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MzMjI3OA==&mid=2652849347&idx=1&sn=5c950f581a0eff0cd99698137f0b7d46&chksm=

8bd0e01abca7690c3ebef1bab907d78f0810520c7b90a30d50086b04bddb87f84ddd6ba1d15a&mpshare=

1&scene=23&srcid=1220zVjv8n8r7ya5Qp9Q8pBs#rd

汪绍楹先生对古籍整理做出了很多贡献，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我和他只见过两次面，就是为重印《太平广记》而商谈出版说明的改写问题。《太平广记》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汪先生点校的，1959年出版时书前说明只谈到该刻本有两次印本，对点校工作谈得很简略，而且没有署点校者的姓名。1961年，这部《太平广记》随着一批其他书稿转给中华书局后，准备重印。我们循例请原点校者复核一遍，改正了一些排版上的错误，并修改了出版说明。汪先生跟我讲了讲刻本有三个不同印本的情况和校勘的做法。我们建议他把这些写入由他署名的点校说明。汪绍楹先生为人非常谦和，虚心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对点校说明作了改写。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太平广记》的几种重要版本，得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当时为了掌握确切的版本依据，自己也到北京图书馆复核了几卷。我对《太平广记》的版本问题很感兴趣，后来又利用假日去北京图书馆复核了几种版本，作了一点儿笔记——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星期日也开放。我曾萌发了重校一遍《太平广记》的想法，但是限于主客观的条件，始终没有可能实现。直到1986年，我把当年的笔记整理成一篇文章，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这还是从汪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

汪绍楹先生没有固定职业，当时应出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近乎给人打工的做法。我记得当时一般的标点费只有千字三角钱，《太平广记》校勘的工作量比较大，也不知按什么标准付的。中华书局古籍重印时也没有付印数稿酬的制度，可能付了一些修订费。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时没有给点校者署名，也是当时习惯的做法。至于整理的方法，只校改了少数几个显著的错字，一般的异文不出校。当时的风气是，出校异文就说是繁琐校勘，力求简明乃至简单地只以底本为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太平广记》的校勘工作不免有因陋就简的做法，因而造成了一些遗憾。然而汪先生的校点工作是很认真的，在异文的取舍上也显示了他的学识水平。

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太平广记》还是以他的校点本作为最可靠实用的版本，许多新版本实际上只是翻印这个点校本而已。那时候古籍整理者一般都不署名，只由出版社写一个出版说明。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请汪绍楹先生点校的《艺文类聚》，则除了出版者的前言以外，还由汪先生写了一篇《校艺文类聚序》。这篇序言充分体现了点校者的功力和水平。汪先生通过校勘，判定底本已有缺佚、窜乱和妄改。点校本“计据他书及冯舒校本(详后)作校记的，约一千六百多条；径据明本改补的，约一千三百多字。两共三千条左右”。整理者见到的有七种刻本，经过比勘，或同宋本，或同胡序本，以胡缵宗序本最为妥善。因此在校勘中，只采用胡序本与宋本比勘。此外，还采用了冯舒校本。冯氏所据钞本，反有胜于宋本的地方，所以采用了大部分。汪先生根据宋本讳字的杂乱，怀疑现存宋本是南宋末或元初间的覆绍兴间刻本，或至少是个补版的次印本。这些地方说明校勘者对于版本有自己的判断，主要是从逐字逐句的校勘中得出的结论。因此，胡道静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类书》中曾一再引用汪先生所写的《校艺文类聚序》，以代说明。

当然，汪先生还指出，“对某个本子好坏的评价，不当仅以刊刻或抄写的年代早晚作衡量的。例如《四部丛刊》影印《鬼谷子》用明《道藏》本，《吕和叔文集》用述古堂抄本，实际上都有脱缺，反不如后来秦恩复刻本的完备”。这些都是来自校勘实践的真知灼见，足见汪先生真是一位博识多闻的版本学家。他在这段话中，附加了一条注文，引录于此，以备读者参考：《鬼谷子》，《道藏》本《内揵》篇脱四百余字，其他脱讹尚多(见《抱经堂文集》十。《丛刊》初次印本，《鬼谷子》用清秦恩复覆《道藏》本。重印时改用明正统《道藏》本。按秦氏刊《鬼谷子》亦两次。先用《道藏》本，后知有脱讹，改据述古堂钞本重刊。《丛刊》用《道藏》本，不用秦氏重刊述古堂钞本，当以藏本在钞本前，认系善本)；《吕和叔文集》，述古堂钞本，卷六脱《刘公神道碑铭》，《韦公神道碑铭》二首，卷七脱《郑夫人墓志》等五首，秦刊本具存（《丛刊》舍秦刻本用述古堂钞本，当亦同《鬼谷子》，以钞本在前为善本）。

汪绍楹先生校《艺文类聚》，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这一条注文，就可以看出汪先生对古籍版本有非常精深的学术素养，决不是临阵磨枪的打工者。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古籍整理的“专业户”。汪绍楹先生整理的古籍很多，除了《太平广记》、《艺文类聚》两部大书以外，还有《搜神记》、《搜神后记》等，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其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约的稿，转到中华书局后压了好多年。直到1978年，我们才发稿出版，这时汪先生已经去世了。《搜神记》的今本源流不明，真伪莫辨，一向成为疑案。鲁迅说它“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余嘉锡则说：“余谓此书似出后人缀辑，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此但约略就其可考者言之)。若取唐宋以前诸书所引，一一检寻，尚可得其出处，与他书之出于伪撰者不同。”(《四库提要辨证》)汪先生在校注时广征博引，逐条与各种典籍他校，考源钩沉，寻求旁证，对本书的真伪作了切实的考订。虽然有若干条未见他书引作《搜神记》，但是已经可以说明其“与他书之出于伪撰者不同”，大致与余嘉锡先生的考证相近，只是能确认出于干宝原书的还不到“十之八九”。

《搜神记》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印了五万二千册，不到一年就卖完了，第二年就再次印行，到1985年第三次重印，已印了近二十万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们继续发了汪先生整理的《搜神后记》，也印了不少册。据我所知，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时都是预付稿酬，类似一次性买断的书稿。现在出书后销路很好，学术界的反应也很好，我总想送几本样书和补发一些稿酬给作者的家属，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家的后人，这事也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听说，汪先生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家庭生活十分优裕，始终没有就业，后来家道中落，所以就当了一个古籍整理专业户。汪先生整理的古籍，至少还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昭昧詹言》。此外，可能还有一些没署名的。我希望有知情的人能多介绍一些情况，以表对这位为古籍整理做出过不少贡献的专家的敬意。(《书品》，2003年第6期，中华书局)

太平广记（1-10册）
作者： [宋]李昉等编
书号：9787101007336
定价：398.00元

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上下册）
作者： [晋]干宝 撰、[宋]陶潜 撰，李剑国 辑校
书号：9787101051162
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