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到我国的现存“古籍”时，自然是指古人的著述文本，而说到“古籍整理图书”时，则当是指今人对“古籍”进行加工而派生出的各种成果，两者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先有“古籍”，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工作”。有了“古籍整理工作”，然后才有“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是“古籍”的衍生物，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直观体现。这样说似乎有些咬文嚼字，其实不然。作为古籍整理学的专用术语，“古籍”，“古籍整理图书”，它们在理论上确乎是各有界域、泾渭分明的。

       我曾总结过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籍”的定义，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贯穿于这四个方面的一条基本原则，无疑就是时间的下限。按照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期，1911年以前属于古代，此后则为现代（晚清鸦片战争以后“五四”运动以前亦称近代，此不详论）。而按照哲学史家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国学术史的界标，此前属于传统学术，此后则为现代学术。1911年至1919年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1919年是真正的转折点，这样来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进程，恐怕是无可争议的。

       据此，1919年以后成书的著述，就应当视为今人的作品。譬如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刘复等人的《十韵汇编》等，不论其内容与形式同古人是否相同或相近，都已不再适合置身于“古籍”之列，否则“古籍”再难有一个截止日期了。而对原有古籍进行种种加工后形成的图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籍整理工作的种种直接成果，譬如商务印书馆编纂影印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编纂排印的《四部备要》等，其编辑体例、加工手段既与占人相近，也与今人无二致，这些也已不便再阑入古人原著(“古籍”)的范畴。所以，干脆说得绝对一些，1919年以后，不管著述或整理方式是汇刊、辑佚、点校、注释、评议、考证，也不管其出版形式是影印、铅排、线装、洋装，其学术成果皆当纳入“古籍整理”的大范畴，皆宜称为“古籍整理图书”或“古籍研究著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判别古今，将今人所作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同现存的“古籍”遗产区别开来。

       目前在古籍整理界，包括研究部门、教学部门和出版部门，特别是一些专业古籍出版社，还通行一种“新版古籍”的说法。这个“新版古籍”的说法有它的道理，可以成立，但它能否与“古籍整理图书”完全划等号?我以为不能。只要认真探究一下“新版古籍”的指向，就会明白个中的原委。“新版古籍”所强调的是版本之“新”，这个“新”就新在经过了整理加工，所以“新版古籍”常用来概括1949年以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古籍”与“古籍整理图书”的确是相通的。1949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统一由国家规划和领导，国家在政策和财力上给予支持，因而投入力量大，选题有新意，整理方式多种多样，成绩亦斐然可观。把这一时期的古籍整理图书称之为“新版古籍”，名正言顺，也不能说不切题。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看到，这样使用“新版古籍”的概念将会造成两点偏差：

一句话，无论按其时段说，还是按其范围说，“新版古籍”都只能是“古籍整理图书”这个大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它是主要组成部分，但切切不可将它与“古籍整理图书”等量齐观。

（摘自《古籍编辑工作漫谈》，齐鲁书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