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七十一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书，最后一篇《周书序》，为各篇篇名解题，实有内容五十九篇。其中，若干篇只有数行，有的地方明显残缺有脱误，难以理解。各篇篇目均作“某某解”，“解”字当是孔晁注此书时所加。《逸周书》的内容，大部分属于记言文字，少数篇目记事。各篇之间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但内容相互独立，文章风格也有明显差异，整体上属于文献汇编性质。各篇均无作者姓名，成书年代不详。《太子晋》记事至春秋中期，成书当在此之后。

　　《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颜师古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这是关于《逸周书》的最早著录，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四个问题：第一，《逸周书》和《周书》是否同一种书；第二，《逸周书》的内容是否属于“诰誓号令”，它与《尚书》有无关系；第三，《逸周书》是否周代史书；第四，今本《逸周书》较唐初多出的十四篇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决。

　　《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多有对《周书》或《周志》的征引，其中有见于今本《尚书》者，也有见于今本《逸周书》者，又有不见于此二书者。据此，先秦时人所谓《周书》或《周志》，未必是编辑定稿的书名，而是对周人之书的泛称。众所周知，很多先秦文献的书名都是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中秘书时所加，如《战国策》等。《汉志》载《周书》七十一篇，亦当是刘向整理出除《尚书》所载之外的周人文章，取《周书》之名以冠之，而未必与先秦时人所称的《周书》或《周志》完全相同。至于所谓“周史记”，只是班固的自注，并不能说明在刘向之前已有这部《周书》。刘向说“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即是认定这是周人之书的遗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始称《逸周书》，称“逸”之意不详。晋郭璞注《尔雅》，唐李善注《文选》，征引称《逸周书》。东汉马融、郑玄征引时仍称《周书》。据此，此书在东汉已有二名，自晋以后定名为《逸周书》。

　　孔子创办私学需要教材，从传世文献中选用课本也是情理中事，孔子或因此编成了《尚书》。汉人认为孔子删定的《尚书》共有百篇，而汉代流传的《今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刘向说《周书》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显然并不认为它是《尚书》的一部分。西汉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发现了一批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古书，其中包括《尚书》，后世称《古文尚书》。现代有学者认为，《古文尚书》本有百篇，除《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外，其余七十一篇就是今本《逸周书》。《逸周书》中的《世俘》与今本《古文尚书》中的《武成》相同，就是证据。此说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同。《今文尚书》中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而《逸周书》中只有一篇《商誓》记夏商之际事，其余均为周人周事，若谓《尚书》逸篇，似乎“逸”得太巧。《古文尚书》是孔安国所传，但传世情况一直不清楚，今本《古文尚书》虽然不一定都是伪作，但与孔安国的《尚书传》究竟有多少关系，还有待地下考古发现的证实。仅凭《世俘》与《武成》的相同，便定论《逸周书》是孔子《尚书》逸篇，似嫌证据不足。《逸周书》既不必是孔子编《尚书》有意不取者，更不必是孔子《尚书》的组成部分，它只是不同于《尚书》的周人文件汇编。

　　刘向说《周书》的内容是“周时诰誓号令”，班固认定为“周史记”，皆以此书为可信的周代史书。至《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虽认定《逸周书》“为三代遗文”，但对其可信性却产生了怀疑：“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总目》所指，主要是《克殷》所载武王伐纣之事。《总目》认定此为“古人必无之事”，即不可凭信，但没有说明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些记载与古代儒生心目中的文王、武王、周公之圣明形象不符。按照孟子的说法，商汤灭夏，文、武亡殷，都是替天行道，诛独夫民贼以解民倒悬，人民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东征而西怨，西征而东怨。王者之师是不可能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凡不符合王者形象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总目》认定《逸周书》不可全信，可能是战国后人所为，正是源于这种观念。现代学者破除了三王盛世的旧观念，认为孟子所说不过是对理想王道的一种表述，《逸周书》记载的武王灭殷反映出来的暴力倾向，才真正符合古代部族英雄的典型形象，故《逸周书》是可信的历史文献。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逸周书》中一些议论文性质的篇章，明显带有战国时人的观念和文章风格，有创作痕迹，也不可完全凭信。

　　《隋书· 经籍志》记载：“ 《周书》十卷。《汲冢书》。”始认为《逸周书》出于汲冢。《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太平御览》等则直接称《汲冢周书》。《总目》对此作了详细考证：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于魏安僖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传》《束晳传》，载汲郡人不準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及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复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

　　实际上，《逸周书》不出于汲冢，并未因此定论。《晋书·束皙传》所列汲冢书篇目中，确有《周书》之名，《总目》考之未审。颜师古已说《逸周书》在唐初仅有四十五篇，今本却有六十篇，多出部分来自何处，《总目》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至近世仍有许多学者认为今本《逸周书》就是《汲冢周书》，或者认为其中有一部分来自《汲冢周书》。但学者们的考证，材料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总目》，故也难以真正推翻《总目》的结论。关于《汲冢周书》的记载，主要有晋荀勖《穆天子传序》、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唐修《晋书·束皙传》、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束皙传》等。这些记载对《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的介绍最多，《周书》之名仅出现一次，且没有任何介绍。若《周书》有诸多篇章，且保存非常完整，又被认为是孔子删《书》之余，各家记载不应只字不提。据各家记载，汲冢书出土时，多有“烬简断札”，且整理者对蝌蚪文字不能尽识，故初次整理已有诸多缺误难通之处。《穆天子传》是其中唯一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者，处处留有“烬简断札”的痕迹。今本《逸周书》中虽然也有一些脱误难通之处，与《穆天子传》相比，可以说整体还算文通字顺，许多长篇大论甚至完全没有“烬简断札”的痕迹，如果说这是出土竹简的整理成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逸周书》不出汲冢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至于今本较唐初多出十五篇，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颜师古所见非当时全本，第二是唐初的四十五篇被后人分割以充七十一篇之数。今本中有若干篇只有数行，文意明显不完整，与其他篇章相较不类，当是后人割裂而成，甚至是后人的伪作，至于何时何人所为则无从考察。

　　《逸周书》中《克殷》《世俘》《作雒》《皇门》等以记事为主的篇章，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真实可信，可以与《尚书》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些学者怀疑《逸周书》的可信性，主要是指占《逸周书》绝大部分的记言篇章。其中，记文王、武王、周公言辞者最多，而文字却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差别巨大，与春秋战国间的文字颇有相近之处。但是，《国语》所记各国贤哲的言辞，《左传》所述先贤圣哲之言，甚至《尚书》所载诰誓号令，是否也有后人加工润色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先秦记言为主的文献，应该都是文人根据已有材料改写而成的，古朴者成书较早，典雅者成书较晚。《左传》《国语》《论语》等，都成书于战国年间，学者们一般并不怀疑其可信性。《逸周书》中即使有一些出自战国人之手的篇章，我们又何必一定不相信它的真实性呢？《尚书》《国语》《论语》都以记言为主，《左传》也记载大量言辞，语体文献或者是周代文化的主要载体。注重记录前贤的语言表述，实际上是重在汲取前人的智慧。重记言而轻记事，或是周人作文的特征。从这一点上说，《逸周书》应是周人文章的汇编，反映着周人的观念。

　　孔子推崇周公，儒家传承着周人的礼乐文明，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由于《尚书》中的《周书》只有十九篇，且与春秋战国间的文风不同，很难确证儒家观念与周人礼乐文明之间的直接联系。《逸周书》正可填补这一空白。《逸周书》所记文王、武王、周公等人之言，与《左传》《国语》《论语》中体现的观念是相近或相通的，使用的许多概念是相同的，明确体现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如果把《逸周书》与《战国策》及其他诸子文献进行比较，更可看出概念与观念的明显区别。《逸周书》不仅记事部分真实可信，其记言部分对研究思想史、文化史同样具有很高价值。《逸周书》的地位，应与《尚书》相近或相同。

　　刘向整理《逸周书》，已认为它是孔子编定《尚书》所不取的篇章，在以经学为正统的时代，它自然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晋五经博士孔晁为它作的简注，成为清代以前唯一的《逸周书》研究成果。孔注本在唐初存四十五篇，元代以来仅有四十二篇，其他篇章没有孔晁注文。清代是历史上文献整理研究最兴盛的时期，研究《逸周书》者也多有名家。卢文弨搜集多种版本及诸家校订，整理出比较有权威性的《逸周书》校注本。王念孙、洪颐煊等对《逸周书》也做过专门研究。朱右曾的《逸周书集训校释》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代表着清代《逸周书》研究的最高水平。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和刘师培的《逸周书补释》，也都各有独到的贡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选择前人研究《逸周书》的优秀成果，按照版本时间依次排列，收录了从晋代至民国的《逸周书》研究著作十五种，汇集成本书。本书的出版对二十世纪末以来逐渐兴起的《逸周书》重新研究，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关《逸周书》成书年代、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有望进一步深入，《逸周书》的价值将得到更多层面的发掘并取得公认。

　　由于年代久远，先秦典籍多数存在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问题。由于各地图书收藏都难以完备，很多优秀的前人研究成果不易找到，更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套以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为后盾选编而成的系列丛书《逸周书》研究文献辑刊，对先秦文献研究者可谓功德无量，一定会大力推动先秦文献研究。研究先秦文献，其功最巨者当属清代学者。清代学者最大的特点，是竭泽而渔地收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辨析考证，以求得出最可信的结论。这套系列丛书所收研究文献多数属于清代的优秀研究成果，故其中的各种资料都极为丰富，实际上就是一座先秦数据宝库，史学、文学、语言、文化等各科学者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先秦研究者备此一套研究文献系列丛书，开展研究工作，或不需走出斗室。

　　（《〈逸周书〉研究文献辑刊》（全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8 月出版，定价：29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