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我也做过辞书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手杭州大学蒋礼鸿先生力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其中两次大的增补，字数从“文革”前的初、二版不到十万字猛增到三四十万字，规模空前，其编纂经历也刻骨铭心。尤其是第四版，来稿是在第三版的基础上，先生将读书所得以极其工整的蝇头小楷书于另纸，粘贴在相关段落旁边，以便插入，我戏称之为“放了许多风筝”，印厂以不符合所谓的定、清、齐要求而将其“打入冷宫”冻结一年有余，后从印厂抽回，由我重新剪贴发排。按常规应退作者重新加工，考虑到先生已年迈，不忍其为之操劳；交别人做吧，又恐一旦不慎弄乱而不知如何衔接，无奈只好由我代劳，连续站着操作了几天（这样眼睛视野开阔）才完工。此后又“牛吃蟹”似地为之编了四角号码索引，以便读者检索。苦则苦矣，但我在审稿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回顾以往，在中国辞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辞书，无一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产物，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第一次将九千多汉字用部首分别部居，上下系联，有序排列；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印的《辞源》，着重追溯字、词源流；而继起的中华书局，与时俱进出版了以解字释词为主兼顾百科知识的《辞海》。在我心目中，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具有开创之功，而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则更胜一筹，深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

　　四十多年前我踏上编辑工作岗位之时，曾因不明古汉语通假差点闹出笑话。在审稿中，看到老先生用文言文写的书稿中有“席”某某之论说云云，曾怀疑“席”字有误，为慎重起见，便去翻阅老《辞海》，知“席”乃“袭”的通假字，是承袭的意思，避免了“妄改”；要是冒冒失失地向作者“指瑕”，更要贻笑大方。虽然我在北大读书，学的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听过本师魏建功先生讲授《文字音韵训诂》课，但因一无家学，二在中学时代接触古文太少，所以自称我是“小学（传统语言学）还没毕业”，我得抓紧时间补课。反训问题是我的治学突破口，我将学习心得撰成论文，寄请王力先生指正，先生在一周之内即亲自来信作答，我欣喜无比。后决心专攻通假，为备忘做了不少卡片，使自己得以扫除研读古书的“拦路虎”。后来同事审稿碰到类似问题常来问我，我便查考作答。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便有将个人劳动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就开始编写通假字典，但一度“藏在深闺人未识”。后在无锡参加中国辞书学会年会，得以与福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林玉山先生相识，他认为我费三十几年之功撰著的通假字典“大而全”，说服其领导着眼社会效益，将拙著纳入出版选题，于2006年正式出版。

　　清代学者早就指出：不明通假则不能读古书。前哲时贤关于通假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小型古汉语辞书一般不涉及通假问题。中型辞书，如《辞源》修订本，老《辞海》及新《辞海》，关于通假时有误判，或者别列有某一义项，但未明言乃通假所致，即未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使读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让人对其所云看不真切。所以为助莘莘学子读古书，我发狠心自己动手编一本古汉语通假字典。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南师徐复先生、杭大蒋礼鸿先生，均为《汉语大词典》副主编，有一年来沪参加《汉大》编纂会议，我登门拜访他们，告知我欲编通假字典的心愿，二位先生异口同声赞成，并开列必读书目。学然后知不足，我读完了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有意识地扩大阅读范围，通读了《说文》、《尔雅》、《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台湾编的《中文大辞典》，以及新编的大型辞书《汉字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着重就通假问题作了专题考察，重读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前四史、《资治通鉴》，作了大量的卡片，日积月累，积稿近三百万字。转益多师，是我求学的法宝，以补先天之不足。除了当面请教外，更多的是研读先哲时贤与师友们的专著、论文，开我眼界，启我思考。我编通假字典，可谓一无依傍，全靠自己摸索着前行。一般来说，“例不十，法不立”，但考虑到古籍流传中多有散佚，增加了收集书证的难度，加之现存古籍浩如烟海，我读书未遍，一时未能找到更多书证，只能暂付阙如，以待来日。不过，若经反复考订，能真正坐实敲定的通假实例，即便是孤证，也予以酌情列入。我将收集到的书证，尽可能按时代顺序先后排列，注意既有纵的体现，又有横的展示，以充分说明通假的历史连续性和社会运用的广泛性。

　　编纂通假字典难度极大，一是从古到今，学者之说多有龃龉，不能轻易下结论，所以当代学人多有个别字例论说，绝少有人去编难度颇大的字典。我自知并不聪明，但我有个优点，一辈子喜欢找苦吃，肯下死功夫，人十己百，认定了一个目标，拼命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是要在荆棘丛生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三十多年来，我将固定假日、双休日及工余时间积零为整，采用滚雪球的办法使我的成果越滚越大。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十多年来累积的三百万字的稿子，单由卡片缀集的“长编”在抄录后就重达四十多斤，无奈斗室容纳不下，被当废纸卖了，现在想想还心痛。人们常说“笨鸟先飞”，在编纂通假字典的征途上，我走在一般人前头，但由于我们做编辑工作的，没有在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学者有大段的时间可利用，只能零敲碎打，靠的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即在上海师大学报、淮阴师专《活页文史丛刊》先行刊登通假字典部分条目，后又陆续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苏州大学等学报上，广泛征求意见。这么多年来，我始终相信“勤能补拙”，炎炎夏日挥汗如雨啃古书，凛凛冬天呵冻抄卡片，人家打牌、喝咖啡，我在苦读，常常一天仅睡了四个小时。因没有电脑贮存“战果”，单凭记忆致所抄书证卡片时有重复，工程之艰巨，为始料所不及。别的且不说，单单圆珠笔就用了五六十支之多，我将其收藏在一个铁盒内，待来日拟进行“笔葬”，筑一笔冢以为纪念。

　　编纂通假字典，因无先例可循，凡例之确定自非一日之功。在这之前，我将多年学习先辈著述之心得，加上自己反复琢磨之所获，草成《试论古汉语通假》，刊于《安徽大学学报》。我的科研成果逐渐披露，引起学界关注，有的被认可，吸收在其专著或论文中（蒋先生《通释》增定本就收我一条），从未谋面的何丹先生在杭大编印的《语文战线》上著文将我的观点列为一家之说。有一位古代哲人曾劝人“莫为天下先”，我则主张“要敢为天下先”，张相先生所撰《诗词曲语辞汇释》即带了个好头，蒋礼鸿先生编纂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更是具开创之功，他反复揣摩变文中难解的字义、立目、释义、通文（放在同时代其他古籍中验证），论证精到，足见作者治学严谨。这些都鼓舞着我。

　　众所周知，当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破天荒地编印《唐诗鉴赏辞典》阻力重重，甚至一片反对声，然主持者勇敢地往前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几经努力，大功告成，一版再版，不时修订，成了精品，使当年反对者瞠目结舌，刮目相看。且再接再厉相继编辑出版了《宋诗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成了系列产品，蔚为大观。

　　我亦追随前辈学者，与“勿为天下先”的古训大唱反调，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挑起编纂通假字典的重担。我根据古音通假的原则（即两个字必须古音相同或相近才能通假），遍查字书、韵书，直至大型语文工具书，乃至保存古音古义之方言（古汉语活化石），寻求两字在读音上的纽带，在所列通假字旁一一标注，然后引证字书写下释义，时而点明两字之本义，遇有歧说则间加按断。接着，按时代为序罗列书证，非为“獭祭”，以求坐实。多年看下来，我自认为拙著体例格式尚算科学。

　　编写辞典最重要的一点还要掌握全面的信息，为了克服孤陋寡闻，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积极争取参加有关学会，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能有点成绩的“秘密”，使自己在学界有点知名度所走的“捷径”。年轻的朋友们，要立志做辞书人，先脚踏实地做好编辑工作，努力为人作嫁；若在编辑生涯中找到一个可以深入钻研的课题，或人们尚未开掘的矿藏，就要敢为天下先，下决心去攻克这个堡垒，要把它当做事业去做，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以求。如果你一心向学，根据我的经验，自有学术有专攻的老师相助指点迷津。道德文章，美德代代传，在他们心目中，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使衣钵相传，何乐而不为呢！

　　综上所述，我这个老辞书工作者，既做过辞书编辑，又亲自下海，操刀编著前无古人的通假大字典，算是个“过来人”，今借《古籍新书报》这块宝地，絮絮叨叨一番，寄语年轻的辞书工作者，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开拓，不畏艰难，不怕千辛万苦，去闯出一片新天地来！而我呢，在拙著出版之日即表明我是一个“有始无终”的人，即对通假问题的研究，有开始之日，而无结束之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目前，我正仿照新《辞海》的法则，十年一修订，与时俱进，要将拙著通假字典也来个第二版，为它的增补忙碌着，在初版收五千六百多个通假字的基础上再新增几十个通假字，对原列的通假字补充若干书证，至少增加二三十万字，以进一步充实其内容，扩大其规模，书名则仍拟按草创初衷时所起，叫《古代汉语通假字典稿》，以示立论尽量避免武断，还是谦虚些好。重版之日，再次抛砖引玉，欢迎同好者“向我开炮”，也呼吁出版界朋友，伸出援手，多多补台，玉成其事，一起为攻读古书的莘莘学子助一臂之力。

　　今天，我将我的治学经验及未来的打算和盘托出，期望我的年轻的朋友，与我一起发扬钉子精神，大家互相勉励、鼓劲，一起携手前进吧！

　　（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