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写这本小书，要追溯到2002年初次读到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该书以详备的文献为基础，纵论近代中外学人交往，以及由此对近代中国学术走向所产生的影响，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探讨近代中西史学交流，受桑著的启发，拟撰写一章“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然当时所知有限，无从着手，只好放弃。由于曾经有过设想，后来在翻阅近代文献过程中，但凡遇到与汉学有关的文献，都会记下一笔。近十年来，有关近代文献整理出版甚多，加之海内外各种图书数据库推陈出新，为文献检索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于是在史料搜集方面渐有了较大突破，略感在这方面尚有研究的空间。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原先的研究计划总算可告一段落，此后便全力爬梳有关汉学的近代文献，所获颇多，已不是一章篇幅所能局限，或可做成专著的规模。这本小书就是最近几年来耕耘的一点收获。

　　本书定名为“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为免歧义，需作解题。“域外”主要指欧美、苏俄、日本，并不论及其他国家；本书所论“汉学”，一方面是指严格意义上Sinology，另一方面则是Chinese Studies。外人研究中国学问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指出：“所谓‘中国学’者，是以文献—特别是古典语的文献为资料而研究中国，资料方面是以从来汉学者所用的东西为根干而客观的研究；所谓‘中国研究’家，是以目前中国的事象为资料而研究中国，文献也不能说是不用，但其所用者，大概是用近代语所记载的……前者是古代中国的研究，后者是现代中国的研究。”

　　1948年国内学者陈梦家亦对“汉学”与“中国学”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界分，“所谓汉学，乃指欧洲人所谓的Sinology，此是日本人的支那学的译名。近来在美国似乎有一种趋势，将Sinology一词限制于中国语文的研究，而改用他们所称的Chinese Studies来包括‘国学’一门，其实可翻回来叫‘中国学’。这种小小名词的更动，正代表近代美国人对治理中国学问的一种态度，即是不再追步欧洲学者迂阔而不切实际的读中国古书的办法，而变为美国人实利主义的以治中国学为用的目标。此点由美国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表达其意趣。”对于Sinology一词，民国学者多译成“汉学”，少数译为“中国学”、“支那学”、“中国研究”。对中国现代史学正统派产生影响的是“汉学”（Sinology），至于苏俄、日本左派的中国研究，或谓“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对中国左派史学影响深远。行文中使用的“汉学”，大多数语境下意指Sinology，但有时也指Chinese Studies。“二战”前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与欧洲、日本的汉学传统很不一样，第七章论及的美国学者，有些恐怕不是“汉学家”，而是“中国问题研究者”或“中国学家”；第四章、第五章讨论苏、日左派和魏特夫的中国研究，此类著作当然不能划在狭义上的汉学范围，而是属于中国学领域，或广义上的汉学。

　　所谓“中国现代史学”，时限定在“五四”前后至1949年之前的中国史学，适值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期。“中国现代史学”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内部派别众多、方法各异，理念有别，然本书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史学限于正统派和左派。前者指的是以重考据、重史料、讲实学为取向的史学阵营，包括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洪业一系的史家群体，他们与国际汉学在很多方面颇为默契；后者指与正统派史学分庭抗礼的左派史学（唯物史观派），同样受海外同行如苏联、日本左派中国研究的启发和影响，要者如苏联马札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及日本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等。中国近代学术的所有门类，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欧美、日本汉学或中国学的影响。本书所论有意侧重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互动关联，如果不这样“画地为牢”，以史学为限，则千头万绪，不易理出一条线索。至于其他方面，个人有限的学力与时间都不敢有所涉足。

　　我必须承认，这本小书虽然冠之以“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之名，但无意写一本面面俱到“大而全”的概论性著作。有些专题即使与本课题密切相关，但若已被较彻底处理过，则不再论及。尤其桑兵教授对这一课题作了极有力度的研究，即使十余年之后，有些专题仍不易有根本性的推进，如桑著第四章“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第五章“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第六章“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等，若非有高明者的洞见和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则难免陷入低水平的重复，或尚不及之。因此，为了避免劳而少功，尽量选取有相当学术价值又尚存较大研究余地的专题。本书由八篇专题论文组成：“他人入室”、“域外汉学与古史研究”、“域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在华汉学研究机构”、“北京华文学校”、“民国学界汉学史介研”。其实，本课题还有继续探究的空间，但由于受现代学术制度的限制和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不得不对此项研究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同样地，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学术，实难超越时代与个人的局限。在罔索中深感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由此所带来的苦恼始终纠缠着。研究中外学术交流，对研究者个人素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仅要对中外学术发展大势了然于胸，而且要博通多种语言，广泛占有各种文献资料，如此才有可能对学术有所贡献。我在这些方面都倍感力不从心，除了能使用英文材料外，其他外国语种材料无法使用，即使是英文材料，有些只存在国外图书馆或档案馆，无缘得见。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已是尽我能力之所极了，很是惭愧，所得成绩那么渺小。我热切期待这本小书很快被抛弃、被超越，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幸事而已。

　　（《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