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勉先生走了。真想用他生前爱听的西方古典音乐来为他送行，让那些曾支撑他人生的优美旋律，伴他离开这个纷扰嘈杂的人世。

　　初识先生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初。那时作为应聘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新人，我有幸被分到先生所在的第二编辑室，并由他携带从事编辑工作。先生外表瘦小，带着一副金丝眼镜，精神矍铄，内敛的目光中透着冷静和睿智。他性格沉稳，正如何满子先生在为他的一本书写的小序中说的那样，“绝不是抢镜头的人”，与人相处“有一种含而不露的恳挚”。对于我这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新手，先生关怀有加。我看过的书稿多由他复审，发现问题不仅及时指出，而且循循善诱，分析原因。先生以自己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告诉我，要多读书、慎下笔，在未经查证和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改动原稿，以免因想当然而留下不必要的遗憾。为了开阔我的学术视野，他特地推荐我读《中华两千年史》、《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经典常谈》等书。同时又言传身教，当山东教育出版社筹划编纂《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向社里资深的老编辑、老作者约稿时，先生邀我一起撰写《归有光评传》，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就选择资料、举例引证、排比论述等方面都亲予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先生笔名鲲西，1916 年出生于福建长乐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知名诗人，父亲留学法国，后进入外交界。先生十多岁来上海，之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抗战爆发后，先生随学校一路南迁，来到昆明。接着一面工作，一面寄住于西南联大，旁听中文系一些教授的讲课，从而深受西南联大师友和学风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就职于重庆、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时做过王元化的秘书。1956 年成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又与胡道静、何满子、金性尧、钱伯城等先生共事，相得甚欢。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59 年，先生即因抗战时为美军做过翻译的所谓“历史问题”，被遣送至浙江与安徽交界的乡下劳动教养。这一去就是近20 年，直到1979 年才被“解教”回沪，在刚恢复的古籍出版社和同样经历磨难的何、金、钱等故友重聚了。

　　先生的人生经历可谓坎坷，文章、为人却十分平和。他在1979 年之前很少写文章，之后在《读书》、《万象》、《文汇读书周报》上陆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先后被收入《听音小札》、《三月书窗》、《推窗集》、《深宫里的温沙娘们》、《吴伟业》、《清华园感旧录》等书。读先生的文章，经常能在从容平静的叙述中获取广博的知识和得到智慧的启迪。正如钱伯城先生所评介的那样，“他博览群书，中外兼蓄，尤邃于西学。每拈一题，议论出入今古，精义迭出，启人心智”。这种活跃的写作状况一直持续到90 多岁的高龄。当时曾有人问他原因，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冷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绝然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关心这个世界。”其胸襟之阔大、心地之真诚，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进社不久先生即退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经常造访他在石门路上的寓所。通常是午后两三点，当我走进这座老式大楼，按响门铃，先生便会迎出来，把我带进那个客厅、书房兼卧室的大房间。在靠书桌的沙发上坐下后，先生通常会问近来看什么书稿、读哪些书，写没写文章等等，接着会就其中引出的话题侃侃而谈。这时在一旁忙碌的师母，总会端上一杯热咖啡，或一碗自制的水果甜羹，让我们边吃边聊，在一种惬意舒适的氛围中留下一段段问学请益的美好时光。

　　与先生见最后一次面是在仁济医院的病房。那是2013 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当推开房门看到他静卧在床上的那一刹，我不禁百感交集。就是这样一位出版文化界年届耄期的老人，曾如此热爱生活、执着人生，如今却再也无法用他的学识和智慧去关照他曾关照过的一切了。当我俯下身，近耳问他是否还认得我时，先生清晰而明确地说出八个字：“岂止认识，还很熟悉。”

　　去年深秋的一天，我从出版社的布告栏上得知先生已于两天前去世，并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未能为先生送行，不能不是一种深深的遗憾。现谨以此文追怀往事，吊唁亡灵。

　　（本文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