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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书法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观三十多年来书法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史两个方面。
就书法理论研究而言,90年代初兴起的书法美学热,代表了三十年来书法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在这场学术论辩中,学者本着书法是艺术的基本立场,着意探讨书法的本质和作为艺术的特性;90年代后期,有关书法文化的研究逐渐流行起来。将书法定位成文化无疑扩大了书法的内涵和可供讨论的空间,这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
书法史的研究一直是书法文化研究的重镇。20世纪中叶,一些基础的书法史著作就已经出现,不过这些著作多是鸟瞰式和通论性的资料汇编之作,并没有就书法的多元价值和书法家的历史贡献进行深入的考究。90年代以来,以刘正成先生《中国书法全集》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为标志,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才真正渐成规模,从而成为当代书学领域至为重要的成果。新千年之初,一些颇具深度的书法史研究著作先后出版,特别是以已毕业和在读的高校硕、博士生为主体的研究群体的出现,为书法史研究注入了无穷的活力,这些都表明了书法史研究和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
就书法史研究而言,笔者倾向于从书家个案入手,以人物研究为中心,重视书家传记和年谱编写,在做好周边数据工作的同时,采取“知人论世”的方式对书家的理论和创作进行阐释。对笔者而言,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的研究是同一个过程,彼此没有明确的分野。在实际操作时,笔者倾向于“史源学”的方法,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希望找到史料的源头和逻辑的起点,因此笔者特别注重基础文献的整理。另一方面,笔者选取的书家个案都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如石延年、陆经、黄庭坚同时是文学家,朱长文同时是理学家,这些个案为进行跨学科的书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据笔者统计,见于史籍记载的宋代书家共有900多人。从目前宋代书法史研究的现状来看,进入人们视野的尚不足一半。以曹宝麟先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和方爱龙先生《南宋书法史》为例,仅涉及书人400余位,剩余的数百人,仍长久地掩埋于历史烟尘之中。更不要说对于他们生年卒里、书史行实进行系统地研究了。即使是已经涉及的400多人,大多也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书家生平事迹的不清,势必影响到对其书法史地位的界定,也影响到对书法史进程的全面把握和了解。
曹宝麟先生是当代宋代书法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抱瓮集》和《中国书法全集·米芾·蔡襄·北宋名家》主要侧重于宋代书迹和书人的综合考证。方爱龙先生继之而起,成为南宋书法史研究的重镇。应该说,他们二人的著作奠定了宋代书法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毋庸置疑,宋代书法史研究仍旧存在广阔的空间。两宋数百位书人,从身份上考察,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学士、道流释子。可谓三教九流,能书者众。其中颇有令人瞩目之现象者,试为条述之。
有兄弟皆入书史者,如周起、周越,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苏舜元、苏舜钦,唐询、唐诏,王广渊、王临,韩绛、韩维,刘敞、刘攽,张唐英、张商英,米友仁、米尹仁,徐林、徐兢、徐琛,吕祖谦、吕祖俭,洪适、洪迈等。除了兄弟外,还有父子如苏轼、苏过,薛向、薛绍彭,李隲、李时雍,句中正、句希仲,李焘、李璧,魏了翁、魏克愚,郑侨、郑寅等;叔侄如蒋之奇、蒋璨,沈括、沈辽;父女如章友直、章煎;舅甥如包拯、文勋;夫妻如苏轼、朝云等。或同辈切磋,或长幼相传,或亲近熏染,皆渊源有自,不谬风雅。
在这些书人当中,以家族的面目出现而又长盛不衰的当推赵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理宗赵昀、度宗赵禥书名均见史乘。尤其是宋太宗,命王著摹刻《淳化阁帖》,开书林百世之盛,厥功甚伟。另外,宫闱内外,善书者亦不少,仁宗妻曹皇后、高宗妻吴皇后、宁宗妻杨皇后均负一时之望。而宗室贵游如赵仲忽、赵令穰、赵允宁、赵士聪、赵颢、赵頵、赵惟吉、赵惟和、赵询、赵子昼、赵必睾等翰墨联翩,擅誉一时。除此以外,建州章氏、高平范式、钱塘沈氏、眉山苏氏,亦人才辈出,允为北宋书人大族。
在众多书人中,有两类较为特殊,一是书名满世,而不登载籍;二是片字无存,赫然见载者。前者如王诜,诸书均不载他的小传,盖书名为画名所掩。王诜今有《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卷》和《烟江叠嶂图跋》传世,可谓一世之剧迹。又如苏唐卿为北宋篆书名家,嘉祐中,尝书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刻石于费之县斋,却名不登书史。后者则如司马括,仅见《书录》卷下的记载,再无其他任何生平事迹的线索。除司马括之外,尚有《书录》中的释茂蒋、释梦贞、释苑基、释德止、释省肇、释素垧等,皆此类。
见录于书史者,有着各种因缘,并非全以艺术水平为标准。或因位望,或因文章,或托以事,或附以人。《宣和书谱》不载苏、黄,便是政治影响艺术的显证。而北宋名臣陈尧佐号称“堆墨八分”,张商英作草书连自己都不认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留名书史。另外有更多的书人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机遇而存录见赏。如南宋曾宏父所刻《凤墅残帖》所收十余位书人,从来不见经传,但是因为与曾氏家族的雪泥鸿爪之缘而被载入书史。在这些书人中,颇有身份显赫者。南宋李大性,广东肇庆人,著名的考据学家,乃岭南最早见于刻帖之书家。此帖即《凤墅残帖》中所收七绝五首,虽为孤篇,且非专门名家,但足可驰誉岭南、流响百世。
有宋三百余年,道释之流,递相腾涌,故僧道书人亦复不少。僧人名号,较为复杂,且行踪不定,致有遗漏者。如黄龙慧南,为一时名僧,书宗颜真卿,颇得时誉,事迹亦班班可考,但书史不载。另如真净克文、灵源惟清、惠洪觉范皆如此。《宣和书谱》去取甚严,才得北宋书人24位,其中缁流一——释法晖,道流二——陈景元、钟离权。释法晖并非名僧,而钟离权则事涉虚诞。此可见《宣和书谱》去取失当,亦可窥徽宗朝佞道风气之一斑。释梦英本为宋初名僧,书名震耀寰宇。而《宣和书谱》卷二云:“若梦英之徒,为种种形似,远取名以流后世,如所谓仙人务光偃薤之篆,是皆不经语,学者羞之,兹故不录。”然梦英之名,不因《宣和书谱》不录而不彰,可知历史自有其客观一面。
欧阳修曾有人物“幸不幸”之叹,两宋书人不幸者甚多,如周越、王著,本为一世名士,但由于人品学识的原因致使书名藉甚。王著片字无存,周越留存有《千字文》跋尾墨迹,而跋尾中又对王著有讥诮之语。王著越发显得不幸。周越作品除了墨迹之外,尚有刻帖数件,而且其弟子马寻有题名石刻传世,不愧“韩门弟子”。如今对于周越的研究与评价有转变的趋向,周氏可谓幸矣!两宋女书人甚多,但多为杜甫家黄四娘之类。如蔡襄之于妓王英英、黄庭坚之于女仙徐清、苏轼之于徐州营妓马眄等等。托名而传,诸才女亦可谓三生有幸。
史传寂寥,错讹之处在所难免。钟离权乃传说中的神仙,本为五代时人,《宣和书谱》将之误作宋人;司马炼师本为唐人,而《书史会要》却当作宋人存录;章友直字伯益,乃建州章氏子,章得象后人,本姓“章”,却时常被误作“张伯益”、“张友直”。《书史会要》甚至将北宋另一位草书家张友正与之相混。书史上有同姓名易相混者,如宋代有三个李建中,两个陆(陈)经,两个王著。另外名不同而字同者亦不鲜见,如以“才翁”为字者,有苏舜元、石苍舒(亦作才美),另外尚有画家王英孙。研史者不可不知。
宋代书人尚文艺,且以多能相标,不仅留心书事,而且雅善丹青。双栖书画者如苏轼、李公麟、米芾、晁补之、晁说之、张舜民、刘泾、赵令穰、赵叔盎、赵士暕、王诜、苏过、任谊、米友仁、朱敦儒等。就书法而言,五体皆能者微乎其微。有宋一朝,以行草书最为兴盛,篆书次之,而楷隶最下。善篆则有徐铉、徐锴、李无惑、郑文宝、查道、高绅、申革、葛湍、尹熙古、李建中、梦英、章友直、王寿卿、陈晞、毕仲荀、文勋、李康年、苏唐卿、李孝扬、杨南仲、句希仲、王洙、邵必、张有等,草书则有周越、文同、杜衍、苏舜元、苏舜钦、释言法华、张友正、黄庭坚、王升、石苍舒、葛长庚等。
就书家个体而言,可以分为有作品传世和没有作品传世两类。而传世作品又有碑刻和墨迹的不同。特别是一些碑刻作品,或隐于郊野,或埋入壤泉;或见于著录而今已不存,或现身当世而不被重视。书家影响又各不相同,影响大者屡见史乘,影响小者罕有提及,或名不副实,或隔代闻名。
从学术层面讲,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值得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价值都是一样的,笔者从来不认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历史人物重要与否,有时候取决于人们对他的关注和研究程度,换句话说,有些历史人物,是因为我们认为他重要,他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比如过去认为历史上第一个使用长锋羊毫的人是蔡京,经过笔者的研究发现,北宋神宗朝的张友正才是历史上第一位使用长锋羊毫的人。经过这样的颠覆,书法史就会不断地被改写,历史学的价值和独特魅力也会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每个历史人物都是一个丰满完整的个体,他的历史成就往往是多方面的,书法只是一个身份的标签,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不应该有畛域的限制。而在实际上,也只有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完整的历史面貌时,才能更深刻地领会他曾经扮演的书法史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史研究从来就不只是艺术史的分支,他更是文化史、文学史、绘画史的同路人和合作者。
书法和所有其他艺术史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它更加强调人文和历史的内涵,宋代以来,书法形成了“归本于人”、“先文后墨”的历史倾向,有关书法的所有叙述、评论、鉴赏、研究都离不开背后的“人”的因素。因此,在当今各种观念和思潮在不断冲击传统学术的背景之下,坚守传统学术的立场,继承“知人论世”的传统,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旧是书法史研究的主流和必须坚持的方向。
当代以来,书法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可谓突飞猛进,特别是大量图像数据的出版、网络资源和电子古籍的应用,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查找资料变得相对容易,这为大规模编撰书家年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笔者新近出版的《北宋书家丛考》,包括了李建中、周越、石延年、唐询、苏舜元、陆经、沈辽、朱长文八位书家,以书家年谱为经,以专题考证为纬。大凡史传、政书、类书、书目、地方史志、金石书画、诗文评、笔记、杂考、总集、别集之属,皆能网罗其中;对于书家生卒、家世、行历、交游、著述、书法活动等考证力破余地。尤其在专题研究中,从目录、版本、辑佚的角度详考周越《古今法书苑》和朱长文《墨池编》,在人物研究之外,涉及书家著述和书法理论问题,这响应了上文的一个论点: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研究是同一个过程,彼此没有明确的分野。
笔者试图展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一幅编年的历史画卷,各种与书法有关的和无关的人物粉墨登场,这里没有任何编者意图的介入,只存在人物活动的各种偶然性的事件,这或许就是所谓真正的“书法史”了。就本书而言,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样的“历史”描述得更加充分和清晰而已。
(《北宋书家丛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定价:78.00元)