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空间的视角研究文学，于我而言，是一次学术尝试，也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它使我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信不疑，并坚信它是突围文学研究困境、发掘文学研究之学术增长点的重要途径。通过从地域空间的视角对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研究，我更加认识到，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创建，对于拓展文学研究领域，开阔文学研究视野，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发掘文学研究史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将地域空间观念引入文学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空间视角的引入，文学消费和文学传播的研究才因此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空间视角的引入，文学活动与空间生产的互动影响关系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从而改变过去只重空间影响文学而忽略文学创造空间的研究状态。因为空间视角的引入，文学史上诸多令人不解或众说纷纭的问题，如艺术创造与“边缘活力”问题，文学体裁、题材和风格的地域性特征问题，方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

　　或许是论题本身的复杂和难度，尽管我花了四十余万字的笔墨，从地域空间的视角讨论黔中古近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但是，于论题而言，是难尽其详，诸多属于本论题之论域内的问题，尚未完全展开，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于我而言，则是意犹未尽，有待继续开拓。

　　其一，地域文学研究，理当涉及地域内的家族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研究。家族是在特定地域中生存，本身就是地域性的，地域文学实际上就是由若干家族文人集团和家族文学构成的。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讨论地域环境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要探讨文学活动与家族网络之间的关系。于文学而言，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文学又是由若干各具特色的较小地域空间中的地方性文学之集合构成。因此，研究一个较大地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学，理当探讨若干地方性文人集团及其创作，研究其个性特征，分析其相互影响，总结其共同特点，进而获得其较大地域范围内的文学之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黔中地域显著的家族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现象，放在全国文学界来看，亦是比较突出的。如贵阳《潘氏八世诗集》，集潘氏家族二百余年间十三位诗人的诗作；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集徐氏家族三百余年间十六位诗人的诗作；麻哈《艾氏家集》，集艾氏家族三百余年间九代诗人的作品；遵义《黎氏家集》，集黎氏家族百余年间祖孙几代人的部分作品，已达三十八卷之多，另有九十三卷存目。如此显著的文学家族现象，当与黔中地域环境的影响有关。黔中古近代地方性文人团体，亦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如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人集团”，有别集行世者，就有三十多人，可谓极一时之盛，为晚清全国文学界少见的大型地方性文人团体，实乃研究黔中古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现象。

　　另外，我一直觉得“明朝与贵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明朝与贵州之间确实发生过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如明初之建文帝，据说流亡到贵州，在贵州地区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行踪遗迹；明末之永历帝流亡贵州，在贵州安龙建立政权达四年之久。明王朝的一头一尾皆与贵州发生关联，确实是很有意味的事情。我们可依据此类材料研究明清时期贵州人关于建文帝的想象，以及其国家观念和文化认同。“南明王朝与贵州”这项课题亦曾一度进入我的研究视野，至今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兴趣。通过这项研究，可以展现明清转折之际黔中地区的社会格局，以及黔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明清之际黔中遗民群体的文学创作亦值得重视。

　　其二，研究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对文学生产的影响，理当涉及各种文学门类。本书以诗歌研究为主，未及散文、词、曲、小说。其实，黔中古近代散文创作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大量的地记作品，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其地域性特征，自不待言。宦游黔中的田雯，其《黔书》之散文艺术颇具“大山”之灵气，颇有“大山”之风格，可以说，它就是在黔中“大山地理”之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作品。黔中古近代散文创作，号称大家，能在域外发生较大影响者，当推郑珍和黎庶昌。郑珍诗名特盛，学术影响大，故其散文成就往往被掩盖。受郑珍散文影响颇深的黎庶昌，在黔中古近代文学史上，是专以散文见长的第一位作家，其文“颇得坚强之气”，“体势博大”，均是受到大山地理影响所致。所以，研究黔中古近代散文创作，地理环境之影响仍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就黔中古近代文学创作之实际情况看，民族民间文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和影响均可与文人创作相提并论。其受地域环境之影响而呈现出来的地域性特征，当比文人创作更深入更显著。因为文人游走天下，四海为家，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域环境之影响；文人追慕诗学“大传统”，追逐文坛主流时尚，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亦能淡化作品内容和风格上的地域性特征。而民族民间文学基本上是由生于斯、长于斯、亡于斯的民族民间艺人所创作，并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较少受到诗学“大传统”的浸润和文坛主流时尚之感染，所以其地域性特征更显著，或者说，它完全就是地域性的，基本上就是民族性的。因此，研究地域环境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民族民间文学才是最佳的个案研究对象。

　　黔中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且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如久负盛名的傩戏、阳戏、地戏、侗戏、布依戏等等，就受到民族民间文艺理论家的高度重视。若能从地域空间之视角展开研究，定能有所创获，可以提供一个典型个案。又如英雄史诗，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打破了史诗学界关于南方少数民族无英雄史诗的成见。若能从地域空间之视角进行研究，定能有新的发现。

　　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歌，数量和质量皆引人注目。它就是在“大山地理”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山文学”，最能体现黔人的“大山性格”。民歌受地域环境之影响显而易见，民歌亦最能体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所以，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研究，民歌当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

　　另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学术课题。中土主流社会以汉族为主的文学创作题材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经少数民族作家或民间艺人以本民族语言和艺术形式改编成文学作品，这是研究文学传播不可多得的个案。贵州的傩戏、阳戏、地戏、侗戏、布依戏等等，多取自汉族文学题材，其中三国故事、杨家将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最为常见。研究这些民族性、地域性戏曲艺术对中土主流社会的传统文学题材的取舍和改编，亦是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于本书研究主题之深化，亦大有裨益。

　　其三，地理空间视角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野和范围。文学活动有创造地域空间之人文意义的功能，是塑造地方性人文风尚的一种力量；文学活动可以创造空间，可以改造空间，可以赋予空间以文化意义，从而将自然景观升华为人文景观，将一个纯粹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人文环境。在地文人“生产文化记忆”之方式，就是文学活动，通过赋诗作文赋予地理空间的文化意义。地方社会“共襄盛举”，通常是采取编撰民间传说、演绎历史故事的方式，亦是一种文学活动。也就是说，是地方官员搭建物质空间，在地文人和地方社会通过文学活动赋予物质空间以精神意义，从而实现再造空间的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有“贵州人文景观之建构历史与地域特征”研究计划，拟选取贵州境内十余个著名人文景观，逐个进行专题研究。首先考察地方官员构建物质空间的历史沿革，其次广泛搜集在地文人围绕此空间创作的诗词歌赋，再次全面整理民间社会围绕此空间编撰的民间传说和演绎的历史故事；重点通过对在地文人和民间社会的文学活动的分析阐释，研究此空间的人文意义之生成过程及其地域性特征。

　　以上是我是对本书研究的一个反思和省察。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研究，实在是一个论域相当广泛的课题；从地域区位和地理环境之角度研究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可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以上列举的多项课题，既非朝夕可致，亦非一章一节之篇幅所容纳。其中的每一项课题，皆可展开专题研究而撰成专门论著。学无止境，良非虚言。这些问题，留待异日再作探讨，或者学界同仁有意共襄盛举，择其所好而展开研究，亦是我特别希望的。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上海古籍出版社3 月出版，定价： 10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