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为现代学者的老子研究提供了最古老的文本。《老子帛书》的出土，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时间上缩短了今人与古人的距离。与秦汉以后的古人相比，今天的人们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越过千年，直接阅读秦汉时期的《老子》文本，将两千多年中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误统统摒除，直面老子，直面老子的文字，老子的思想。

　　出土的帛书本《老子》有两种，用篆书抄写的一种，年代较早，“邦”字不讳，为秦代抄本，被称为甲本。用隶书抄写的一种，讳“邦”不讳“恒”，为汉初抄本，被称为乙本。甲本是卷在木棍上的，乙本是折叠的，但由于埋藏地下两千余年，均有破损，而甲本的破损较乙本更为严重。所幸的是，由于一个是卷轴装，一个是折叠装，两种版本所缺损的文字不尽相同，保存下来的文字可以互补。这两个距离老子时代最近的版本，不管是甲本的篆字，还是乙本的隶书，其所保留的信息都是最古老的，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其他版本相比，甲乙两本保留了《老子》95%以上的文字，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如此多的文字存留量，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老子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史，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兼国家档案馆馆长。老子对于周王室图书馆中的典籍非常熟悉，同时精通周王室的各种典礼，而这两者对其著作的影响都不容小视。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孔子曾到洛邑拜老子为师，参观了周王室的典藏档案，还当面向老子请教礼制方面的问题。《礼记 · 曾子问》详细记录了孔子四次问礼的内容。然而老子与孔子对政教礼乐的态度并不相同，老子认为，对古礼的坚持，并不等于奔走呼号，干君游说，更不等于固守成说。他对年轻而热情的孔子泼了一盆冷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 · 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所把握的，是礼制所蕴含的古老思想，他把这种思想融溶在对“道”与“德”的阐发之中。而在孔子看来，老子犹如从云驭风、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的影响。……它们在遥远的蒙昧阶段都曾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它们都有合乎逻辑的发展。”《老子》五千言，正是那个离那个“明确的起点”最近的最原始的思想的胚胎，也正是这个胚胎，孕育了中华古代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一页，直到今天，仍然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熠熠生辉，仍然对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人民起到一种警策作用。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其虚词保存得最为完整，可见它与最初的原始文本有多么接近。它比今天的国家标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规定的善本，还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可以说，它是善本中的善本，是最古老最完美的版本。其甲本抄写所用的篆字，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国家规范文字，其乙本抄写所用的隶书，是汉代的国家规范文字。《老子帛书校注》以帛书乙本为底本，以帛书甲本、郭店楚简本，以及后来的王弼本、傅奕本、河上本五书为校本，相互比勘，从而揭示了老子帛书文本之优，文字之古，思想之幽远。其校注部分，运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知识，破解汉代隶书文字通假的奥秘，探求文字背后的哲学真义。其义述部分，着重从哲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产生老子思想的远古原始社会的背景，破除千百年来笼罩在老子身上的种种迷雾，强调其中华文化的源头与原典性质。

　　本书动笔于1988 年，七易其稿，成书于2002 年。在第四稿时，将部分原稿寄呈钱钟书先生，并请题署书名。书稿原名“帛书老子校注”，钱先生大哲远见，亲自改为“老子帛书校注”，使书名避免了混淆之累。

　　这次增订，除改正个别错字及不当的注释外，主要是增补校注，加强义述。如《六十五》原文中的“请”，当为“精”之假借，原来的注释虽已揭示其假借关系，但现在补入于省吾先生的周密考证，则可达到铁证的地步了。

　　（《老子帛书校注（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 年6月出版，定价：7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