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不仅是产业革命时期技术发明的产物，而且是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现代社会形成的巨大推手。产业革命后，机械化工业生产取代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生产，生产效率随之极大提高，生产规模极度膨胀，产品亦前所未有的丰富。为维持和推进这样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要求源源不断的原料供给，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开拓的新兴市场。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交通运输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大规模低成本高运速的铁路运输。与传统的水路运输相比，铁路运输具备很多优势，如速度快，运量大，且不受季节（如河面结冰的冬季）、水道等自然条件影响。铁路铺设到哪里，生产就延伸到那里，民众就居住到那里，市场就形成在那里。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经济发展的传送带，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生产及贸易不断扩张的发展特征，亦使得世界历史开启了近代篇章，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这趋势。在这一趋势中，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很关键。欧美各强国的经济发展无一不与这种体系的建设密切相关，其中铁路运输的建设尤为重要。然而，近代中国命运多舛，闭关自守的政策导致了当时中国并没有主动去顺应这一趋势，后被世界大势、战争失败等外力所逼迫而逐步放开。对于现代交通体系的铁路建设清政府亦由起初的排斥到后来渐渐放松。中国境内第一次出现铁路是清同治四年（1865），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的约500米长的一小段铁路。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新兴事物的出现，令京城恐惧。随后步军统领衙门即以“观者骇怪”为由拆除了这段铁路。光绪元年（1875），英国人又在上海建造连接吴淞码头与上海县城间的淞沪铁路15公里，营运不久即被清廷收购并拆毁。邮传部尚书陈璧在《邮政纪要初编序》所言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铁路的态度：“我朝龙兴东土，其初鲜与海国通瀛裨重，风尚阻隔。故海国利用之工技，我往往訾议之，以为淫巧。光绪初，沈文肃公以名臣督两江，且掷巨金购英人铁道于上海吴淞间而毁之。”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下令铺设唐胥铁路，用于连接唐山至胥各庄煤矿，该线后延伸至天津。此后，随着开埠通商的扩大，列强利益瓜分的需要，修筑了中东、京汉、京绥、胶济、北宁、津浦、陇海、沪宁、沪杭甬、粤汉等铁路线。辛亥革命前，中国境内共修建铁路9000余公里，其中80%由列强控制。这些线路连接了港口与城市，深入中国腹地，成了原料与产品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清末民初中国行政管理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运输线，构筑了中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格局。

　　民国肇始，孙中山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于是力主铁路建设，并在《建国方略》中企划了“完成铁道十万英里”的宏伟蓝图。惜其早逝，铁路建设规划未能实现。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迎来“黄金十年”。政府秉承中山先生遗教，十分重视铁路建设。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设立铁道部，专掌铁路兴筑及管理。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颁布了以国有化为主导的《铁道法》，将全国铁路按经营权划分为国营、公营、民营三类，并确立各自的地位：“中央政府经营之铁道称国营铁道，地方政府经营之铁道称公营铁道，人民经营之铁道称民营铁道。”“国营铁道由铁道部管辖”，“公营铁道或民营铁道，由铁道部监督”，并在铁路选路、技术标准、铁道会计等方面受铁道部监督。《铁道法》也在铁路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如财政方面，规定国营铁路在不损及主权及利权的前提下，可借用外资，国营铁道收入“或有盈余，除扩充及整理铁道事业外，应尽先为偿还债务之用”。如工程技术方面，规定铁道轨距应为一公尺四寸（1.435米）。如运输及费用方面，“铁道运价等第联络运输或交互通车，除依法律规定外，应依铁道部所定之规章办理”；运费“由双方协商，协议不谐，由铁道部定之”。《铁道法》规定了铁路建设的方方面面，为铁路的修筑、管理等提供了法律准绳，有利于铁路事业的发展。1927年至1937年共修筑铁路3795公里，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达到11700公里。

　　七七事变爆发，八年抗战展开，国民政府精简组织，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将铁道部并入交通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利用军事物资着手兴建湘黔、湘桂、黔桂、川滇等线路，建成铁路1500公里，支持经济建设、满足军事需求。彼时受战火影响，一些线路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日本为扩大战争，也在东北、华北、海南岛等修建了铁路数千公里。日本投降后，这些尚未受到破坏的铁路被国民政府接受。抗战胜利后，交通部拟定战后“五年铁路建设计划”，但随后的国内战争，使国民政府无暇兼顾铁路建设，铁路修筑亦时常中断，意外频生。清末民国的铁路线路建设奠定了当今铁路的基本框架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铁路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铁路的相关文献的汇集、整理、研究亦十分必要。而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浩如烟海，散见于诸多报纸、图书、档案中。20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编纂《交通史》总论、路政、电政、航空、航政、邮政各篇共37册，其中有关铁路者18册。1963年，宓汝成出版《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三卷（中华书局版），计百万字，将1863年后清末铁路建设资料分门别类排列。2002年，宓汝成先生又推出《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计136万字，整理了民国时期铁路建设的诸多材料。这两套资料均以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铁路权益为中心展开，对于铁路之于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涉及不多。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殷梦霞、李强编选的《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汇编》15册，汇集了民国时期北宁线、平绥线、吉敦线、京粤线、胶济线、陇海线、包宁线、粤滇线以及长渝计划线周边城乡的经济状况调查报告书，开始注重铁路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然诸多重要资料尚未被采入。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资料分年鉴、管理、营运、线路、产业及理论六大类，收录晚晴至民国时期与铁路相关资料140余种，既有全国性的宏观统计，也有关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个区域、各条线路的统计及调查报告，是研究中国近代铁路史、交通史、经济史、社会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汇编。编者力求在宏大的国际视野下考察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动，以近代铁路交通体系引发区域变革为切入点。其所选资料与宓汝成的两套资料内容不重复，两书可相互参看。这些材料多出自清代邮传部、民国政府时期铁道部、交通部的统计汇编，也有各铁路局管理委员会的权威统计，价值极高。如《邮政纪要初编》《次编》汇集清政府铁道章程合同，其中《矿务铁路公共章程》第一条就说：“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总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这明确规定了国家与民营的权利和义务。江西、安徽、浙江等省铁路公司及京张、新宁、川汉等线路章程均规定了定名、办法、募款、分职等具体事务，各章程后附商部相关奏折。又如国民政府的《铁道年鉴》，“就本年度及接近本年度一切行政上业务上之统计比较而横其进退，供以后办事之借鉴，依会计年度，每年出版一次”。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清末民国的铁路兴筑、发展及运营情况。

　　选辑的材料突出铁路作为重要产业部门的宏观统计、管理、营运、各线路状况等技术性特点，努力勾画出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的轨迹、技术与管理状况的宏观形态。如《陇海铁路年鉴》前有总述，记载了车务、工务、机务、会计、驻路各机关、二十一年工作概要，后有结论。这些内容详细记述了陇海铁路线的管理运营等方方面面事务，每个年度的年鉴统计综合起来阅读，整体反映出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状况。再如《交通部规定铁路资本支出分类则例》中的建筑账包括总务费、筹办费、购地、路基筑造、隧道、桥工、路线保卫、轨道、信号及轨闸、车站及房屋、总机器厂、特别机厂、机件、车辆、维持费等费用的分类及归账细则。又如《正太铁路接收纪念刊》记述了正太铁路的兴筑沿革、路线概况、营业情形、管理状况、期满接收的前后事宜。其中有些内容记述相当详尽，如路线具体长度、沿线地形、轨距、历年收支、重要职员姓名表等。

　　选辑材料还有着重体现了各条铁路线对于区域经济及其腹地经济的重要影响力的。铁路的修筑运营无疑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是货物运输即商品的进出口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二是铁路带来的人口市场，甚至直接带动沿线的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经济发展。这些材料在选辑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如《平汉铁路老河口计划支线经济调查报告书》有《总述》《分述》两篇。《总述》说明支线线路、里程，并根据调查所得资料，“估计本支线修成后，最初数年可能之客货运量及进款”；《分述》则具体记述所调查的沿线重要县镇的经济概况及大宗出入口货品情形。本选辑中的几种铁路线路旅游指南体现了交通的便捷推动旅游等产业发展。如《京汉旅行指南》详细记述了京汉铁路沿线各站的风景名胜、列车时刻表，货运客运价格等，并配有名胜摄影图片，书前还有豪华车厢内部摄影图片。这些资料说明了铁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以及铁路管理部门通过运营铁路来获取收益。

　　是辑还收录了一部分民国时期从理论上探讨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间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间关系的代表性著述，以期显示民国时期铁路认识的水准及层次。如金士宣的《铁路运输学》（194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金士宣为我国著名交通运输专家，其在再版自序中称，将以前所著《铁路运输学》参照现代铁路管理各部门进展情形而通盘修正，该书为铁路运输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再如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所编《铁道经济论丛》从经济的角度探讨了铁路运营，既有宏观论述（钟伟成《整顿铁路运输负责之我见》），也有具体问题的论辩（季秉伦《铁路采用铁路特别会计之论辩》），还有中外比较研究（钟伟成《中日两国铁路之运费及业务比较》）。这些问题的辨析论证对铁路发展特别是铁路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沈奏廷的《铁路问题讨论集》讨论了铁路营运实际操作中的三十个问题，如改良货站支配货车制度之商榷、改良两路餐车业务计划书、改善铁路运价意见、售票窗户的改良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立足于铁路改良，为发展铁路解决具体问题。这些铁路论著多从当时的铁路建设实际出发，总结实际经验，讨论实际问题，也有今后铁路的规划、计划书等，以谋求铁路更快更好的发展，代表了当时铁路认识水平，有些对我们现在铁路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再像近代时期那样被动接受，而是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世界。目前，中国的铁路事业发展迅猛，高铁建设更是成绩卓著，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铁路，亦不再由海外传入而“骇为怪物”。反之，中国的高铁建设的技术、经验正在积极走向海外，牵引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铁路——跳动的大动脉，正在使古老的中国再次焕发活力。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全104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定价：78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