考级制度，通过在数据库中做题的形式来考察自己对古文的阅读能力。此外，他还对古籍中的异体字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讨论。

刘钊教授

龙向阳先生从“前、后台”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可以在后台撰写更好的元数据，实现检索功能的优化，以节省学者更多的时间。电子版和纸质本的形态要对应起来，文本格式的数据不能完全脱离纸质本的形态。此外数据库建设可以与图书馆合作，将图书馆收藏的图像版资料的元数据与数据库中的相关书籍匹配起来，能提供索引即可，不必将图像资料全部录入。最后他说到，后台是读者看不到的，可以在后台做大量的工作和设置，也可以在后台先确立起一系列规范，在实践中可以不断修改；而前台的规范可以暂缓。这样，后台一直就是动态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盗版。

龙向阳先生

杨光辉副馆长说到，索引是西方的理念，中国没有。中国的是目录系统，这对于大数据不是太有用，所以要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结合起来研究数据库的索引。同时，他还针对卷次、卷名和主题词表也提出了许多见解。

杨光辉副馆长

三、对工具书的需求
座谈会的不少学者对工具书提出了需求。刘钊教授认为“古籍库”所收入的类书偏少，应该大量收入《佩文韵府》《太平御览》等书。王友朋先生则对《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提出了收录需求。

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还针对古籍整理平台的研发、文化产品的财政支持、数据库重复建设、OCR识别、版权保护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碧妍女士说：如果中华书局不做古籍数字化这件事情，那么该领域将会被盗版占领。

李碧妍女士

顾青总编辑在最后的总结中感谢了大家的支持和建议，表示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尽快扩充资源的数量并不断研发新的工具，也希望能够和复旦大学这样的高校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