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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发展与史籍辑佚(上)——《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出版 发布时间:2016-10-14 15:56:36   作者:乔治忠  

  中国古籍的辑佚,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源远流长,影响甚大,其中史籍辑佚的意义尤为深远。历代学者在史书辑存的工作中,业绩辉煌,但也颇有偏失。时至今日,史籍辑佚形成的历史文献,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文献宝藏的鉴别、利用、研究和系统的总结,仍有大量的学术空间有待开拓,值得学术界、文化界引为关注和重视。

  一、 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和史籍的繁荣

  中国的书籍和文献何时产生,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时代越远,确切的记载就越缺失,这是考查一般历史和文化史源头的困境所在,而学者大多具有这样的意图,就是通过自己的论证,欲图将一些文化现象的发生时间尽力提前,以致往往判断偏颇。因此,坚持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树立确切的评析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治学原则。在社会文化史的意义上,文献的产生,其标志是以一种文字方式向社会公众或一定群体传播了完整的事实、知识、主张、思想,并且留存其载体继续备用。这里应当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就是行为者制备的文字载体,原本就有着传播及留存备用的目的,也实施了传播性质的运作。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殷商时期的卜辞,就难以认定为古文献的产生。首先,甲骨卜辞是少数人行于密室搞迷信仪式的遗存,其文字载体绝不用于传播,即使口头可以宣传占卜结果,原件也不会展示和流传。其次,殷墟甲骨的发现和发掘,证明甲骨卜辞的堆积毫无保护措施,直接埋在土中,不像留存而极似遗弃,只是事涉神秘行为,心存敬畏,故集中埋葬,防止流播。第三,甲骨卜辞的内容,绝大多数乃是事主卜问行为之吉凶、可否以及日后的应验情况的记录,具有神秘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多缺乏完整的事实、知识和思想主张,或支离片断,或含义不明。学界有不少时贤,主张今之发现的甲骨卜辞是中国殷商时代的档案,甲骨文资料是现知最早的历史文献等等,其言漫漶无根,乃夸饰上古文化状况的主观愿望而已。《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册”字,字形为多枚竹简(或木简)连接成的文籍状态,说明殷商时期确实存在官方的文书,具有产生历史文献的可能性,但是这类典册从来未曾发现,也缺乏更多的间接记载,其内容如何,使用之后怎样处理,一概无从查考,在学术问题上是不应当捕风捉影的,只能置而不论。

  依据现存资料,真正成为最早历史文献和书籍产生之标志者,出现于克商后的西周初年,即至今仍存的《尚书》中某些篇目,如《酒诰》《康诰》《洛诰》《多士》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政府级别的文件,有的是制订成文即广加宣布,事后也不是聊充档案,束之高阁,而是编辑流传,其名称叫作“书”,按时代顺序分称为《夏书》《商书》《周书》。春秋时期人们论政说事,常常引证《夏书》《商书》《周书》或径称“《书》曰”,见于《国语》《左传》的记载颇有多处。可见西周之初就陆续形成的“书”类文献,并非仅仅收藏于王室作为档案,而是纂辑传播,流行于若干诸侯国内。再者,据许多先秦史家考订,称为“商书”的某些文献例如《盘庚》篇,实际也是周初改编成文,如果不是为了传播,西周统治者何必做此工作?因此,西周产生真正的历史文献,甚至编汇多篇文籍成为书籍,是完全可以认定的。

  西周共和行政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按日期顺序连续记载时事的编年体记史活动。中国古代自“共和行政”(公元前841 年)开始,才有了准确的纪年,这一点人所共知,问题是为什么恰恰于此时有了准确纪年,这不能不予以深入分析。第一,中国古代的历法,记日方法和记月方法产生很早,也比较完善,唯独纪年方法十分模糊,至西汉初年也改善颇少。从现存殷商、西周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来看,长期沿用“唯王”若干年(祀)的纪年方式,今存铜器铭文即使有这种纪年,但所属哪一君王,仍然不易判断,这反映出纪年方法的严重缺陷。在这种纪年方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有出现连续的记事典册,才会弥补纪年不明的缺憾,形成准确的纪年体系。因此,公元前841 年开始的准确纪年,应当是与王朝记史体制一同产生,二者本为一事。第二,共和行政是周厉王被国人暴动所驱逐,暂由共伯和执政,据顾颉刚等学者考订,共伯和就是很有历史意识的卫武公,无论这个见解是否确切,但共伯和自应是一位很有政治见识的人物,他很清楚自己的执政只是一个过渡,有必要记录时政,以备将来查验,免遭谴责与祸患。十四年之后,政权平稳地移交给周宣王,未生变故,就是明证。因此,恰好连续记史体制于共和行政时期产生,乃有着十分合理的社会背景。官方按年月时间顺序记录史事,是有目的、有规则的制度化行为,这标志着中国上古历史学的诞生。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具有准确的连续纪年,是与官方体制化的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同时产生,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原因。换言之,中国上古史学的产生,与中国拥有准确的历史纪年是同时产生的同一性的社会文化机制。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了编年体的历史记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齐国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无国不记”,显示了自觉记录史事已经在各诸侯国普遍化。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经普遍制度化,并且用以辅助政治,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使官方的历史学在各个政权先后建立和巩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政治文化部分地走向民间,并且趋于学术化,史学也在私学范围得到迅速发展,史籍《左传》《国语》等等,在编纂水平上已经超过官方的历史记录。至西汉司马迁撰成《史记》,标志着私家史学取得辉煌发展的成就,相形之下,官方史学的主要典籍仍然局限于宫廷内简略的历史记录。但《史记》对西汉政权的某些尖锐批判,刺激了统治者和依从于政权的文化精英,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扬雄、班彪、班固等不少学者,肯定司马迁对于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创举之功,但反对其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念。东汉政权加强了官方史学的建设,汉明帝一方面肯定和支持班固私修的《汉书》,认为该书符合汉朝统治者的意志;一方面批评《史记》的思想倾向,指出:“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从两部私修史书不同立场的体会中,汉明帝决计由官方编撰本朝的纪传史,即后来的《东观汉记》一书。东汉官方修史与东汉政权的兴衰历程相始终,开启了中国独特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格局,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这个矛盾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兴盛发达,很快出现了史籍多样、数量剧增的繁荣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数量和种类的增长十分显著,除纪传体、编年体两大类别的史著并驾齐驱地兴旺发达之外,别史、史考、史评、史注、史钞、传记、典志、簿录、宗族谱牒、地方史志、历史地理、笔记旧事、官方记注以及大量少数民族政权纂辑的史籍和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等等,五光十色,如千帆竞发。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尚承袭刘向、刘歆的图书分类,把《史记》等史书附隶于经部《春秋》类,没有给史籍独立的历史文献地位。西晋荀勖所编的图书目录《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为史籍,已经独立出来。东晋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开后世图书部类按经、史、子、集次序排列之先河。这一方面体现了史籍的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也是史学地位上升的表征。到唐朝纂修的《隋书·经籍志》,图书正式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史部书籍之多,又不能不进行内部的分类。《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籍,粗略统计达到870多种,16550 多卷。其中除了汉末之前的40多种以及隋朝撰写的10多种史籍之外,余下的800多种史籍都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撰述。此外,当时列为“经部”《春秋》类、《尚书》类之书目者,有一些今天也应当视为史籍。这八百多种史书,形式多样,内容纷繁,有不少是属于官修,而更多的属于私修,显示了史学发展多方向探索的趋势。

  东汉之后建立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发展机制,促使史书的增长和史学的繁荣,这个趋势在古代一直持续。但史籍在积累和传承的进程中,也同时伴随着佚失,因此产生历史文献学的诸多问题,古籍辑佚是其中值得关注和继续深入研究的一项。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史籍的辑佚,其他经部、子部、集部诸书的辑佚,不作专门的论述,仅在与史籍辑佚相关涉之时一同提及。

  二、 史籍的佚失与辑佚

  中国史籍的佚失,是自先秦时期即已严重存在的问题,春秋时各个诸侯国的历史记载,绝大部分佚失不存,战国时官、私历史撰述如《虞氏春秋》《铎氏微》等,仅知其书名及间接简介,但并无遗存的史文,说明战国时史籍也大量佚失。在文人数量尚少,书籍书写工具与传布方式都还简陋、落后的状态下,书籍的自然佚失已经造成一些书籍的失传,更有人为地损坏灭裂,称为文化的灾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不少图籍毁于兵燹,而且各诸侯国政权都肆意人为地销毁周代形成的典籍,史称“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秦始皇建立统一政权之后,施行文化专制,在焚书坑儒过程中,“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司马迁对此发出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这是人为地造成大量史籍沦亡的一大历史事件。至汉初,西汉政权即有搜访书籍、恢复文化遗产的官方活动,《今文尚书》由官方复得即为显例。后来西汉中期刘向主持的整理图书,即有保存图籍以防流失的目的。

  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委任刘向主持办理“校中秘书”之事,即校订和整理宫廷内所藏图书文献,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此前,西汉政权曾“求遗书于天下”,随即“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对每一书皆撰写一篇“书录”,说明该书篇目、内容、源流以及整理的经过,上奏朝廷。整个图书整理工作进行了约二十四年或更长时间,后期由刘向之子刘歆主持。这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备受称赞,视为官方整理图书、保存文化遗产的开创之举。但是也正如熊铁基先生指出的那样:“刘向等人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按照他们自己的见识、理解,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因此,这次整理图书虽然大为有利于文献的保存,但也将此前文化遗产的真实面目弄得极其混乱,致使先秦至汉初的书籍、文献,已然大失原貌。这在刘向主持时期,尚非故意作伪,只是出于整理编辑以利于保存,而缺乏保持文献原貌的意识。到了刘歆时期,则有依其私意或别有用心地在书籍内掺入伪造的内容,将原书部分内容篡改、分合就更率性而为了。向、歆父子无论是搜讨文籍予以汇编,还是查寻资料以助作伪,其行为宗旨不属于辑佚,当时并无辑佚之学的概念,但在行为方法上,已经包含着类似后世辑佚的手法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史籍在内的书籍基数大增,日益丰富,但聚散无常,损佚甚多。在政权频繁兴替、战乱反复爆发的时代,书史面对兵燹是极其脆弱的,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使多年积蓄的书籍“一时焚荡,莫不泯尽”,魏、晋两代逐渐聚集,到西晋之末的“永嘉之乱”又多焚毁于战火。六朝政权重视文籍,才彦辈出,图书积累丰厚,但仍聚散无常,尤其是南梁之末,北朝军马攻临都城,梁元帝竟然悲观失态,焚烧图书殆尽。北魏积存书籍颇多,而在尔朱氏的动乱中大批散失。待隋文帝统一全国,秘书监牛弘建议在全国搜访图书,购为官有,一时成为盛事。牛弘还总结了历来图书遭遇灾厄的经历,称有“五厄”(五次大的灾厄),这表明对于如何保藏书史的问题,官方已经上升到十分关注的层次,但对于散佚流失、兵燹摧残,并无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史书佚失和流散,在隋唐之后依然延续,并且原因与此前大致类同。时时发生的意外火灾,是书史一劫,但兵燹仍然是最主要的灾厄。明代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接续牛弘之说,补述了自隋唐到元末的书籍散失又有“五厄”,而这种图书遭受毁灭的厄运尚未底止,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之际长期的战火,清代乾隆时期朝廷查禁“违碍”书籍的运动,太平天国在南方的动荡,都是图书文化的灾难。清末义和团运动中,清军与义和团联合进攻北京东交民巷外国驻华使馆区,弥月不能攻克,清军竟然火烧翰林院,希望大火漫延到使馆区以取胜,结果未能如愿,只可惜翰林院储存的《四库全书》馆当初向全国所征集的海量图书,大部分都化为灰烬,清朝统治者之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其罪恶超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但唐代以后的图书保存,也有了新的有利条件,随着社会文化普及度的提高及整个社会重视文献保存意识的加强,随着私人藏书家的增多,书籍灾厄的损害程度多少有所降低。宋代雕版印刷术逐渐推广,一部书可以印刷多套,雕版可长期地另行保存,提高了书籍的抗毁灭效能。

  虽然我们慨叹书籍在天灾人祸中大量佚失,但也应了解图书的自然淘汰过程,这与人们的选择与爱好相关联。在竹木简册为载体的时代,书籍材质虽为坚固,但不能制作很多副本,一些书籍被淘汰的几率就会大些。纸张普遍使用后,虽抄录副本较为容易,但材质容易糟旧,能否流传下去同样会因为内容、文笔以及人们的是否爱好而结果各异。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声誉良好、学术性强,都有助于书籍复制与流传,降低被淘汰佚失的可能性,但其中也有不少偶然性因素。明确书籍在历史进程中有自然淘汰的机制,是很必要的理念,现时下有不少新出土、新出现的战国、秦汉简册面世,掌控者和研讨者往往大力拔高这些新文献的学术价值,声称依据某些新出现的文献可以改写历史、改写思想史。其实,即使我们暂时放下对某些“出土”文献是否今人伪造的质疑,其中大部分也还是被时代淘汰的劣等文献,与传世之作歧异的内容,大多可能出于好事之徒的胡编乱纂。例如今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之类,似乎未经传布就被古人所摈弃,其不能传世,是有着不可信任之嫌。

  火灾、兵燹,造成的书籍毁灭当然毫无选择性,书籍听其自然的淘汰机制则略具选择性,而由于各个时代思想意识与价值观的局限,也不免会对某些优秀的史籍普遍冷漠,因而推入散佚的绝境,其典型事例之一就是《竹书纪年》的遭遇。该书撰成于战国时期的魏国,未经流传就随葬入墓,沉沦埋没,这恐怕是因为其编辑形式及所载内容,不合乎其时代流行的文化风气和历史传闻。西晋时期,《竹书纪年》极其幸运地出土并且得到朝廷的重视,整理、抄录而成书,轰动一时,引起很大关注,但终因所述古史与儒学构建的古史体系歧异,渐渐被冷落。唐代虽然不乏学者采集《竹书纪年》的资料,但此后官方试图造就儒学思想的一统天下,这一强大的导向力量,终于使颇具异端内容的《竹书纪年》归于湮灭。随着历史文献学意识的强化,随着学术事业的历史性发展,试图恢复已佚书史的举措早晚定会萌生,这是辑佚工作必然兴起、辑佚学能够呈现的逻辑趋向。就史籍而言,起源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和史注之书,给散失、亡佚史籍的辑补提供了条件。

  (《史学辑佚文献汇编》(全6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7 月出版,定价:48000.00 元)

  (未完待续)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