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四十卷，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以明朱谋㙔《水经注笺》为正文，博考群籍，吸取历代《水经注》研究成果，融入个人创见，详加疏证，是一部考证精详、疏之有据、集大成式的历史地理学名著。

　　关于《水经注疏》的学术文化价值，前人有很高的评价。如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评价它“抉择精审，包孕宏富。前修是者，片长必录，非者必严加绳正，至于期当；其引而未申者，稽考不厌其详。故精语络绎，神智焕发，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方志学家朱士嘉说：“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数十年精力于此，遂集诸家之大成，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

　　《水经注疏》的版本情况

　　《水经注疏》的流传与版本情况复杂，目前可知至少有三种全稿抄本：一为“北京本”。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二为“台北本”。一九七一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四十卷。三为“京都本”。二〇一〇年十二月，辽海出版社出版了京都大学的藏本，八开，全二册。陈桥驿教授作序、题写书名。此即日本学者森鹿三向熊会贞求稿时所录出的一种副本。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历年来学术界的讨论，目前学者基本认为“台北本”为《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本”。著名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在《汪辟疆与〈水经注〉》一文中也认同台北本《水经注疏》为熊氏谢世前定稿的说法，称“今台北本的底本，也就是汪氏在《熊会贞遗事》文中所说熊氏最后‘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的这部‘郦疏全稿’，乃是熊氏二十二心血的最后稿本。这部稿本，并不像刘禺生所说，杨氏子孙在熊氏生前就‘阴售疏稿’，而是在熊氏死后，才由杨勉之卖给前中央研究院的”。

　　“台北本”的独特价值

　　首先，“台北本”的价值从“台北本”与“北京本”之间的异文情况就可以看出。杨熊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订，“北京本”和“台北本”就是根据杨熊不同的修订稿本抄出的，因此多有不同。总体来说，两者之间的异文，多以“台北本”为优。“台北本”因一直在熊会贞身边，又经不断修订，增补了许多内容，减少了一些讹误，故总体较优。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四出版的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附录之一《〈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实为“北京本”与“台北本”的详细对勘成果，约有二十万字，校正了许多错误。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一文有卷四十《渐江水》的比勘结果，“北京本在郦注注文上计误六字，漏三十六字；在杨熊疏文上计误十六字，漏一百九十九字，另外还有两处词汇颠倒”，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台北本”有较多的修改，更好地反映了熊会贞的郦学思想，体现了地理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杨守敬去世后，熊氏又修改了二十二年。陈桥驿《熊会贞与〈水经注疏〉》评论说“在郦学研究中，他继承杨氏地理学的衣钵，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疏文的地理学内容方面。同时，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而力图刷新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删节内容上有明显错误的疏文，加入了不少经过他反复推敲的新资料”，“从郦学研究的成果来说，熊会贞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第三，“台北本”仍存在问题，但未有“继事君子”。具有遗言性质的《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称“此全稿覆视，知有大错。旋病，未及修改。请继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数纸第四页所说体例改”。今杨熊稿未经他人整理，故“台北本”仍有整理之价值。以“台北本”为底本，以“北京本”为参校本，出版一种新的整理本，应当是有必要的，也更能反映熊会贞最后的修订状况。

　　尽管《水经注疏》已有多种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而目前认为是最后定稿本的“台北本”在大陆却未出版，为便于读者充分利用其学术成果，凤凰出版社在已出版以北京本《水经注疏》为底本的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整理本后，再一次影印出版台北本《水经注疏》，全书分为三册，与原整理本分册卷次相同，以便学者对读。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促进相关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水经注疏（台北定稿本）》（全3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定价：2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