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类书为中国古籍的编纂形态之一，特点是从各种典籍摘取材料，按某种形式或内容门类分类编排，汇为一书，以便于查阅。据学术界研究，中国最早的类书是三国时曹魏文帝（曹丕）令文士撰辑的《皇览》，此书将知识、典故“随类相从”，便于作诗、著文时择取素材。至唐高宗时成书的《艺文类聚》，类书的体例已然成熟。到了宋代，大型类书接踵而出，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取材浩博，成为资料渊薮。类书所引录的古籍如若佚失，类书即成为辑佚的重要依据。书史注释之书起源更早，经、史、集部之书的注解相辅相成，汉代经学既然成为显学，各家经师都对儒学经典做出解说，注释经典字音、词义和名物、典故的内容，最初是与经典的解说融汇穿插，随后才逐渐有所分离。东汉马融、郑玄都曾注释《尚书》，《尚书》亦经亦史，应劭更注释班固的《汉书》，是史注于东汉后期即已兴起，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昌盛的程度。经史之注，在当时是被看作精深的著述，并非处于原书的附隶地位。在各种史注中，有一种称为“集解”的形式，是征引各家的说法、各种文籍内容，集合各家之解释，因而具备丰富的资料，如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南朝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中佚书遗文，不在少数。裴松之《三国志注》卓有特色，大量条列各书对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对于历史考订和历史研讨很具学术参考价值。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三国志注》并列齐名，虽内容重点不同，但都收录诸多古籍的大量资料，极有助于对残佚之书的补辑。至唐代，李善注释《文选》，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注释《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均略具《三国志注》等书的风尚，广征博引，条列异同，为后世书史辑佚者常常使用。辑佚需要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择取和判断相关资料，其中类书和注释之书所蕴藏的资料，对辑佚来说最为丰富。中国古代书史的辑佚从何时开始。学界尚未得出共识，一般主张是从宋代开始。书史的辑佚起步甚晚，正好说明它是学术研究深化、学术氛围强化的产物，学术整体性的发展不够深入，会缺乏将散佚古籍力图搜讨、尽量恢复的动力。辑佚是需要奉献精神的，学术的氛围不强，甘做学术奉献而不计名利者盖寡，有辑佚功力的学者也会倾向于自行编辑图书，甚或作伪造假，例如像汉代刘向编辑《说苑》、东晋梅赜造作伪《古文尚书》那样，都运用了辑佚手法，在他们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未有真正的辑佚者出现。宋代虽出现辑佚之书，但其学并不旺盛。明代辑佚大有增长，但显得治学粗糙，缺乏严格的求真务实态度，任意摄取材料和随意编排，造成真假混淆者为数不少，如明万历间刊印的屠乔孙《十六国春秋》100卷，曾被直接指斥为作伪。清代是辑佚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辑佚成果灿然。尤其是清乾隆朝《四库全书》馆利用明《永乐大典》等辑出多种佚书，据统计达516种，其中史籍41 种，久佚不存的《旧五代史》被辑出了全书绝大部分内容，宋吴缜《五代史纂误》在史学研究上十分重要，经四库馆辑出，也几乎恢复了原貌。《东观汉记》辑出24 卷，虽远少于原书部帙，但其内容已经弥足珍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部帙巨大，到清代已经世无传本，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20卷，虽非全豹，但已是研究宋史的史料渊薮。宋官方《崇文总目》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书，经辑佚而面世，在古文献学史的研究中意义重大。清代私家的辑佚成就也十分辉煌，出现颇多将辑佚作为主要治学方向的名家，如王谟、马国翰、黄奭、汤球、王仁俊等等，今学界多有论及，此处从略。

　　但清人的辑佚活动，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有的学者为了辑本的内容丰厚，主观上以资料求多为目标，摘取过滥；有的学者则追求辑出之书结构圆满，而依己意予以编排，都是远离了严谨求实的治学原则，所辑之书面目失真，给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增添了混乱。例如《世本》的辑佚，就是个显例。《世本》并非先秦古籍，乃西汉刘向取战国时期流行的庞杂零散资料，参考《史记》的结构，编辑了具有内容分类特征的《世本》。至清代，此书仍然佚失，多人对此书辑佚，都程度不同地揽入了疑似的内容，尤其以秦嘉谟的《世本辑补》为甚。秦氏将《左传》杜预注、《国语》韦昭注等等言及世系、姓氏之类的文句，皆算作源于《世本》，而为了填充内容，更武断地认为《史记 · 世家》的内容乃取自《世本》，径行“援《史记》成文以补之”。这已经算不得辑佚，简直就是随意地另编一书了。而大加扩张内容的《世本》辑本，又被视为先秦之书，于是秦嘉谟认为：“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按照这种颠倒的思路，先秦时本不存在的《世本》，倒成了先秦时期的名著，被捧为一部最早的内容分类性质的通史。

　　清代辑佚出现上述问题，显然是辑佚学的规范未能明确，这在今天也还需要进行研讨，首先应当确认辑佚之作的性质、范围以及加工整理的限度，求真乃是最高的原则，即不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离开原书的真实面貌。如果不了解原书的体例、结构，那就应防止过度的加工整理，没有对文献的深入考察而强作结构性编排，往往造成面目全非。梁启超曾经论述辑佚的规则，将“求备”置于“求真”之前，更强调整编“篇第”，所言并不允当。辑佚家大多自然而然趋向于“求备”和整编“篇第”，弄出许多如刘咸炘所讥讽的“滥”（指滥收遗文、张冠李戴和臆断书名）和“陋”（指臆定体例和篇第）的现象。书史辑佚的定义，应是以尽量恢复原先存在过的书籍为目标，搜集散存在其他文献内的该书资料，按所佚之书本来面目予以纂辑。用旧资料编辑新书，不能属于辑佚，使用原书书名而将资料随意编排，则是扭曲旧籍真相的行为，等同于利用零碎的真材料来制造伪书。迄今不少学者将辑佚的范围画得过宽，连“原本无集而后人汇集其散见之零篇，结成新集”，也归属于辑佚工作，是很不妥当的，“散见之零篇”是并未佚失，“新集”乃为新书，原无此书，何谓辑佚？我们利用佚书的辑本治学，必当判断这一辑本是否越出规范，以免被其中失真的形式和内容所误导。

　　辑佚的成果是部分地恢复已佚之书的原貌，其提供史料而推助历史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清朝四库馆辑佚的《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的《宋会要辑稿》、明清以来多名学者辑存的《古本竹书纪年》等等，在相关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已经不可或缺，成为辑佚成果中的名作。这在许多时贤的撰著中，多有论述，此处不赘。而多数佚史的辑录，在内容丰硕、体式恢复等方面达不到上述名作的程度，此为客观条件所限，无可奈何。但即使辑佚仅获吉光片羽，也具有不应忽视的地位。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大量环节构成的多分支链条，每一时期史学趋向、每一史家、每一史著，都是史学史上或大或小的环节，众多史籍的佚失，必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全景的考察和评判。史籍辑佚重新提供了那些断裂环节的影像，哪怕有些模糊，也十分可贵。清人严可均从《三国志注》辑录东晋孙盛的《异同评》，原书八卷，而辑出者仅寥寥十余条，但综合分析这十余条史料，可知《异同评》乃是孙盛撰著编年史《魏氏春秋》的副产品，独立成书，盖最早的史料考异之作。这比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早七百多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其实是仿从了孙盛之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异同评》辑本提供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史籍辑佚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总之，史籍辑佚的成果，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订、论断，常常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对于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则肯定能够有助于进一步开拓视野，更新认识。

　　三、《 史学辑佚文献汇编》的特点与价值

　　史籍辑佚的成果，若《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古本竹书纪年》等，或因基本恢复了散佚之前的原貌，或虽搜集未全但也已经部帙甚大，或辑佚的史料内容丰富，或其书具备特殊地位，则可以单行刊布，与向来传世的史书同样为学界使用和研讨。不过，史籍辑佚的大量成果难以达到上述辑本的理想状况，很多经尽力搜集后，内容仍然支离零碎，不能显示原书的结构和体系，甚至所得条目甚少且内容平淡，这是受现存文献条件所限，无可强求。这样，许多明清时期的辑佚成果，并未能在历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应用，也并未纳入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视野，而是蛰伏在一些辑佚家的别集中，传布不广。史籍辑本如此，其他古籍的辑佚状况大致类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历年影印出版了大量史籍、史料，2010 年出版了部帙很大的《经学辑佚文献汇编》，于今又出版《史学辑佚文献汇编》，这有功于历史学之史料、文献的基础建设，有助于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推进。本书的编辑，是搜集前人已有的辑佚成果予以影印，按古典的史籍分类结构汇而编之，并非重起炉灶另作辑佚。因此，原有辑本的优点、缺点照样保存，仅提供一种汇刊的现代版本，以文献集结的方式而方便广大学者的利用，是做出历史文献上的供应和奉献。其中收编的许多史籍辑本，包含大量有价值的内容，略一浏览，即有收获。例如王仁俊所辑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汉书许注义》，是对《汉书》的注释，久佚不存，王氏仅辑出遗文30余条，阅览可知卓有特色，发挥了文字学的优长，对字词的解释十分精辟。《汉书 · 食货志》有“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许慎的注释是“鋊，铜屑也。摩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破解了《汉书》这段记述的关键之处。查这项史文也存在于《史记 · 平准书》中，因其中有讹误之字且缺乏明确注解，难知其意，不参考《汉书》的上述许注，不仅读书不懂，更不知汉代经济存在这一种乱象。又如许慎对《汉书 · 艺文志》“堪舆”之书的注释：“堪，天道；舆，地道也。”算得上是一语破的。可见佚失惨重的此书，应为注释《汉书》的精品。

　　朱右曾辑本《周书逸文》，载有许多记事内容与政治格言，有的格言包含了精深的智慧与经验，例如“大知（智）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成功之下，不可久居”；“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等等，散在各种长篇文籍内，少人关注，而辑出条列，十分醒目，是辑本不期而然的好处。在《左传》中有来自“郑书”的两条史料，隐没于浩瀚的史事记述之中，《史学辑佚文献汇编》杂史类内将之做独立辑录，特标示为《郑书》，于是清晰地显示出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均有其历史记载的体制，这种例证很重要、很稀缺，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所亟需。清人茆泮林所辑佚之《世本》，是多种辑本中最务实的一种。因《汉书》言司马迁撰《史记》采录《世本》也采录汉陆贾的《楚汉春秋》，即继而予以辑录。但如若将《楚汉春秋》之辑本与《史记》内容对比研究，可知有很多《楚汉春秋》的遗文是《史记》不曾采入的。唐代刘知几早就指出两书的区别，他说：“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因此有人妄言“全部《楚汉春秋》除次序的变动外，大概一字不改被收入史公的作品中”，全无凭据，乃厚诬之词。可见涉及已佚古籍的评议，辑佚之本最是有利于辨明是非。

　　《史学辑佚文献汇编》作为收载史籍辑本的一部丛书，其结构基本按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编排，即分为“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等等，这种分类当然有其缺点，但最大的优点，是传统的史料分类，比较适应对那种传统社会、传统时代的历史研究。而作为专门收载辑本的丛书而言，又会产生另一优点，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文献资料的“聚合效应”，就是将同类型、同类内容的文献并行展示，便于产生一种联系起来考察、综合予以评判的启迪，起到增强史料鉴择、开辟学术史探索课题的效应。因为辑本书史所辑得的内容，大多处于支离不全的状态，其经过汇编的“聚合效应”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几乎可以认为是《史学辑佚文献汇编》本身自然而然产生的学术价值。试举其例如下：

　　第一，《史学辑佚文献汇编》职官类，收载东汉初期卫宏撰《汉旧仪》与东汉末应劭撰《汉官仪》的几种辑本，条目相当可观。据《隋书 · 经籍志》著录，《汉旧仪》四卷与《汉官仪》十卷，都是当时人对于两汉典志、仪礼的记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皆佚失不传。前书有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本和黄奭辑本，后书有孙星衍、严可均、黄奭等人辑本。汇编一处，除了为研究汉代制度提供了丰富史料之外，还可以将这类典志之书综合起来考察，研讨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专书的起源和发展。从《周礼》到唐代杜佑《通典》的发展历程，《汉旧仪》与《汉官仪》应是重要的中间环节，从现知辑本相当丰富的条目中反观二书的内容类别和编纂形式，并且予以比较，是可能得出一些准确认知的。这是辑本“聚合效应”所提供的启示。

　　第二，《史学辑佚文献汇编》编年类，收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编年史籍的辑本，如张璠《张璠后汉纪》、干宝《干宝晋纪》、徐广《徐广晋纪》、邓粲《邓粲晋纪》、习凿齿《汉晋春秋》、檀道鸾《续晋阳秋》、陆机《陆机惠帝起居注》、李轨《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刘道荟《刘道荟晋起居注》、吴均《齐春秋》等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研究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发展，理应充分注意这些史籍的体式、内容和撰著方法。但是因其佚失而无完整存本，因此至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未将之置于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中定位评析，仅个别有所评介而已。今《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将之荟萃，正应深入地综合探索，推进史学史研究的认知深度，此亦丛书“聚合”所能够发挥的效应。

　　在这些编年史的辑本中，也有十分值得注意的特例，需要认真探讨。虽说是编年体史籍的辑本，但各书所辑得之文，多不含年代，这是因为辑佚来自他书转引，转引者往往在摘录时舍去了年时月日，只抄录人物、事件，致使绝大部分编年史辑本不像编年体。唯有南朝宋刘道荟《刘道荟晋起居注》的辑本例外，在约160个记事条目之中，除极个别文字简略的条目外，各个条目皆不缺年代，年月日俱全者也不在少数。查刘道荟（也写作“刘道会”）曾任北徐州主簿，官职甚低，生平事迹无考。这样的人士何以能够得到晋代大量起居注资料而编纂之？其书佚失之后，清黄奭辑本的资料主要来自《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后汉书注》《初学记》《太平御览》，而以《太平御览》为最多。何以这些类书引录刘道荟《刘道荟晋起居注》之时，就都保留了年代日期？将众多编年体史籍辑本加以对照，发现如此难解之谜，切望学界引为关注。

　　《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只是将已有的史籍辑本照原样收录，不作鉴定研究，这在上文已述。照原样收录的结果，就需要学者在阅读和利用之时，自己格外注意，避免被前人的讹误所误导。例如有王仁俊所辑《晋钞》一书，查此书乃南朝梁御史中丞张缅所撰，原30 卷，久佚。辑本中除晋代之传说，还有两条春秋时晋国的轶闻，是张缅原书如此错乱还是王仁俊失察误收，看来应当咎在辑佚者。而且几条晋代轶闻，也是抄自《说苑》《搜神记》等书，故张缅原书乃为猎奇之抄录，并非信史，需要读者予以注意。编年类内有单列出的《晋阳秋评》一项，为严可均所辑，仅九个条目。但所谓“晋阳秋评”乃是孙盛《晋阳秋》一书内的历史评议，并非另有其书。严可均误会其意，更未详查《隋书 · 经籍志》等，遂率尔操觚，定为专书，读者万万不可以讹传讹。

　　编辑新的丛书或其他形式的文献汇编，本身不属于辑佚，也不包含新的发现，只是给已有某些类别的文献以新的组合、新的样态。但从我们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仅仅是新的组合之本身，就可以带来新的学术启示。当今各大图书馆对丛书、文献的汇编十分青睐，有助于使一些冷僻图书以新组合的姿态扩大流传，结果总会提醒学术界的人士，原来还有这许多的书籍可在研究中予以运用。由此可知，《史学辑佚文献汇编》的影印出版，定然有助于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其理甚明，值得大力欢迎。

　　（《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全6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7 月出版，定价：480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